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昆曲艺术
百戏之祖昆曲体现了以文人趣味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凝聚了文人之雅。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以来，文人士大夫都自认为是中华文明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15]在破雅入俗的20世纪初，昆曲中包含的文人趣味和“五四作家”致力打破的旧文学、旧传统是同质的，所以崇尚新文学、革命文学的“五四作家”不喜欢昆曲，但与之相反，以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是尊雅重雅的昆曲文化的延续者。
江南一地是“文人昆曲传统”衍滋地。陈去病说：松陵水乡，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嘉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之士人拿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16]余怀在《三吴游览志》中提到赏曲之游的场景：初七，小雨。移舟三板桥，招王公沂相见。忆去年暮春，公沂与吴中诸君邀余清泛，挟丽人，坐观音殿前，奏伎丝肉杂陈，宫徴竞作，或吹洞箫、度雅曲，或挝渔阳鼓，唱“大江东”，观者如堵墙。人生行乐耳，此不足以自豪耶？[17]彼时上海中学不少家境殷实的学生早早接触昆曲，周瘦鹃与周吟萍在校园因昆曲而识，周瘦鹃赞扬周吟萍：红牙按拍歌喉脆，常有游鱼出水听；记得华堂曾度曲，春莺百啭牡丹亭。自此以后，昆曲从艺术欣赏化作情感体验嵌入他的社会性人格，构成他优雅抒情的独特气质。
民国时期昆曲虽然没落，但毕竟在中国流行数百年，在上海仍存余温。一些戏院仍上演昆曲，如浣华社曾在开明大戏院演《廉锦枫》。北京昆剧乐群社来上海也在开明大戏院会串，“人满之患”，“台席甫揭，楼上下彩声如雷”[18]。民间亦有不少曲友串演。自清道光年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城内较为出名的曲社总数不下50个。民国时期，啸社曾于1936年邀请浙江海宁永言社、桐乡陶社、嘉兴怡情社等会唱，参加者共77人，盛极一时，“红牙檀板之声，每届串演，即满城空巷往观”，爱好昆曲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以挽回昆曲颓势。[19]昆曲之音在上海街巷的绕梁不绝为周瘦鹃接触昆曲提供了条件。昆剧传习所由上海企业家穆藕初接办，组建“仙霓社”在上海“笑舞台”“大世界”“小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演出，周瘦鹃就常去作座上客。[20]周瘦鹃工作稳定，收入丰实，常于闲暇时间看戏听曲。他不喜欢京剧，即使名角碧云霞的戏也觉“闷气”[21]，但婉转动人的昆曲常令他动情至深。周瘦鹃参加曲会之时，与他一起的朋友常有“倚虹独鹤慕琴诸子”，“咸为击节称赏不置”[22]。周瘦鹃的好友多居于苏州，他们中不少人从小受到昆曲熏陶，有些人甚至会唱曲，“吾邑文人，习声调者，恒聚一曲社，互相研求”[23]。包天笑小时候对于戏剧、说书、歌唱、杂耍等十分熟悉，年轻时还在曲会唱过昆曲。他回忆道：
我在廿三岁的时候，又馆在刘家滨尤氏了。那年正是前清光绪二十四年……我所教的是巽甫姑丈的两位孙子，即子青哥之子；以及咏之表姑丈的一个孙子，即听彝兄之子……他们常到我书房里……有一时期，他们几位小弟兄，在我书房里，设了一个曲会，请了一位笛师教曲，我倒不免有些见猎心喜了。因为我从小就常看昆剧，又乱七八糟的看过那些曲本，略有一点门径，他们一定要拉我入会……那个时候，苏州的拍曲子，非常盛行，这些世家子弟，差不多都能哼几句……凡是青年学曲，都是喜唱小生，因为那些曲本，都是描写才子佳人……我亦学唱小生……初学曲子唱小生的，都先唱《西楼记》中的一出“楼会”……我也是如此，这“懒画眉”共有五句，只是前三句，我唱了一月多，也未能纯熟，而且是日日夜夜在唱……回到家里时，有时深更半夜的哼起来……（曲师）说：“你的嗓子，带雌而又能拔高，最好是唱老旦”……“老旦不容易呢，许多昆曲班里，没有一个好老旦，即如京戏里，老旦也是凤毛麟角呢。”[24]
陈小蝶在诗文、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小蝶……母朱懒云夫人，亦善吟咏，怀孕十二月而生小蝶。小蝶受胎中诗教特久，故生而奇慧，十岁即能倚声，又喜唱昆曲，其封翁（照例如此，老蝶勿笑我）常为之□笛”[25]。
周瘦鹃平常在与昆曲人的唱和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去康定路双清别墅拜访“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徐凌云，看见他家中陈列的老干山栀子，放在不同的瓷盆、瓷碗、瓷碟里，十分欣喜。周瘦鹃赞扬俞振飞“渊源家学，腹有诗书”“能书能画”“写得一手好文章”“腹有诗书气自华”“无怪艺事也会登峰造极了”“一甩袖，一亮相，唱一句，笑一声，都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称得上“极优美的艺术品”。[26]周瘦鹃之所以不喜京剧而钟情昆曲，与昆曲行腔优美、缠绵婉转的“艺术性”高度相关，而昆曲人潜心读书、以学养戏的做法更令他心生敬佩。
周瘦鹃的朋友中，懂昆曲、擅文学的袁寒云最令他眷系。袁寒云乃昆曲名家，拿手之戏有《小宴·惊变》，屡与名家合作，“丰神俊逸，情意温存，令人想见当年天宝风流”。[27]周瘦鹃在上海期间与他天天在一起切磋文艺。两人诗画往来，袁寒云赠过周瘦鹃一幅行体立幅，内容为袁寒云为法国文人施各德的爱情故事写的一首有感而发的词，被周瘦鹃裱起来挂在家里珍藏。[28]袁寒云在浙江嘉兴举行赈灾游艺会，表演昆剧，拉着周瘦鹃一起去。周瘦鹃记道：
是夕仍往精严寺游艺会，昆剧场演员如昨。有某君演《照镜》，突梯滑稽，可发一噱。寒云与高君叔谦合演《折柳》、《阳关》压轴。予向汪子假（借）得《遏云阁曲谱》，按字听辨，倍觉有味。寒云之李十郎，高君之霍小玉，摩拟特工，当把别时，阳关一曲，红泪双抛，其宛转缠绵处，直可抵江文通《别赋》一百篇也。[29]
值得一提的是，袁寒云的文学素养很高，他与周瘦鹃在文学创作的方式与旨归上可谓志同道合。他曾批评新文学是：一班妄徒、拿外国的文法、做中国的小说、还要加上外国的圈点、用外国的款式、什么的呀、底呀、地呀、闹得乌烟瘴气、一句通顺的句子也没有。而且矛头直指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
海上某大书店出的一种小说杂志、从前很有点价值、今年忽然也新起来了、内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创作、所谓创作呢、文法、学外国的样、圈点、学外国的样、款式、学外国的样、甚至连纪年、也用的是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还要老著脸皮、说是创作、难道学了外国、就算创作吗、这种杂志、既然变了非驴非马、稍微有点小说智识的、是决不去看他、就是去翻翻他、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顶多看上三五句、也就要头昏脑涨、废然掩卷了。[30]
周瘦鹃引袁寒云为知己。袁寒云去世后，周瘦鹃为之写的悼词是：十年来倾盖相交，爱我深情如手足。千里外招魂何处，哭君无泪裂肝肠[31]。
晚明江南精致文化的璀璨，经历了清朝统治的压制与萎缩，到民国时期文化传承的全面崩溃，再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兵燹战乱与折腾，到了21世纪还能慢慢复兴，是历史上令人感慨的文化奇迹。奇迹缘何发生？既有昆曲唱腔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的艺术魅力，也有周瘦鹃这样的文人推助之功。周瘦鹃不直接从事昆曲案头创作，而是利用传媒为昆曲人提供良好舆论，让更多市民认识和喜欢昆曲，扩大昆曲的接受市场。
《申报》自由谈副刊创办于1911年8月24日，终刊于1949年4月24日，从1919年到1931年为周瘦鹃主编。在《申报》寸版寸金的条件下，周瘦鹃共刊发多篇昆曲文章（表4）介绍昆曲历史，讲述昆曲人故事，再现演出场景，诠解昆曲特点，以复其本源，达其本真，使读者增进对昆曲的了解。正如江南顾九《西昆杂忆》称“吾邑文人，习声调者，恒聚一曲社，互相研求”，“年来昆剧，经少数名士之鼓吹，渐现趋时之象”[32]。彼时昆曲走向没落，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昆剧谈》详细梳理“小世界”上演的《白罗衫》的版本沿革，在白罗衫全本坊间无印本，各曲社及戏班所演出者，只见数出[33]的背景下，保留了《白罗衫》折子戏不同的修改版本，展示了昆曲人对变化的市场环境的适应性。彼时业内存在昆曲向俗而走的识见，主张昆曲学习京剧的表演程式和台词脚本。《申报》自由谈副刊的观点却惊人的一致：必须坚守昆曲优雅本色。《咏霓曲社》明言反驳“昆曲没落皆因曲词不俗”的误识，称“昆曲之所以能传递不替者，正以其曲词之高雅不俗耳，其艺术上历史上均有吾辈值得提倡之价值”[34]。《京昆之绝大关系》提及京剧、昆剧各有特色，京剧俗昆剧雅是其各自的特点。昆剧虽然没落，但工尺严格，有工尺谱流传，仍可复苏。京剧虽然流行一时，但随意修改、没有定式的表演看起来热闹动人，却“漫无稽考”[35]，反不如昆曲有长远的生命力。原汁原味的昆曲升堂入室，乱弹皮簧灰飞烟灭。这与主编周瘦鹃对昆曲之正宗雅味的认同是合契的。他编发的这些昆曲文章所持“忠实体现固有优雅风貌”的识见，在后来的昆曲艺术传承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表4 周瘦鹃主编《申报》自由谈副刊刊发的昆曲文章
续表
《申报》自由谈副刊采用连载方式。《昆曲丛话》分13天连载，《西昆杂忆》分14天连载。连载有助于形成固定的读者群。《京昆绝大之关系》《西昆杂忆》《西昆片羽》《曲与昆腔》《昆曲说微》详细介绍了昆曲及班社发展历史。《昆曲丛话》以人名作篇名，文笔洗练地记载了咸同年间各行业人投身昆曲界的故事。其中“张八”一篇尤为生动：“咸同间，我邑著名之正净，曰张八，本业骨董，境奇窘。偶闻人歌，喜而效之，声闻里外。某名伶授之曲，不数年名震一邑。遂入班为伶，顾能戏不多，性尤落拓。一日演刀会，装扮未完，掀帘遽出，既觉，乃擎袖障面，俾他人在旁徐徐整理焉。后人效之，至今刀会上场，未有不障面者矣。”[36]周瘦鹃《志远东昆剧》则以补白笔法勾勒昆曲名家神态：“俞振飞君之吕布，以英爽胜；张某良君之王允，以老到胜；袁区波君之貂蝉，以妩媚胜，荟斯众妙，遂成绝唱。”[37]连载机制、史家气质、文学笔法推动了昆曲在市民社会的传播。周瘦鹃荫庇昆曲种子的作用不能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周瘦鹃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去礼堂观演。1954年9月，“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赴沪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演的二十余场剧目《十五贯》《长生殿》《贩马记》等昆剧本戏及《扫秦》《挡马》《相梁》《刺梁》《寄子》《下山》《醉皂》《刘唐》《断桥》《问探》《狗洞》《梳妆》等昆剧传统折子戏，周瘦鹃大都看过。1956年，江苏省文化局和苏州文化局主办举行昆剧观摩盛会。周传瑛率浙江昆剧团承担了这次演出。“传”字辈师兄弟从仙霓社散班后，首次重新聚会。南昆领袖人物俞振飞先生从香港归来不久，虽年近花甲，但风姿神韵依旧。昆剧名家、徐园主人、70岁高龄的徐凌云老先生和他的公子徐子权也来了。会演的规模并不大，时间也不长，却是昆剧历史上一次盛会。周瘦鹃抱着病，连夜前去观赏，乐此不疲[38]。湖南省郴州专区的湘昆剧团和江苏省苏昆剧团的一团、三团联合公演时，周瘦鹃一连半个月夜夜看戏，乐以忘倦，他在写给旅居海外的女儿周瑛（图26）的信中写道：“一连半个多月，夜夜如此，这是我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纪录。但你可不要吃惊，当作爸爸出了什么意外的事，其实是忙着看戏罢了，你想我夜夜看戏，连看半个多月，不是够忙了吗？”[39]
图26 周瑛和丈夫、孩子
浙昆剧团在苏州演出《十五贯》时，周瘦鹃去看了，发现尽管演出卖力，但上座率很低。周瘦鹃邀了浙昆艺人和老友范烟桥、程小青来紫兰小筑，边喝咖啡边聊改编问题。周瘦鹃的女儿曾回忆了这些名士们聚在紫兰小筑里讨论的情形：
父亲和程老、范老、谢老、顾老（小青、烟桥、孝思、公硕）在紫藤架下围坐着，谈笑风生，母亲正在沏茶、装糖果，我好奇地站在一旁探探头问母亲：“妈，爸爸他们一定又大发诗兴了。”母亲端着茶盘笑着说：“今天他们正在商讨着大事呢。”……父亲侃侃而谈的时候，我悄悄地溜走了，不能再打扰他们，因为父亲和伯伯们要商谈苏州园林的修建，要对挖掘姑苏历史文物，繁荣苏剧、评弹、昆剧三朵艺术之花等等提出许多建议。[40]
周瘦鹃明确提出昆苏分家：昆是昆，苏是苏，不要混在一起，两不讨好。苏昆的合流经历了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不同阶段。[41]昆苏混合是有历史原因的。昆曲的深奥词藻引不来观众，只好演出“新型苏剧”糊口。昆剧之所以能勉力维系，昆苏混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因此丢弃昆剧特色。昆剧具有完整的声乐理论体系，强调字与声、声与情的相互作用，将声音作为情感的重要艺术手段，发展出符合中国人发声的“字音理论”[42]，昆剧总有一天要独立发展。周瘦鹃认为，昆剧应向苏剧学习通俗化表达技法。昆剧《十五贯》要改剧本，让剧本更符合普通群众口味。
1955年秋，浙江省文化管理部门成立以黄源、郑伯永、周传瑛、毛传淞、朱国梁、陈静等6人为成员的改编小组。他们采纳了周瘦鹃的意见，做到昆苏分开，不再是昆苏剧。改编者遵循“减头绪”“立主脑”“密针线”的传统戏剧创作原则，将原来26出旧传奇本删繁就简为8出，保留熊友兰、苏戌娟沉冤被雪一条线索，突出表现况钟为民请命的负责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办案作风，忠实了昆剧的特色。周瘦鹃赞道：“剧情集中了，剧本精简了，选取了通俗化的词句，让观众一看就懂”，“唱词都是昆腔，十分动听”[43]。
周瘦鹃主张昆苏分家，并不是说要昆苏彼此断绝联系，而是说要尊重昆剧和苏剧自身艺术特色，只有分开了，认识自己的特色，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挽救自己。他后来致力于苏剧《十五贯》改编工作，提出苏剧要姓“苏”，扭转观众“昆苏一锅”的审美偏差。[44]在政治协商委员会议的文娱晚会舞台上苏剧《十五贯》的开场前，他说：“我们仍要一以贯之地爱护他们，培养他们，使他们一天天壮大起来，千万不要忽视这一份新生力量。今后我要像京剧《三娘教子》里那个忠心耿耿的老家人老薛保一样，全心全意地帮助主母把小东人好好地教养长大，指望他一飞冲天，一鸣惊人”。[45]
周瘦鹃不仅将昆曲之美融入文学创作，以昆曲之灵性填涂创作之底色，而且亲自参与了昆曲的改编，主张昆曲循照其艺术规律的发展，利用大众媒介宣传和传播昆曲，开拓了传播昆曲的新空间。他在欣赏、评鉴昆曲及与昆曲人的日常交往中，帮助他们巩固了坚守戏台的自尊，促进他们为广大市民知晓，守卫了低潮期的昆曲，延续了明清以来的“文人昆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整体对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戏曲价值评价不高。罗荪《论鸳鸯蝴蝶派对戏曲的思想影响》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一股浊流”，对戏曲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46]，“言情”戏曲充满“颓废、没落、感伤、糜烂、疯狂、混乱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47]。周瘦鹃以文学活动、交往活动沿承“文人昆曲”传统的做法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作为上海市民大众文坛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48]，他驱动的不只是市民大众文学的发展，而是包括文学、昆曲等多样艺术形式在内的综合艺术的发展。他的价值是超越文学的。近代以来文人群体已经衰落，但文人推助昆曲发展的余温犹存。不少当代文人如余秋雨、白先勇、苏童、于丹、杨守松等都在传播昆曲上做出一定贡献，但昆曲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研究对象和创作题材，而非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昆曲传播缺乏“昆我交融”的浑然一体感。从艺术维度和生活维度调动文人传播昆曲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复苏“文人昆曲”传统，接好周瘦鹃递来的昆曲传承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