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融通达的学习意识
江南文化自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区域文化。兼容并包，开放善纳，是江南文化最具优势的特质之一，“早在勾吴发端时期，这种文化就显示出善于接纳异质文化的端倪，这从泰伯、仲雍兄弟南奔吴地，得到当地土著拥戴而创立勾吴的史实可以得到印证，也开启了江南文化打破封闭、开放善纳的先河。此后，在越灭吴、楚灭越的国家兼并重组中，这一地域文化互相融合、吸纳、交汇，内涵不断得到丰富”[25]。耶鲁大学教授托马斯·博格曾指出：江南人能够开放包容各种生活方式，并愿意从中尝试、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吸收其他区域的优秀文化，这充分来源于江南人的文化自信。[26]周瘦鹃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但对西方文化也不排斥。1927年，他邀请海上交际界名媛唐瑛到他位于西门蓬莱路何家弄的“紫罗兰庵”做客，黄梅生为之拍照（图11）。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唐瑛背后的一座西方人物石雕雕像，这是周瘦鹃收藏的“捷克名家高祺氏所造像”，他家中还有其他两座雕像，分别为“意大利石像”和“法兰西小牙像”，周瘦鹃称这些雕像皆“予之所爱也”[27]。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包容表现在职业态度上就是善于捕捉新的职业机会。20世纪40年代，银都广告公司总经理林振浚托周瘦鹃旧友孙芹阶邀请周瘦鹃主编《紫罗兰》：
图11 唐瑛在紫罗兰庵
谁知过不了三天，孙先生忽地来一个电话，说林先生明天奉约上银行俱乐部去吃中饭，大家谈谈紫罗兰的事，我将信将疑地答允了。第二天中午，我又将信将疑地赶往银行俱乐部去，以为物力维艰，林先生未必有这办杂志的勇气吧。到了那里，见林、孙二先生和另外两位客都已在座，经过了介绍，才知一位是林先生的介弟振商先生，一位是林先生的同事卢少轩先生，也是广告界两员能征惯战的骁将。
林先生不待我开口动问，先就把一份双方合作的草约和一本空白的杂志样本，献宝似的献了过来，并且连封面上的一丛紫罗兰也画好了，紫的花，绿的叶，红的字，生香活色的，似乎在对着我笑。我不觉愣了一愣，将信将疑地问道：“怎么说！难道你真的要办紫罗兰么？”林先生打着一口福建音的上海白，毅然答道：“当然要办，为什么不办？”我忙道：“在这纸价飞涨，工价激增的当儿，我的勇气已打了倒七折，难道你倒有这十足的勇气么？”林先生笑道：“怎么不是！人家可以办下去，我们为甚么不能办？好在我这里有左辅右弼，分头出马，对于广告发行等事，都有相当把握。只要你肯撑起铁肩，独挑这副编辑的重担，那就再好没有，别的倒不用你担心。”我听了这样切实的话，立时放下了一大半心，欣然答道：“既有你们三剑客同心协力，我的勇气也就来了。好！我们合伙儿来干，干，埋头苦干！”孙先生也在一旁打边鼓，把乐观的话鼓励着我，倒像反串了一下桴鼓助战的梁红玉。[28]
其中谈及的《紫罗兰》是周瘦鹃避难回沪后编辑的新刊物。于觥筹交错间洽谈业务是他的工作常态，也锤锻了他圆融通达的社会交往艺术。周瘦鹃看中是觥筹交错背后的职场良机。彼时的上海是中西美食汇聚之城。至抗战前，西菜咖啡馆共有200多家，西餐成为周瘦鹃应酬交往常啖之食。谭雅声的夫人请周瘦鹃吃过西餐，“殷勤招待，以西餐相饷，鸡龟蛎黄与番茄意大利面，都是绝好的风味。同席有宋春舫昆仲，江小鹣君、陶润之君、张幼仪女士”[29]。周瘦鹃也吃过俄菜。1927年12月，《新闻报》记者潘竞民请周瘦鹃去哈尔滨俄菜馆吃饭，周瘦鹃带了胡凤君一同前往。晚饭后一起去卡尔登看时装表演。[30]20世纪40年代初，周瘦鹃从安徽回到上海，应友之邀去歌舞厅消遣，“喝啤酒，啜咖啡，听碧眼胡儿们的歌乐，看红男绿女们的跳舞。我坐着，坐着，好久好久的坐下去，把我整个的身心，都沉浸在美和愉快的氛围中”[31]。上海名西餐馆“倚红楼”也是周瘦鹃常去之所，“换片第一日，辄偕李常觉、陈小蝶、丁慕琴诸君先就倚红楼聚餐，餐罢则往爱伦观新片，习以为常”[32]。周瘦鹃在纪念毕倚虹的文章就提到了“倚红楼”：
图12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
倚虹二字，与海上名西餐馆倚红楼不谋而合。朋友每与之谑，谓为君设也。偶与君数日不晤，一日见之，因戏问曰：“日来贵楼生涯如何？座客常满否？”而君亦故作
谦曰：“托福，托福，尚过得去。”因相与嗢噱。平昔君每进西餐，辄在斯楼，即予亦老主顾之一。[33]
周瘦鹃虽以中文写作著称，但翻译成就同样斐然。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王钝根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图12）写序称：瘦鹃之小说以译者为多。[34]据肖爱云的统计，周瘦鹃在《礼拜六》发表翻译小说66篇。[35]周瘦鹃的英语能力从何而来呢？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初、中等学校中的主要课程设置中，上海甲种实业学校酌加外语课程的校（科）数比例达40%，乙种实业学校则高达100%，[36]这为他的英语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周瘦鹃16岁那年考取以英文功底扎实著称的上海名校——民立中学。就读期间，他广泛阅读外国名著，并尝试写小说和翻译一些欧美名家的作品。然而在毕业临考之际，他生了一场大病，无法参加毕业考试，但校方考虑到他平时成绩优秀，除了发给毕业证书，还聘他担任英文老师：“苏校长留我在本校教预科一年级的英文，给了我一只饭碗。”[37] [38][39][40][41]
从事编辑工作后，周瘦鹃依靠主编杂志之便接触了不少英文杂志。这一时期在西书肆（出售旧西书的书店）、新式学校的藏书室、出版机构的图书馆、城市的旧书摊、近代都市人的家庭中，域外杂志的身影已常常出现。[3-6]在这些域外杂志中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小说“资源”，如英国的《庇亚生杂志》（The Pearson's Magazine）、《海滨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美国的《礼拜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大都会杂志》（The Cosmopolitan Magazine）、《妇女之家杂志》（The Ladies'Home Journal）等都是销量大、历史久的大众流行杂志，有丰富而成功的办刊经验，周瘦鹃肯定能看到。[42]一个证据是他编《礼拜六》就有很多地方借鉴了英文杂志的编辑运营特点，如《礼拜六》第52期，在翻译小说《同归于尽》前有译者按语：见于1909年英国《庇亚生杂志》耶稣复活节大增刊，为英文。《礼拜六》第71期，履病、九成合译的俄国小说《鬼影》里提到：英国《海滨杂志》记者按云，俄文家伊万杜及内甫（即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善著写实小说，为世界第一。周瘦鹃作为主编不可能不接触到这些英文杂志，甚至可以说是得主编之便，要比一般人更多的接触和学习这些英文杂志。[43]他自己也承认：“欧陆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我也欢喜，经常在各种英文杂志中尽力搜罗。”[44]他翻译的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义》就来自于一本英文杂志。
周瘦鹃取得了不俗的翻译成就，但并不意味着他的英文特别好。时任社会教育司科长的鲁迅这样评价周瘦鹃的英文翻译水平：“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45]这说明他的英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为了学好英语，周瘦鹃下过苦功夫。他从小就有“要争气，要立志向上”，一辈子“向上爬”的想法[46]，在英语学习上也不甘落在人后。为了强化英语思维，他还给自己取了英文名字Eric Chow。他身边不少朋友就从事着翻译工作，他们被称为“报人翻译家”[47]，这对他的英语学习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他还专门向精通英语的胡适求教，作两小时的长谈[48]，谈话中，胡适和他就如何翻译作品做了认真探讨。八年后，作为这场谈话的一个产物，大东书局出版了周瘦鹃苦心孤诣翻译出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由此可见，周瘦鹃的英文水平的提高与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职业态度有着密切关系，真正体现出江南文化“务实济世”的理念，“反对蹈虚凿空，主张学求实用”[49]。
图13 周瘦鹃代言钢笔广告
周瘦鹃的职业态度灵活变通，职业经历丰富多彩。他写过小说；编过杂志；代言过钢笔（图13），如担任家庭工业社的股东兼广告宣传顾问；从事过电影编剧，是早期第一代中国电影人；成了陆小曼开的上海云裳服装公司的董事；受邀出席了不少商业机构的营销活动，如一家名叫“雪园”的饭馆举行元宵抽奖营销活动，开出的头彩是华安合叶保济公司分红储蓄部存折大洋六十元，二彩是真皮女手提包一只价值四十五元，三彩是美丽大洋囝囝一个，周瘦鹃亲自监视开奖。据《申报》1929年11月4日的报道，他还参加了鹦鹉乐社的颁奖活动：
鹦鹉乐社为海上有名之音乐组合，服务社会，三载于兹，成绩斐然。十一月二日，午后五时，特举行三周纪念乔装茶舞会于北四川路新乐跳舞场，来宾趋趋跄跄，达二千余人……场中由该社执行委员何超千，何兆伟，夏佛隐诸君主持一切，社员多乔装，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女有装作新嫁娘，俄女与檀香山舞女者，男有装作张嘉祥，巴黎浪人及粤剧中，武生小丑者，面部俱蒙黑色面具，不见庐山真面。舞客或乔装或本装，不一其状，电影明星胡蝶与其未嫁夫林雪怀君共舞其间，各蒙特制面具，并口鼻亦不之见。阮玲玉、谭雪蓉亦参偕男友伴舞，历久不倦，节目有钢琴独奏，曼陀会独奏，却尔斯登单人舞等，并皆佳妙，末由执行委员请来周瘦鹃、胡伯翔、郎静山三君评判乔装中最优美之男女各一。三君周览商略之余，即评定巴黎浪人的男子锦标，檀山舞女的女子锦标，由周瘦鹃君给奖。一时欢呼声鼓掌声大作，已而乐声复起，彩球乱飞，诸舞侣复轩轩起舞，及散会，已八时许矣。[50]
周瘦鹃的职业领域丰富多彩，职业态度圆融通达，所以他才如此了解市民生活与洞悉市民心理，他领衔的市民大众文学才能赢得大多数市民的认同，跻身都市流行文化行列。猛烈抨击鸳鸯蝴蝶派的“五四作家”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