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塑造新面貌
在种花植草的园艺劳动中，周瘦鹃重拾了生活的诗性。他的居住环境不再是拥挤嘈杂的市井，工作环境不再是散发石墨味的印刷厂和狭小逼仄的报馆，交往环境不再是灯红酒绿的餐店歌场，他来到了清新自然的花圃中，成为自由审美、自由劳动的主体，这使他感觉如获新生，“我性爱花木，终年为花木颠倒，为花木服务；服务之暇，还要向故纸堆中找寻有关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晨钞暝写，积累起来，作为枕中秘笈”[41]。他也爱屋及乌地偏爱颂花的诗词，在晨钞暝写之余，还要在花前三复诵之，觉此花此诗，堪称双绝，真的是花不负诗，诗不负花了，他还将自己的工作比喻成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文艺，一条腿是园艺[42]。园艺既是一种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表现他为人民服务志向的社会主义劳动，他对园艺的追求和新中国的政治方向显现出一致性。
周瘦鹃将园艺劳动带来的幸福愉悦感融入散文创作中，浇灌成融劳动之美和文艺之美于一炉的充满强烈情感和生命力的写作新类型——“园艺散文”。他常在散文中提到紫兰小筑，如“我苏州园子里”“吾家紫罗兰庵南窗外”“吾园弄月池畔”，向读者不无骄傲地介绍“园艺散文”的创作地。这些园艺散文和他早年创作的谈情说爱的小说不同，主要描述了他“莳花做盆”的劳动经历和体验，契合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现实，鲜明地呈现出以社会主义劳动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他的园艺散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图20）、俄文版《人民中国》、英文版《中国建设》上。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册出版，如《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花花草草》，还有诗集《农村杂唱》。周瘦鹃“盆景专家”的形象因此广为人知。他在园艺散文中将园艺视为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代表，抒发对生活、自然、社会的真切感悟[43]，行文风格简单质朴，显示出明朗、向上之底蕴[44]，主题、立场和语言上都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成了“人民文学”的新类型，表征出“园艺家”身份与“为人民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从而获得社会主义新文学市场的支持。人们兴致勃勃地阅读和热烈地赞美周瘦鹃的园艺散文，令他坚定了从旧社会作家向新社会劳动者的身份转型的信心。
图20 周瘦鹃发表于1961年6月18日 《新民晚报》的文章《红英动日华》
值得注意的是，周瘦鹃在散文里很少提起自己的“文学家”身份，而是反复提及园艺喜好，这与他的政治警觉有关。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政治上宣告了鸳蝴文学的破产。新中国成立后，鸳鸯蝴蝶派作家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45]周瘦鹃的文学事业得到了旧社会评价体系的高度认可，那些曾经批评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获得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认，他擅长的“你侬我侬”的小说早已没了市场，“人民文学”作为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合法作品也成了文学市场的主要类型。他为自己的“文学家”身份感到的焦虑直到后来被官方正式认可后才慢慢褪去，所以他从“文学家”到“园艺家”的转型是在时代发展、文化演进和心理调适中渐渐完成的。
劳动的审美功能包括生命运动的功能。生命机体需要一定的活动来满足本身的运动要求。劳动生产作为全身筋肉活动，是机体得以充分活动的一种方式[46]，能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欢乐，从而产生强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周瘦鹃18岁时就犯了须发眉尽皆脱落而且不再长出的重疾，身体底子薄，加上长年脑力劳作令周瘦鹃积劳成疾，使得他不由感叹：“吾们这笔耕墨耨的生活，委实和苦力人没有甚么分别”[47]。气喘常常折磨着他，“席散已将九时，愚以病咳遄归，不及观是夕舞踊之盛，为憾事耳”[48]。他还有肠胃痛和肺部的疾病，1929年他在《上海画报》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两叶坏肺”。他这么形容自己：“别号最带苦相的要算是我的瘦鹃两字。杜鹃已是天地间的苦鸟，常在夜半啼血的，如今加上一个瘦字，分明是一头啼血啼瘦的杜鹃。这个苦岂不是不折不扣十足的苦么。”[49]“啼血”隐喻着他的肺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园艺劳动不仅给他带来了形体的健康，而且带来了内心的愉悦。在紫兰小筑的一次花木种植劳动后，他欣喜地说：
有些种在地上的花枝，没法移到室内去作供的，我就等它开到八九分时，就剪了下来插在瓷瓶里或水盘里，作为几案上的清供，像春天的玉兰、海棠、绣球、牡丹、芍药、蔷薇、月季等，夏天的广玉兰、水葫芦、大丽、菖兰、萱花、莲花等，都是插花的好材料。到得布置就绪供上几案之后，还须天天留意他们的精神面貌，傍晚总得移到室外去过夜，吸收露水。供了二三天，如果发见花瓣上有些焦黄，就把它略略修剪一下，直到花瓣脱落，没法维持下去时，才掉换新花，重行布置起来。有些花像容易脱落的凌霄和美人蕉等，花朵散落在地，十分可惜，我就一朵朵拾起来放在浅水盘里作供，也可观赏二三天之久，一面还可随时轮换，直到原株上花朵开尽为止。就是那些瓷瓶和水盘中插供的残花败叶，我也决不随意丢掉，而放到草汁缸中去作为绿肥。[50]
图21 周瘦鹃侍弄盆景
园林劳动改变了周瘦鹃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和精神品质，使他显现出积极健康的劳动精神，“说也奇怪，我似乎也受了这些小生物生气勃勃的感染，顿觉精神焕发，满身平添了活力”[51]。周瘦鹃在劳动中挥洒汗水，既增强体力，又心情舒畅（图21）。他欣然于自己在日常起居之所“凤来仪室”中与花草为伴的美好生活，“我每天在这里阅报读书，眼睛花了，就停下来看看这些展品中的蒲石和小竹。写作告一段落时，就放下了笔，看看那几个山水小盆景，神游于明山媚水之间。一日三餐，我也是在这里独个儿吃的，边吃边看那些五色缤纷的瓶花，似乎增加了食欲”[52]。曾经受困于体倦神乏的周瘦鹃对园艺劳动带来的身心健康颇感自豪：
今日年已花甲的我，矫健活泼，仍像旧日的我一模一样。曾有一位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问明了我的年龄，他竟不相信，说我活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为什么我现在还不见老呢？实是得力于爱好劳动之故。二十年来，我从没有病倒过一天，连阿司匹林也是与我无缘的。我的腰脚仍然很健，一口气可以走上北寺塔的最高层，一口气也可跑上天平山的上白云，朋友们都说我生着一双飞毛腿，信不信由你！[53]
园艺劳动给周瘦鹃带来了强壮的身体和勃发的精神，是以他乐呵呵地自称“新中国的老少年”[54]。他在园艺劳动中获得的不再是稿酬之乐，而是劳动者身份获得认可的内心愉悦，是脱去物质束缚后的心灵自由。人们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中还能直观到自己，意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得到感性的显现，产生美感，感到一种自由创造的愉快。在创造性劳动中，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愿望，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力量，表现出勇敢、坚毅、灵巧、机敏等可贵的品质。[55]劳动给周瘦鹃带来了通透的身心愉悦，产生了他的劳动生活美学，首先表现为进入新社会后无比欣喜的情感。贾植芳说周瘦鹃跨过旧时代的门槛，满怀喜悦和感奋的心情，是贴切合理的。[56]周瘦鹃曾将苏州视作“劳动之城”，认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构成了最美的生命力，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赞美“劳动苏州”：“苏州好，非复旧吴城。烟突林林如笋茁，机声轧轧作雷鸣，工业创新生。”[57]他通过对工农阶级等劳动人民群体的赞美，首先表达了对劳动者新身份的热烈渴望和从充满焦虑的谋生劳动向田园诗般的园艺劳动转化后的快乐心情。其次表现为对来之不易的时代机遇的把握之意和奋起直追的进取之心。周瘦鹃说抓紧时间，好自为之，做一个新时代里力争上游的老少年[58]，他的意思并非想赚钱养家，而是用劳动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增瓦。周瘦鹃将劳动视为报答新中国政府知遇之恩的回馈。他时刻准备着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创作方式讴歌与赞美新社会，为新中国的前行鼓劲加油。
劳动从创造必要物质资料的本能活动转变成生活需要的自觉活动，在现实中和逻辑上都把理性的先验结构、感受的普遍本质还复给劳动本身。人审视对象、反思自我、批判世界不再依赖于任何外在规律，只秉承美的规律。[59]盆景艺术作为周瘦鹃的劳动生活美学的凝练与结晶，展现出了亮眼的技艺之美。所谓技艺之美，指人在物质生产经历中对艺术化，情趣化的艺术表现，强调了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中对艺术化和情趣化等因素的追求。[60]要之，他的盆景艺术之美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首先，善于借势自然。在制作菊花盆景时，周瘦鹃将自然引入方寸间，营造无穷意境出来，“我的盆菊都取自然的姿态，不象人家菊花会中的一般盆菊，枝枝都用竹子支撑扎得齐齐整整地呆在那里”，他的理念是“在可能范围内听其自然，好象是生在墙边篱角一样这才符合它那清高的品格，而不同凡卉了”[61]。这种效仿自然，亲近自然的盆景艺术来自对于大自然的现实景观的仔细观察，必须“胸有丘壑”，在游山玩水中观察大自然的造景艺术，从岩壑、溪滩、田野、村落及崇山峻岭之间寻觅奇树怪石，利用或改造以作制作盆景的好材料。同时必须“腹有诗书”，知识经验来自经常观摩古今名画，以供参考，挑选合适的构图，用作盆景的范本。[62]研究者这样评价他的盆景艺术：“以文人意趣挑拣天然山石花木，欣赏它们蕴含的‘笔意’，却不绳束以显‘笔意’”[63]，“富于审美观念，爱花成癖。不论盆栽盆景，经他设置，都成佳品”[64]。周瘦鹃向往自然，却不以人的意念强行改造自然，而主张充分利用自然已有条件，将人工优势与自然优势巧妙融合，从而塑造出生机盎然的新景观。
其次，精于景观搭配。第一，盆景与器皿的搭配。紫兰小筑里的花篮形大红袍陶盆中种着“松间明月”，翡翠色六角形瓷盆种着“八宝珠环”，清代嘉、道年间名家杨彭年手制的八角形紫黄色陶盆中种着“紫玉盘”，“深紫色的花瓣形成一片，恰象盘子模样”[65]，菊花颜色和盆器的颜色、质地形成了美的和谐与统一。周瘦鹃在插花时注重瓶器与插枝花叶的大小、数量、形状、色彩及陪衬的物品的协调。他曾用古老的浅水盘插一枝半悬崖的朱砂红梅，用一只旧茶壶插黄菊花配猩红的枸杞子，“妙趣横生”[66]。第二，盆景与外界环境的搭配。他在园子里“梅屋”的东角和西角的矮几上放置两盆绿梅，与屋影的婆娑光线映衬出疏影横斜的美感。“凤来仪室”的窗外，种下素心腊梅，旁边配上天竹，相偎相依，恰像两个好朋友[67]，树、竹、窗和黄花红叶，颜色与位置的协调恰到好处，体现了造园艺术的借景手法。第三，色彩的搭配。他在菊花盆景的制作中，将粉霞色的“织女”旁边配上浅紫色的小菊花，老树桩后配上五朵火黄色的大菊花，三盆名菊的颜色分别是绿心细白瓣的绿窗纱影，配着一枝金镶碧玉竹的黄菊“电掣金蛇”，以及嫣红丁香菊。[68]
再次，长于意境创造。周瘦鹃善于使用看似普通的器皿与花草搭配以营造别具一格的意境。郑逸梅曾认为破瓮不适合用来栽种名花，但周瘦鹃反其道而行之，用破缸栽种竹子与紫罗兰，结果效果出奇的好，看过的人赞不绝口，见者佥誉其美[69]。在名为“孟浩然踏雪寻梅”的盆景中，他在紫陶的长方形浅盆里种一株只开了二三朵花的枯干的宫粉梅，在枝干上、石块上、枝条上和土面上，都洒了一些石粉，借此代雪；盆的一角，安放一个戴着风帽披着斗篷的彩陶老叟造像，在这个盆景中，倚斜作态，老气横秋的树身搭配彩陶老叟，一副诗人踏雪寻梅的盎然景象呼之欲出。[70]在网师园的盆景展览中，他贡献的一块红色的浮石横峰种着一株小小翠柏，简单清隽，借用了小说《红岩》的名称，通过对革命者、劳动者的讴歌提升了艺术境界，博得观众好评。[71]周瘦鹃借此表达他对美的认识：美，不应是士子的无聊消遣与空虚慨叹，而应是劳动者的奋斗欢歌与前进号声，反映社会新风尚、响应时代新召唤的美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有的美。
时人无不赞美周瘦鹃“创造美丽”的劳动，劳动产品的美也给周瘦鹃带来了沉甸甸的成就感。谢孝思称紫罗兰庵不愧为苏州住家中的“人间天堂”[72]。郑逸梅记录下紫兰小筑中花木繁盛的景观：“种植梅花很多，有红梅、绿梅、白梅、胭脂梅、朱砂梅、送春梅等，疏影横斜，香袭襟袖，人们称它为小香雪海。他徘徊其间，大有南面王不易之概。竹有十个不同品种，如紫竹、斑竹、文竹、棕竹、观音竹、寿星竹、凤尾竹、飞白竹、佛肚竹、金镶碧玉嵌竹，又有从洞庭山晚香书屋庭院中移来的方竹，成为君子之林。其他如一丛紫杜鹃，乃潘祖荫家旧物。”[73]彩色电影纪录片《苏州园林》和《盆景》中每个园林的修建，周瘦鹃都参与贡献过力量；《盆景》一片中的盆景，十分之八是周瘦鹃栽植的盆景，周瘦鹃自豪地称之为多年来劳动的成果[74]。周瘦鹃在园艺领域的表现使他从脑力劳动者转为合格的体力劳动者，并且完全够得上“园艺家”资格了。
融洽舒畅的劳动关系是劳动美学的主要标志。与世界诸关系的和谐是人类自由的标志。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是建筑在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两者之上的人与世界关系的高级形态。[75]周瘦鹃与他人形成了并非基于身份、资产而是基于尊重、信任的劳动交往关系，使得以往清高的周瘦鹃产生了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厚情感。老花工张世京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就为周瘦鹃家修剪花木，打理紫兰小筑。周瘦鹃视其如家人，常和老张一起劳动，“我跟花工老张就合伙儿忙开了，把那些连盆埋在泥地里过冬的许多大、中型树桩盆景一一挖起，分别布置起来。我又亲自地把温室中的百余个小盆景移了出来，陈列在前廊外的三层木架上作了一番整理”[76]。周瘦鹃这样描述他与老张在紫兰小筑美丽的花木世界中的劳动经历：
园工老张，有个常年老例，一见玉兰花开，他就向自己下动员令，趁着四五个无风无雨的晴天，忙把那些连盆埋在地下过冬的大型和中型的盆景，一盆盆挖了起来陈列好了。我的一双手本来是闲不住的，眼瞧着老张干劲十足，也就加一把劲，把那许多保藏在温室中作冬眠的小盆景，用木盘子盛着……[77]
由此可见，在紫兰小筑中，周瘦鹃和老张的关系不是雇佣的关系，而是相互帮助、一起劳动的合作关系，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的人际交往关系。[78]
周瘦鹃在紫兰小筑中接待了来自祖国各地以至国外的无数嘉宾，不论是知名人士，还是一般群众，均一视同仁、以礼相待[79]，他不倚老卖老，对每一位来临的贵客都礼貌周至[80]。其中既有普通劳动者，也有记者，如人民画报摄影师[81]，梅兰芳传记艺术影片摄制小组[82]，还有各种文艺工作者如《西厢记》艺术模型的制作者陈文蔚[83]等。中法建交后第一位来苏州的法国客人汪德迈，因为读过周瘦鹃的《花弄影集》，慕名来紫兰小筑拜访。周瘦鹃向他详细介绍中国的插花、盆景艺术，并送《花前琐记》《花弄影集》《行云集》三册和两套盆景图片一套插花图片。[84]周瘦鹃邀日本岩波书店写真文库编辑部主任名取洋之助赏花，客人对着一盆名为“秋江”的绿菊最为欣赏，欣然摄入镜头。[85]朝鲜朋友张在德来苏州紫兰小筑拜访，周瘦鹃带他观摩历年珍藏的大型和中型古陶盆。张在德临走前把周瘦鹃用来栽花莳草的锯剪等工具和爱莲堂的几个盆景摄影留念，回国“参考”。[86]郑逸梅也说提到紫兰小筑中“一日之间，三变其色”的醉芙蓉和唐代白居易手植的“古槐枯干”吸引得“日本及民主德国名流往观，均摄影而去”[87]。漂洋过海的园艺作品向世界展现出“生活周瘦鹃”的新形象。
周瘦鹃在紫兰小筑里与来宾们热烈交流着花草文化和花木种植方法。这种交往不同于文学同人吟风弄月式的交往，而是围绕着“劳动生活”这一新社会的主流议题而开展的、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崇高使命感为中心的、充满昂扬向上情怀与相互扶持的无私情感的交往。正如朱安平所说：“在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营造下，周家花园更是成为苏派盆景一个重要基地而闻名于国内外，先后刊行彩色画片，拍摄为彩色电影记录片，多次在全国各地展播。一年四季到紫兰小筑参观的来宾络绎不绝，他们中有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的远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还有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不论是知名人士，还是一般群众，周瘦鹃均一视同仁、以礼相待，人们漫步于花木丛中，分享着主人辛勤劳动的欢欣。当作别时，他总是习惯地把来访者引进紫罗兰庵，一面亲自磨墨，一面请来访者签名留念。这是紫兰小筑最为鼎盛的时期。”[88]紫兰小筑成了周瘦鹃与劳动人民阶层建立互补互助、互通互信的联系的新场域。作为园艺劳动的成果，紫兰小筑的盆景多次走出小园、走向大众，成为他的劳动生活美学的传播载体。广州文化公园“苏州盆景展览”期间，周瘦鹃认真阅读了观赏盆景的群众写下的意见，与广州市盆景艺术研究会的三十多位会员见面，忙着接待新闻记者、摄影记者、诗人、词客、画家、文艺工作者、园艺工作者等。[89]在网师园的一次展览中，周瘦鹃“独个儿将一座‘濯缨水阁’包了下来”[90]。他欣喜地说道：“我这陶渊明、林和靖式的现代隐士，突然走出了栗里，跑下了孤山，大踏步走上十字街头，面向广大的群众了。”[91]在那个私人生活被政治化的时代，紫兰小筑成为周瘦鹃与劳动人民良性互动的公共艺术空间。他的园艺劳动既建立起他通向劳动人民的身份连接，也打通了劳动人民领略生活美学的审美连接。
周瘦鹃的人生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一是20世纪20年代从科举入仕的旧文人向依靠现代文学市场谋生的新文人的“生计转型”，通过对现代性器物的占有和现代意识的演绎，形成市场化的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产业主导下的公共空间，参与都市文化建设，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92]，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家”的身份。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学创作取向协同变化的“生活化转型”，这种将个人生活融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转型确立了他的“园艺家”的身份，即从文学家向园艺家的转移过渡[93]。20世纪现代文人普遍经历了身份的第二次转型，然而研究的落脚点却有不同。学者多将目光对准“延安时期”从上海到延安的左翼文人，研究他们在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中的心态。这一时期通俗文学作家们多半居于上海等繁华都市，所以他们没有经历“革命化”的身份转型。他们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中，也就是从旧社会的文学市场里孵化出的文人转变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应该说，“劳动者”转型和“革命者”转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通俗文学作家并未担任相关文化部门的要职，没有进入“文学 政治”的核心，他们的转型更接近于“生活化转型”而不是“政治化转型”。换言之，20世纪现代文人的转型形成了“生活化转型”和“政治化转型”的两种范式。在两种范式的比较视野下，作为通俗文学作家代表的周瘦鹃的第二次转型的考察意义就显现出来。
青年的周瘦鹃勤劳努力创造美好生活，中年的他用生活美学重构心灵安宁，走向了更加包容随和的境界。他在莳花弄草、修篱烹茶的生活中显示出应景随季、有则乐无也欢的劳动美学，从旧社会的焦虑的劳动者转变为新社会的幸福的劳动者。当下劳动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形成了有别于生产社会的劳动美学。如果说生产社会强调的是产品，是技术为产物的美学形态的话，那么，在消费社会中，更加强调的是符号的美学形态。很多劳动并不直接生产产品，而只生产情感。信息技术全面介入人的日常生活，催生出新的人际交往关系，“情感”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开始取代“理性”和“物质生产”变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核心领域或者说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和权力获取的一个核心技能，这种技能的大量生产和商品化，没有带来人类交往能力的整体提升，反而使我们的交往能力和情感性活动大踏步退化，情感劳动和情感操控变得越来越高度的商品化、工具化、专业化、科技化及可预测和可度量化。[94]这种情感性劳动更加具有工具性，高度商业化和工具化，却并不能为人类现实交往带来改进的可能。在现实走向虚拟、“体动”转向“情动”的劳动异化时代，劳动生活美学具有解构和祛除劳动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交往异化、内心异化的功能。周瘦鹃通过劳动心理转变、劳动智慧创造和劳动关系建构，提供了如何对抗异化的情感劳动、重回健康完整劳动的范式，正是对抗异化的劳动生活美学范型。它延续了发自古代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典雅精致的生活美学传统，响应了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在引导当代人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转而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重新领受精神生活的真义[95]方面，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现实的应用价值。
【注释】
[1]叶果洛夫：《美学问题》，刘宁、董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80-81页。
[2]章斌：《劳动美学与技术美学》，《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
[3]洪凤桐：《劳动的审美与劳动美学》，《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4]蒋孔阳：《简论美》，《学术月刊》1957年第4期。
[5]周瘦鹃：《我与中西莳花会》，《永安月刊》1940年第20期。
[6]瘦鹃：《紫罗兰庵随笔》，《申报》1919年6月9日，第15版。
[7]鹃：《余渖》，《申报》1921年3月3日，第14版。
[8]瘦鹃：《谈艺》，《申报》1926年1月5日，第13版。
[9]周吟：《周瘦鹃文学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第29-30页。
[10]胡明刚：《拈花瘦鹃无解语：评周瘦鹃〈拈花集〉》，《台州晚报》2016年6月25日，第11版。
[11]王梅瘪：《咏紫罗兰杂志赠瘦鹃》，《申报》1926年12月30日，第17版。
[12]芮鸿初：《西人爱读紫罗兰》，《申报》1928年3月16日，第17版。
[13]汤哲声：《周瘦鹃的品位、人格和才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第7版。
[14]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七）》，《紫罗兰》1944年第13期。
[15]瘦鹃：《心血的宣言》，《礼拜六》1921年第101期。
[16]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70页。
[17]瘦鹃：《紫兰小筑九日记》，《紫罗兰》1943年第4期。
[18]高星、赵雪：《劳动美学与主体生成：马克思劳动美学的生命现象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9]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7页。
[20]周瘦鹃：《劳者自歌》，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83页。
[21]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5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0页。
[23]李海珉：《周瘦鹃逸事》，《钟山风雨》2014年第3期。
[24]瘦鹃：《悼念郑正秋先生》，《申报》1935年7月22日，第13版。
[25]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58页。
[26]周瘦鹃：《岁朝清供》，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129页。
[27]王道：《〈花经〉、黄家花园与周瘦鹃父子》，《书城》2020年第7期。
[28]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70-71页。
[29]周瘦鹃：《〈花前琐记〉前言》，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杂俎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49-50页。
[30]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六）》，《紫罗兰》1943年第5期。
[31]乔治·昆特：《儿童园艺与良好公民》，周铮译，《乐观》1942年第9期。
[32]孙予青：《转型与流变：周瘦鹃后期创作与心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4，第1页。
[33]范伯群、黄诚：《报人杂感：引领平头百姓的舆论导向：以〈新闻报〉严独鹤和〈申报〉周瘦鹃的杂感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34]周瘦鹃：《歌舞韵语》，《乐观》1941年第3期。
[35]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51页。
[36]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162-163页。
[37]罗竹风：《从个人主义谈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学术月刊》1958年第6期。
[38]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44页。
[39]贺兰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精神的内涵》，《南方论坛》2018年第5期。
[40]周瘦鹃：《苏州游踪》，金陵书画社，1981，第1-2页。
[41]周瘦鹃：《花木的神话》，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化出版社，2010，第171页。
[42]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51页。
[43]孙予青：《转型与流变：周瘦鹃后期创作与心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4，第54页。
[44]王晖：《周瘦鹃散文简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5]范伯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韶关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
[46]陈鼎如：《略论劳动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47]瘦鹃：《噫之尾声：噫，病矣》，《礼拜六》1915年第67期。
[48]瘦鹃：《凤凰试飞记》，《上海画报》1928年5月6日，第3版。
[49]瘦鹃：《别号的研究》，《礼拜六》1921年105期。
[50]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44页。
[51]同上书，第222页。
[52]同上书，第246页。
[53]周瘦鹃：《劳者自歌》，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84页。
[54]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60页。
[55]陈鼎如：《略论劳动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56]贾植芸：《序》，载周瘦鹃著：《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6页。
[57]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页。
[58]同上书，第28页。
[59]高星、赵雪：《劳动美学与主体生成：马克思劳动美学的生命现象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60]洪凤桐：《劳动的审美与劳动美学》，《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61]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17页。
[62]同上书，第70页。
[63]黄世琰、刘冠：《“留白”的艺术——周瘦鹃盆景艺术研究》，《艺术教育》2016年第2期。
[64]陈新伟：《园艺专家周瘦鹃》，《中国花卉盆景》1995年第7期。
[65]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15页。
[66]祝一勇：《读周瘦鹃花木小品〈插花〉》，《文学教育》2019年第11期。
[67]周瘦鹃：《岁寒二友》，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281页。
[68]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17页。
[69]郑逸梅：《款冬小识》，《乐观》1941年第8期。
[70]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40页。
[71]同上书，第32页。
[72]谢孝思：《周瘦鹃和他的盆景艺术》，《民主》1997年第7期。
[73]郑逸梅：《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文学界》2007年第11期。
[74]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3页。
[75]章斌：《劳动美学引论》，《学术界》1989年第2期。
[76]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15页。
[77]同上书，第221页。
[78]同上书，第43-44页。
[79]朱安平：《苏州有个周瘦鹃》，《文史精华》2003年第4期。
[80]黄恽：《情哀周瘦鹃》，《文学教育》2017年第8期。
[81]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40页。
[82]同上书，第49页。
[83]同上书，第101页。
[84]同上书，第175页。
[85]周瘦鹃：《日本来的客》，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32页。
[86]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17页。
[87]郑逸梅：《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文学界》2007年第11期。
[88]朱安平：《苏州有个周瘦鹃》，《文史精华》2003年第4期。
[89]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121页。
[90]同上书，第32页。
[91]周瘦鹃：《劳者自歌》，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84页。
[92]王进庄：《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转型和现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93]张永久：《变了调的夜莺在歌唱》，《长江文艺》2013年第3期。
[94]崔柯等：《市场化时代的劳动美学：新时期以来关于劳动的想像与书写》，《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
[95]罗富宴：《转型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及其扬弃》，《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