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劳动者
新中国成立后，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到开展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都显示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主题是让全国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提出了劳动是第一需要，在马克思的认识中，只有劳动成了自觉的自由的人的第一需要，而不再受到经济压迫时，才进入了美学范畴。劳动的分工、体力与脑力的对立必然消失之后，劳动本身也会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22]社会主义解放了劳动者，也解放了劳动本身，为劳动真正成为第一需要提供了条件。劳动不是简单的行为活动，而是人的精神、意识和信念是否得到改造的判断依据，是从知识分子融入人民群众的标志。对于周瘦鹃而言，他首要的任务是要接受改造与自我改造，表现在劳动生活上，就是建立“个人劳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的契合点。它既不同于“劳工劳动”，也不同于“革命斗争”，而是继承江南士子清赏风雅生活美学特质的“文人劳动”。周瘦鹃通过园艺劳动成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实现了新的人生价值。
民国时期，山河破碎，社会动荡。周瘦鹃在《女子世界》发表了杂文《怀兰室丛话》一文：“瘦鹃则不欲为男，愿天速变作女儿。自慨枉为男儿二十年无声无息，负却好头颅，日向毛锥砚田间讨生活。且复歌离吊梦，不如意事常八九，跼天蹐地，恻恻寡欢，作男儿倦矣。颇欲化身作女儿，倏而为浣溪畔之西子，倏而为临邛市上之文君，使大千世界众生，悉堕入销魂狱里，一一为吾颠倒，一一为吾死，不强似寂寂作男儿耶。”在国家将亡之时，周瘦鹃深感责任重大，可是自己文弱书生一个，救国无术，作为男子那是一种耻辱，还不如作个女儿家为好。这是一个自处弱者地位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出于义愤而自嘲的心态。[23]他在《悼念郑正秋先生》一文中开头就表达了他对侵华日寇的愤怒：“天哪！这三年以来，毕竟是一个什么时代？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全体动员的压迫着这可怜的中国，直弄得百孔千疮。焦头烂额。国土的损失，经济的损失，人才的损失，文化的损失，都不是表格所能一一开列，数字所能一一清算的。天哪！这将归咎于天心的不仁呢，或是人谋之不臧？”[24]“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为了逃避日寇侵略，周瘦鹃随同东吴大学教师一起出走，先是避乱浙江南浔，后转移到安徽黟县南屏村，用周瘦鹃自己的话说是“人心惶惶”“仓皇出走”[25]。逃亡路上，寄居乡野荒郊的他坚守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花草将草野屋舍点缀得诗情画意，“那时我在寄居的园子里，找到一只长方形的紫砂浅盆，向邻家借了一株绿萼梅，再向山中掘得稚松小竹各一，合栽一盆，结成了岁寒三友。儿子铮助我布置，居然绰有画意”[26]。周瘦鹃在1949年出版的《花经》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生平无他嗜，独嗜园艺成癖；自少至长，居处屡易，每见庭前有尺寸土壤，辄以栽植花草为乐；脱无土壤，泽代以盆盎若干事，朝夕搬运灌溉，列为日课；家人以为痴，弗顾也。十五年前，移家故乡吴趋里，得园地可四亩，嘉树二百余株；乃如得饼小儿，沾沾自喜，以为平昔莳花种竹之愿，于是偿矣。如是十年，几视园艺为专务，寝室至屏绝交游，厌弃人事，自分将以灌园终吾生；讵“八一三”事变猝发，仓皇去苏，流寓浙皖半载余，卒复止于沪渎，数年来重为生活所困，抗尘走俗，百苦备尝，坐使故园花木，常萦魂梦而已。[27]
1938年冬，周瘦鹃参加有数十年历史的国际性的上海中西莳花会，以古朴、典雅、独具文人意味的中国盆景、盆栽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他写诗一抒快意：“奇葩烂漫出苏州，冠冕群芳第一流；合让黄花居首席，纷红骇绿尽低头。”“占得鳌头一笑呵，吴宫花草自娥娥；要他海外虬髯客，刮目相看郭橐驼。”“劫后余生路未穷，灌园习静爱芳丛；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园衣冠拜下风。”[28]“园”及“园艺”成了他向世界展现中国人追求美、捍卫美的不屈意志与民族气节的渠道。
时局动荡、家园沦丧唤醒着周瘦鹃的隐逸型人格，推动着他回归家园的步履，“东涂西抹，匆匆三十年，自己觉得不祥文字，无补邦国，很为惭愧！因此起了投笔焚砚之念，打算退藏于密，消磨岁月于千花百草之间，以老圃终了……对日抗战胜利以后，我就……匆匆的结束了文字生涯，回到故乡苏州来；又因遭受了悼亡之痛，更灰了心，只是莳花种竹，过我的老圃生活，简直把一枝笔抛到了九霄云外”[29]。周瘦鹃从安徽避日寇逃难回来后仍在上海租界工作，但此时他的心境已大不如昨。他不再或很少创作小说，其中既有文学市场改变的原因，也有他隐逸型人格影响的原因。他更多从事一些编辑类的“幕后”工作，张爱玲正是被他栽培的一株文学奇葩。[30]周瘦鹃甘心“捧得他人百花艳”，不求个人闻达，将人生遁形至宁谧的园境之中。20世纪40年代，他编辑了很多“生活”类的文章。在《乐观》中，儿子周铮开了“园艺”专栏并翻译《儿童园艺与良好公民》，文章写道“每一个儿童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园艺家，自然界中，诗词里，催眠歌中，儿童的故事，寓言，文学里……都在颂赞着花的美丽。儿童生长在鲜花和树木丛中，当然有愉快的精神，他们是兴奋，有生气，有幻想，呼吸着花的芳香，熏陶成他们良好的性格”[31]，表达了父子在乱世里对安静而美好的生活的无限憧憬。孙予青对周瘦鹃的“两段人生”如此作结：他的前期活跃在出版界的各大渠道中，名播遐迩，在文学创作上侧重于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和婚姻。后期则发生了从功利化回归本体的重大转型，由热衷入世转向潜心遁世，希望过陶渊明、林和靖式的隐居生活。[32]
周瘦鹃之所以果决地来苏定居，还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是上海当局对周瘦鹃的轻视，阻止他继续担任《申报》主编之职，官僚资本已侵入《申报》，将周瘦鹃排挤出编辑的行列[33]；二是妻子胡凤君患上肺病，不适合在乌烟瘴气的大城市里疗养，回到清静平宁的苏州比较适当。他说自己“这几年来受尽了种种磨折，种种刺激，弄得意志消沉，了无生人之趣；镇日的不是忧个人，忧一家，便是忧国忧世界，真的变做了一个忧天的杞人了”[34]，民族的磨难、事业的挫折、妻子的疾病消磨了周瘦鹃曾经的雄心壮志。渴望世外桃源、跳脱尘世苦难的“文人隐逸”的传统在他的身上隐隐浮现。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退隐，而是新的生活——以栽花莳草为标志的园艺劳动生活的开启（图18）。
新中国提供了和平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保障了劳动之美所需的外部条件。旧的文学市场消失了，新的文学市场正在形成。1954年起，周瘦鹃在各大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散文，“沪宁津三个出版社”都向他约稿。[35]他在写给女儿周瑛的信中说起自己为各大刊物写稿的繁忙景况：
入夜上灯之后，就又开始动笔写作，从七时写到十时，并无倦意。原来我在京时期，接下了四批“定货”，并且有三批都要在五月上旬“交货”的。一家报纸，要我与十二种春季和夏季的花卉，是配合一位老画家的十二幅花卉画的。有一家刊物，要我谈谈苏州园林特色，要译成外文，象献宝似的献给国际朋友去看的。有一家新闻社，要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情况，让关心我的读者瞧瞧我这老头儿的老劲。还有一家天津的出版社派了一位女同志来，要我选定近年来所写的散文，出一本选集；我于受宠若惊之余，当然也接受下来了。……排了排队，先定先交，后订后付，不慌不忙地赶造起来。本来我写作是只做夜班，不做日班的。现在生意兴隆，可要加工做日夜班了。何况除了这七批之外，还有去年接下的两批较大的“生意”，工作比较繁重，也要在今后两个月里“交货”。[36]
图18 周瘦鹃在紫兰小筑花木前
这是周瘦鹃繁忙写作生活的写照。他还担任了苏州市博物馆名誉副馆长、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苏州市文物古迹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市政建设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及江苏省文联委员等职。他在新社会里获得的合法稳定的收入，夯实了他得以实现劳动自由和审美自由的物质基础。
图19 紫兰小筑内景（2000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主观要求等原因，积极进行理论探索，逐渐摸索出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改造之路，要求每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应该具有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态度，并且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全心全意地站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以便更好地奉献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7]。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成为周瘦鹃身份转换的合法化途径。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周瘦鹃表示了关心，鼓励他多写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坛做出贡献。苏州市园林管理处专门组织修缮紫兰小筑（图19）。[38]依据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周瘦鹃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自己的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不但要符合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又要符合个人优长与气质。要满足这些条件，只有“园艺家”的身份比较适合。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也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现实社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逻辑展开，也成了他自身的对象化，人真正成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39]周瘦鹃参加了与园艺有关的社会服务工作，如应邀出任苏州园林整修委员会委员，参与园林的修建工作，这些工作契合了他的审美取向，是他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者新身份的标志，是以他在《西江月词》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举国争传胜利，居家应有知闻。红旗竞赛一重重，心志能无所动？早岁出撄尘网，暮年退拥书城。济时也仗老成人，那许巢由隐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