文学价值的体认

人们对周瘦鹃的印象大多来自对他的文学价值的评价，这种文学评价经历了从遮蔽到祛蔽的过程。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余夏云《雅俗的对峙：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三次历史斗争》谈及“新文学势力”对周瘦鹃的言语攻击。这些批评者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其中鲁迅的态度就是一例。20世纪20、30年代，鲁迅点名批评周瘦鹃，说他“摇头摆尾”“强弩之末”，“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他还讽刺道：“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1]鲁迅指责的是周瘦鹃的派别意识、选稿私心，而非文字低俗、人品恶劣。这可以从鲁迅的一段话看出来：

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2]

20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对周瘦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在号召全国的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联合战线的宣言中这样说道：“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3]后来，周瘦鹃的名字出现在鲁迅起草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名单列表中，这说明鲁迅并非全盘否定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因此仅仅依据文学评价来论断周瘦鹃肯定是不客观的。即便从文学评价来看，周瘦鹃也属于被“五四作家”误伤的群体。无论是经他编辑发表还是他亲自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的质量绝不能以“低俗”简单断论。众所周知，他编辑的杂志坚持按刊物特性严格选稿，图画、插图、文字三方面都严格选刊，颇蒙国内外人士所赞许。在小说创作上更是如此，他写过一篇小说《酒徒之妻》，借“王医生”之口返评自己和自己的这篇《酒徒之妻》的内容，这种令人眼前一亮的画中画、镜中镜的叙事手法与欧美小说相比也堪称“前卫”^[4]。

20世纪80年代前，周瘦鹃很少以正面形象进入官方编纂的文学史、出版史、文化史著作中。80年代后，研究者才开始有一定规模地整析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品，“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1984年，魏绍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和芮和师、范伯群等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中编选了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并辅以列传、索引和评价。王智毅在《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家周瘦鹃》中提议将周瘦鹃与一般鸳鸯蝴蝶派区别开来，给他一个实事求是的较高的评价。1993年，王智毅、魏绍昌、袁进、赵孝萱、范伯群主张将周瘦鹃“列入近现代文学的史册之中”，确认了他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后各大名人辞典如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1982）、李盛平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1989）、李宇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1989）、异天、戈德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1993）等都收录了对周瘦鹃的正向评价。范伯群在《周瘦鹃和〈礼拜六〉》中从重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新派与旧派文人地位的高度来评价周瘦鹃“作品虽有封建残余的部分，但也有承传民族美德的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范伯群在《周瘦鹃论》中为数十年来围绕周瘦鹃的众口不一的争议以高屋建瓴的视野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指出周瘦鹃“著、译、编皆能，又是杰出的园艺盆景专家”^[5]，至此周瘦鹃集创作、翻译、编辑与园艺的四大成就终于获得全面完整的学术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