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的源与流
审美思维总是潜藏在人类生活和审美文化的细枝末节中，并逐渐演变成族群的美学精神而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传承。江南生活美学从传统生活美学发源而来，要厘清江南文化传统，需先探明传统生活美学的沿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的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生活美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美学产生于人们的劳动实践，伴随着生产劳作技术、工具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成形。
生活先于美。先有生活，才慢慢有了美的意识的积淀。原始社会里，祖先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天、地、兽争斗，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性命。生活和劳动、生产紧密联系，甚至还未分化出单独的生活概念，更不要说有一定的美学自觉了。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审美才走进认知的舞台。夏商周时期，人们视自然为神，对自然充满敬畏与崇拜，他们的生活态度既体现日常性，也体现神圣性，如将收获、婚配等生活事物与对上天的神的崇拜相结合。生活美学与礼仪、巫术的联系体现了人们对生活日常性的疏离和对神秘世界的向往。这种充满神仙崇拜与自然恐惧的生活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转变，“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向自然的融入”。人们的生活态度变得轻灵、轻松、轻快，这可从疏朗舒缓的音乐、歌舞、绘画、雕镂、建筑文化等艺术形式的“近人而远神”的古典美学风格中看出来。如此，才有庄子这样的追求美、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的伟大文学家横空出世。重视人间、走向现实的生命力旺盛的生活美学在楚汉时期得到延续，在魏晋时期表现为对生活、生命存在价值，生活本质的深刻思考，出现了阮籍这样的纵情山水的逍遥派文人和陶渊明这样的极度向往并主张重返自然与田园生活的田野派文人。士大夫文人不仅有艺，而且有道[12]，借助更重形式美学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在生活美学的历史舞台上风雅登场。
魏晋以后，虽然社会环境比较动荡，但已然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从士大夫阶层退隐下来的文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有所保障的，是以生活美学徐徐渗入文学创作中。体现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田园生活方式的四个构成因素“文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心态调适策略、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和交友休闲方式”，至唐以前全部产生[13]。唐宋时期是文人生活美学发展的成熟期。唐代经济一时繁盛，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生活休闲样式丰富多彩，抬高了文人生活美学的艺术品位，“意境美学”成为生活美学的典型特点，开启并促成一种以“自然、含蓄为艺术最高境界的审美观”[14]。宋代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征是“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是交错并存的，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15]。文人士大夫阶层全面崛起。他们通过交游唱和形成文人文化圈，在文化版图上奠定话语体系，“一方面以风雅名士的身份自矜，另一方面，却难以掩饰对世俗享乐生活的渴望，于是，他们游刃有余地从容地游走于雅与俗、公与私、仕与隐、行与藏之间，呈现出较之其他时代士人更为绚烂多彩的生活百态”[16]，他们在读书、科举、仕宦、创作的生活中展现出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文化性格，生活美学出现了重视山水、自然、花鸟的转向和倡导自然、追求风雅、注重心性的审美特质，表达出超然物外的生活审美境界和自在生命的本真生活境界。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分析北宋时期山水画时借此总结了彼时文人的生活风神和人生理想：“整体自然与人生的牧歌式的亲切关系，好像真是‘可游、可居’在其中似的。”[17]士人普遍表现出避世心态与对物质文化方面的浓厚迷恋色彩，形成物质性与避世性的人格倾向。
晚明时期，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朝廷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同时受到王阳明心学、庄子、魏晋风度、禅宗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从关注仕途发展转向追求自我日常生活情趣，奉行类似快乐主义的“贵舒意”生活观。[18]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中对家庭生活的朴实记忆成了时人将日常生活而非入仕为官作为人生理想的集体性的生活美学范型。伴随着现代意义的城市成型，文人生活出现从诗性向“世俗性”的转变，这种生活以城市为依托、以市场为支撑，有时甚至走向庸俗、低级、浅薄的趣味，“注重的是自己的享乐，追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而相应淡化了身上的道德责任感”[19]。荷兰研究者伊维德（Wilt L.Idema）认为晚明时期江南文人的休闲和享受的生活方式，在江南经济发达的环境下于“整个16世纪江南地区见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0]，凸显欲望诱惑的玩乐生活包含了对摆脱传统血缘、地缘控制的走向自由的城市空间的个人的重视和丰富世俗趣味的追求。
“赏”这一范畴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就已确立，到了明清时期走向发达，更加注重趣味的“形而上”的审美提升。文人出于性灵作诗赋文，重生活情趣。明袁宏道倡导清赏人生，周瘦鹃也是如此（图3）。《瓶史·清赏》云：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
图3 周瘦鹃书画《迎新清供》
明清“闲赏”对象的生活世俗化，导致审美范式上的相应转变：即从传统重神轻形的道德人格审美转向于对象感官形式中实现趣味由官能向形而上的提升，即雅趣的实现，具有现代意义之审美性。苏状对此有过比较详细的阐释：“明清文人‘闲赏’并非只沉溺于对象形式的感官趣味中，而是要追求一种雅趣。所谓的雅趣是一种‘以俗为雅’的审美提升。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审美主体自在自然的世俗生活之趣，如上述对世俗生活之物、人的自然关注与喜爱，同时，又将这种自在世俗之趣实现一种‘古雅’情怀，一种浸润着传统文人人格审美经验中超越因素的清雅之趣。”[21]情调生活登堂入室成为文人生活美学主旋律。从魏晋时期到明清时期文人的生活美学经历从神到人、从神圣到世俗、从热烈到沉静的精神意蕴的演化和从士大夫到市井市民化的人格主体的转变。生活美学的进步与时代的前进、文化的发展与“人”的个体价值发扬浑然一体。生活美学是古代文人的文艺创作的题材宝库与灵感泉源，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也通过生活体验、经验与文艺创作的水乳交融和扬清厉俗，不断塑造与传播新的生活美学传统。
晚明至清代，江南一带的文人生活美学成果最为丰硕，是整个中国文人生活美学的缩影和代表。为何是江南而非其他区域？概之有四点。其一，江南经济尤为发达，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质前提与条件，如精致的生活需要的用品之齐备莫不与发达的经济条件相关。其二，江南技艺尤为发达，为生活用具、用品之精美提供技术支撑，从侧面也可看出江南艺术底蕴之丰厚。其三，江南文化极为繁盛，出现了一批有足够物质条件过上精致生活，过上美学化生活和传播生活美学的文人。生活美学在江南广泛深入文人群体并蔚然成风。其四，江南文化休闲活动之丰盛，曲艺如昆曲引领一时风气之先，成为上至文人下至草根都流行的文化艺术。江南一地生活美学的核心特质是雅俗交融共赏。高雅和通俗不仅共存于小说等文艺创作之中，而且表现于日常生活中俗中有雅、以雅入俗的交融。江南文人的生活美学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现江南文人的独特精神价值，而且为他们的文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题材和表现对象。江南生活美学高峰产生于明清时期。江南一地长期安定，百姓富庶。自古以来，江南地区就以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达著称于世，在古代中国文明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生活方式与独具个性的区域文化传统。明清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意义上城市的成型，近代意义上的市井文化和市民文化逐渐成熟，江南一地在明清时期最为繁华，也萌生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因而这一时期明清江南的生活美学领全国之先，为全国之范。
明清时期，江南一地的文人的生活美学积淀最为丰足。范金民对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作出如下勾画：基础坚实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加工业生产发达、制造技艺高超，生产关系先进；货畅其流的商品流通；城乡互相支撑、城镇发展一体化；推崇精品、名品、驰名商品，引领潮流；拥有广阔深厚商品生产基地，以上这种种特点使得江南成为明清时期经济最为发达之区，同时也铺垫出江南文化的深远影响。[22]更多文人将关注力置于游玩把赏上，较少关注民生艰苦。同为江南区域的赣鄱地区文人受战乱影响，表现出吊古伤今、哀民之艰的情怀。战乱频发地区的文人抱有家国情怀，民生富庶地区的文人富有玩赏情调，可见景观风貌深刻影响了文人生活美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