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新闻体制改革博弈分析
5.1 新闻体制改革博弈分析
关于改革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博弈论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智猪博弈”问题。
畜栏里有一只大猪和一只小猪，畜栏一端是食槽，另一端有个开启食槽供食的按钮，如果一方走到畜栏另一端去按按钮，另一方就可以先吃到食物。大猪和小猪面临一场谁去按按钮的博弈。谁去按，谁就要付出2单位成本。大猪先到，大猪吃9个单位，小猪吃1个单位；同时到达，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单位，小猪吃4个单位。博弈矩阵如下表所示。
表5－1 智猪博弈
不论大猪选择“按”还是“等待”，小猪的最优战略都是选择“等待”；所以，纳什均衡就是，大猪“按”，小猪“等待”。多劳者并不多得。这个模型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比如股市炒股中，散户跟随大户；股份公司中，大股东付出调查成本去监督董事会，小股东跟随；市场中大企业研发产品，小企业模仿；公共产品领域，村庄道路破了，大户修路，小户等待。
此博弈模型可以应用于改革领域分析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改革的结果首先是要能使大部分人受益，才能得到社会各种力量的认可。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力量有积极性推动改革，哪些力量乐于等待改革结果，这是可以借助上面这个“智猪”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的。改革就是由很多“大猪”去推动的，而且改革过程要能创造出更多的“大猪”，改革的速度才会加快。泛泛地说，改革令一部分人的得益大于另一部分人；那么前者更有积极性参与和推动改革。在不同领域的改革中，要具体分析其中参与各方的利益格局，分析各方的最优战略，找出有积极性推动改革的力量，这样才能推动改革或者研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张维迎在评论囚徒困境时提到，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1]如果在一种市场规则和政府规则之下，博弈参与各方的最优战略都与规则的要求一致，那么这套规则体系就是恰当和行之有效的了；如果参与各方的最优战略与规则的要求不一致，则改革就是必需的了。而现阶段的中国传媒产业却在经历市场规则和政府规则的双重失灵。[2]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和媒体对新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都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在改革的具体进程中，每一步如何改革、每一个具体政策如何制定，都牵扯到不断变化的多种力量的博弈。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去进行具体的政策制定，媒体如何推动于己有利的改革进程，研究者如何去认识改革中的关键问题，都可以借助博弈论的分析视角从纷繁的现象中找到切入点。
现在通过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来看其中多种力量的博弈分析。在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报业界，行业报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都已经提到日程上。跟中国其他类别报纸一样，行业报在改革开放初期都属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从改革开放开始，包括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媒体的经营意识逐渐发展培养起来，为以后的进一步的经营实践活动提供了思想准备。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媒体广泛发展第三产业的多种经营活动，突破性地拓展了中国媒介产业的经营范围，培养了中国传媒人的市场和经营意识；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行业报中的一些先行者利用所在产业的优势率先开始了企业化运作，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如《中国计算机报》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整体报业改革的推进，又有更多行业报由事业机制转为企业化运作，如《中国汽车报》等。个别行业报抓住了机遇，获得了在报业市场上与新兴的市场化运作的经济类、产业类报刊相抗衡的能力；但还有相当数量的行业报依然依赖行业内行政力量发行的传统运作模式，在市场化道路上丧失了先机。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行业报都是由该行业或产业的部级或局级政府部门主管主办，改革二十多年，中国的政府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行业报的主管主办单位也必然经历了调整，出现了行业协会主管、企业主管、政府部门主管等多种不同的主管主办形式。新的主管主办形式的出现，导致行业报原来依赖的政府拨款、行政摊派发行的传统运作模型遭遇巨大生存危机。
2004年以来，新闻出版业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被明确摆在了改革日程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中国报协、报协行业报委员会等相当关注行业报改革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3]，中国报协行业报委员会会长吕华麟[4]在多个场合谈到行业报改革问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也多次组织针对行业报的座谈或者调研。在行业报改革过程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制定报业宏观发展政策，对报业改革发展予以指导”[5]。实际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报业宏观发展政策，对行业报的发展来说不仅具有字面上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设下了游戏规则。这一政策何时出台和指向什么方向、规则如何具体表述，都会对各个行业报的发展和具体利益产生影响。
行业报改革的宏观政策中，关于经营层面的方向指导并不困难，市场化发展趋势基本早就是中国报业的共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行业报是行业机关报模式转变过来的，所以其目前的办报思路和经营运作的方式还带有很浓机关报的色彩，所以我们当前行业报的改革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利用和挖掘行业的信息资源，从出版内容到读者定位，到发行渠道要进行深化改革，来提高它核心的竞争力，真正成为行业专业的一个咨询媒体。”[6]其实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指出管理层面的改革方向。由于事业管理体制仍然大量存在于行业报中，管理体制不能解决，经营层面的改革也很难推动。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政府媒体主管部门和各个行业报之间及其主管主办单位之间的一场博弈。政府媒体主管部门，希望能通过推进改革来提高行业报整体的发展；行业报及其主管主办单位则又各自有自身利益的考虑。有的行业报希望摆脱旧的管理体制走上市场化发展道路，而其主管主办单位则希望继续拥有牢固的控制权；有的行业报希望继续依靠主管主办单位的行政权力，而其主管主办单位则希望甩开包袱；还有的行业报和主管主办单位希望一切照旧，维持双方的既得利益。这是在任何改革中都会出现的情况，多种力量在此间博弈，也就使得真正的改革进程不会那么容易。而一项合理的制度安排，应该满足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均衡，也就是让制度安排至少成为多数博弈参与者的最优战略，然后让其他无最优战略的博弈参与者也能接受。
政策的制定者应该了解这场博弈之中各方的利益取向，或者说支付函数，让制度安排令多数博弈参与者受益；同时找到改革中受益较大的一方，也就是找到改革过程中的推动力量。改革中受益较大的一方，也就是前面“智猪博弈”中提到的“大猪”了，他们有积极性去参与和推动改革。于是在行业报改革过程中，对不同主管主办关系、不同经营情况下的各行业报进行摸底调查就是必不可少的。
2006年笔者参与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对行业报主管部门的调研，抽样走访了19家行业报的14个主管单位，了解了一下各主管部门对于行业报市场化道路改革的意见。这14个主管单位分别属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赞同行业报走市场化道路的有:《中国电力报》主管单位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中国电子报》、《中国计算机报》、《通信产业报》主管单位信息产业部办公厅新闻处，《中国汽车报》主管单位人民日报报刊管理部，《中国交通报》主管单位交通部宣传处，《中国医药报》、《医药经济报》主管单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新闻处，《中国煤炭报》主管单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司新闻宣传处，《电脑商情报》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石油报》主管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治部，《中国纺织报》、《中国服饰报》主管单位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直属单位经营出版管理部13家行业报的9个主管单位。
下面是这9个主管单位对于行业报改革的意见。[7]
《中国电力报》主管单位，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行业报的定位是什么，很值得研究得，行业报和党报不一样，党报是喉舌，行业报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在宣传贯彻行业政策、舆论导向上要正确，与中央保持一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很强。做喉舌与市场化有矛盾，党报就应不计成本达到目的，不应有经营压力。行业报定位复杂，存在和市场怎么结合的问题，行业不可能脱离市场存在。第一位为行业服务，要在行业里面做文章。要有市场化的手段，引入市场化机制。任何行业都需要一面旗帜。行业办报不是市场自发的需求，是人为创立出来的，是历史的遗留。不是行业报本身的机制，而是主管部门的机制。行业报最初的定位就是部委机关报，对主管部门依赖性太强。行业报真正的出路在质量、在服务，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行业发展得要好。
《中国电子报》、《中国计算机报》、《通信产业报》主管单位，信息产业部办公厅新闻处:
作为机关职能的行业报要注意政策和导向性。作为产业专业的报纸，一定要完全市场化运作。行业报的发展高度和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发展得好，自身不需要做太大的努力，就能跟着水涨船高，行业发展得不好，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另外，产业报的发展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政策也密切相关，依赖于政策的支持，政策要随形式的变化才能让行业报有好的发展空间。行业报的发展前景要看国家的政策。主管部门要按国家的政策去具体地管理报纸，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必须要分清楚，这一点，我们和这三份报纸就做得非常好。不同的报纸一定要区别对待。
《中国汽车报》主管单位，人民日报报刊管理部:
《中国汽车报》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在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方面，发挥得很到位，划归人民日报社后，导向性很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上分析问题，在规范市场秩序、倡导良性竞争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行业报的发展受制于行业的发展。行业报要跳出部门利益，跳不出部门利益，就没有大发展，当然，也不会灭亡，只是会很平稳地生存下去。
非监管类报纸，一定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应把行业报划到党报集团和其他报社当中去。现在老行业机关报的性质没有变，如划出来就会有里程碑式的发展。
行业报在协会，不如在科研院所。科研院所的限制小些，协会只应是服务性组织。
《中国交通报》主管单位，交通部宣传处:
行业报在宣传本行业政策发展的方针政策、报道先进典型、批评不良行为、传播实用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其他报纸不能发挥的重大作用，是行业“两个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对行业报纸管理的加强，行业报将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实力将不断增强。
行业报纸改制非常重要，非常急迫。行业报在报业市场中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比较弱。除了新闻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扶植力度外，进一步为行业报通向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行业报本身要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改革分配人事管理制度，不断探索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有效机制。改制的难点在于行业报底子薄，改革要付出代价，难于机制不清，重点在分配、人事制度改革。
《中国医药报》、《医药经济报》主管单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新闻处:
行业报发展趋势和前景不太好。行业报要变成商业媒体，就应该减少主管单位对它的领导，给它一定的自由度。如果是机关报，就是另一回事，但现在行业报有负面的形象。商业味发挥得过了，没有商业味又很难有发行量。
《中国煤炭报》主管单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司新闻宣传处:
行业报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立足行业，不断提高为行业服务的质量，行业报还是有其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继续为所在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专业媒体的贡献。
应大力推进改革，淡化机关报色彩，逐步切断“吃皇粮”的粮源。应推向市场，由市场决定报纸生存。生存能力差者，应及时淘汰。
《电脑商情报》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行业报整体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行业报广告正逐步向互联网转移，行业报广告日渐下滑。行业报必须要在互联网上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做到线上、线下的互动，不断提升对客户、读者的服务质量，才能继续生存发展，否则将会困难重重。行业报必须面向市场，让行业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摸爬滚打、生存发展、优胜劣汰。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上应该采取鼓励、支持、扶持的办法。
《中国石油报》主管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治部:
作为行业报，由过去的政府部门的报纸逐渐转移为真正的、面向市场的报纸。但是有些行业报恰恰在这些好的政策面前无所适从，不适应这种改革和变化。归纳起来，行业报的发展现状最根本的是定位背离自己的本质属性，不能适应和符合新闻传媒的客观发展规律。要解决定位问题，必须要解决五个分支问题:①要认识到行业报的本质属性是什么；②要真正把握行业报发展的规模；③要明确行业报发展的方向；④必须明确行业报的服务对象；⑤必须在传媒结构上找到自己应该有的位置。行业报不同于党报，不同于都市报，不同于晚报，也不同于其他娱乐性的报纸，必须以产业新闻的方式来实现它的经营模式，也就是说行业报的本质属性是必须用新闻的属性来展现行业的发展的状态，行业报一定不能脱离了自己的行业属性。
《中国纺织报》、《中国服饰报》主管单位，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直属单位经营出版管理部:
行业报的存在是客观需要，对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对行业报的管理政策，如果做到资源整合、加强管理、优胜劣汰，完全可以做大做强，为行业健康发展服务。在党报集团的行业报，已经是自收自支单位，有主动开拓市场的意识和能力，内部机制设计也突破了传统的模式。正向专业资讯提供商和增值业服务方向发展，关键是谁占据了竞争制高点。行业报改制势在必行，难点重点表现在:①资产界定；②媒体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企业，完全按企业运作，有一定难度；③观念问题，人事、财务、分配等问题，尚显准备不足。建议专题调研。
对行业报市场化道路有保留意见的有:《中国化工报》主管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建设报》、《房地产报》主管单位建设部宣传处，《中国铁道报》主管单位铁道部宣传处、《中国信息报》主管单位国家统计局综合处，《中国民航报》主管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宣传部6家行业报的5个主管单位。
下面是这5个主管单位对于行业报改革的意见。
《中国化工报》主管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中国化工报》历史上的主管单位是化工部、石化局、经济日报集团，现划归到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在此之前业务完全划到经济日报集团，财务关系、资产关系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代管，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报纸深入研究行业的景气周期问题，报社也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比如化工物流的责任、环渤海经济圈的大规模选题和采访、农资质量问题等，也做了引导行业发展的研讨会等。
因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不是决策层，报纸离决策层相对远，消息来源不是特别多，在这方面还需要努力。行业的健康发展，要遵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作为行业报一定要在这个前提下，做到企业爱看。现在报纸行业化很乱，政府的指导性，很重要。完全市场化容易使报纸出现不好的情况，搞多种经营，比如做会议、活动，对报纸主营有影响。要考虑其他的不良影响。
《中国建设报》、《房地产报》主管单位，建设部宣传处:
《中国建设报》是建设部的直属单位，由（原）建设部人事教育司负责管理这些直属单位。对于宣传处来说，主要是从报纸内容角度上讲，只希望其为行业服务，为建设部服务。鉴于《中国建设报》这个行业报的特点，不可能像对待市场化的报纸那样去提要求；要求还是会提的，包括宣传处主管的其他几个刊物，希望它们能够尽量规范一些。
建设部在上一次新闻出版总署要求管办分离之前就与《中国建设报》分离了，我们有时还觉得有些亏待《中国建设报》。建设部给《中国建设报》的支持只有新闻来源方面的，在资金方面早已完全断流，在发行、市场销路方面从来没有其他的干涉，这一模式是各有利弊。行业报如没有自己的特殊资源，新闻线索难以得到支持，在行业中是很难有自己应有的地位的。
“利”的一面:比如我们让《中国建设报》直接参与建设部的各种活动报道，直接提供各种新闻线索。如果我们不作为主管单位，我们也不会把《中国建设报》作为建设部的宣传工具来使用。
“弊”的一面:比如《中国建设报》的特殊地位，对它的经营发展是有一定束缚性的。如果完全市场化了，它的经营会好一些。现在的宣传报道，《中国建设报》在形式上还是机关报的模式，头版大篇幅的领导活动、会议报道等，从市场经营上来说肯定是不利因素。
《中国铁道报》主管单位，铁道部宣传处:
《中国铁道报》作为喉舌，在宣传职工群众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我们这样的报纸，我们监督管理得很严格，没有什么要改的。那些报纸的导向性、内容格调都值得商榷，就算是有正规出版刊号的，也要加强管理。那些市场化的报纸，在导向、宣传上有不少问题。
我们的行业报，管理得非常严，《中国铁道报》，部领导每期都要审看。部门的导向、监督抓得很紧，每一期的宣传重点都要求得很具体，领导每一期都会看报样。而民间组织、协会办的报纸，对市场秩序是有影响的。
《中国信息报》主管单位，国家统计局综合处:
国家统计局主管八刊一报，《中国信息报》是唯一的报纸。管理上，综合处对《中国信息报》起到监督作用，对他们的管理上基本是松散的，局里对他们要求很严格，还有其他部门管理行政方面的工作。《中国信息报》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事上也都是自己安排的，只有任命的权力还在局里。
这个报纸并非是完全市场化的。这种体制对《中国信息报》来说还算比较合适。《中国信息报》办得不是很有特点，在社会上的影响、读者群不如社会上的市场化报纸；如果盲目推向市场，它可能会想一些其他办法去谋求生存，就不好了；因为它现在的竞争力不是很强。
虽然对报纸本身来说，无效发行比较多，但是一个部门、一个系统需要这样一份报纸，局里也需要这份报纸做自我宣传工作，如果没有了它，局里还是要再办一份自己的刊物来代替它的宣传功能。
我们也希望它能扩大市场占有量，大家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就现有的资源来说，规模（如人员、资金、基本内容架构）等都是一定的，要想推向市场，竞争也很激烈。目前主要是系统内的人在阅读报纸。它现在最担心的只是系统内的人是否还会阅读它，外面的报纸做得好，大家都去看外面的报纸，渐渐看它的就少了，这个是目前它要考虑的。主要是资源的获取比较难，一下子转变去外面竞争的话，没有优势。如果市场化，现在凭借自身数据优势，做一些行业指导，也许是行得通的。如果让这么多的行业报都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也是不现实的。
《中国民航报》主管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宣传部:
受发行、广告的限制，行业报整体发展呈萎缩趋势。行业报改制的大方向应充分肯定，但应区分对待。以《中国民航报》为例，早在1996年，《中国民航报》就已经开始自收自支，不再吃事业经费。如果实行股份制改造，会在经营方面拥有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政策，有利于报纸的发展。但同时行业报纸又承担着行业的宣传功能，很大程度上又弱化了其市场化的程度。对文化体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过分产业化、市场化，会弱化文化产品的教化功能，对整个文化的文化道德建设不利。因此，对行业报的改制，应分类对待，选有发展前景的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扶植。
14个主管单位中有5个主管单位对行业报的市场化道路持保留意见，占到35.7%。有64.3%的行业报主管单位支持行业报市场化改革，已经说明这一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还有35.7%的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比例也不容忽视。在考虑制定改革政策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就必须重视这些保留意见或者反对意见，要使以后的制度安排令尽量多的行业报和主管单位受益和满意，这样才能得到足够广泛的支持。
综合这些保留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基本上集中在以下几点:①市场化会影响市场秩序，对报纸有不利影响，对整个文化的文化道德建设不利；②部门系统需要自己的宣传阵地；③建议应区别对待；④认为目前行业报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其中第一点属于基本认识问题，第二点属于部门利益问题，第三点是肯定改革趋势但希望保持自身现状，第四点是对市场化道路缺乏信心。持前两点意见者，其面对改革的最优战略就是反对，导致改革不推动；持后两点意见者，其面对改革的最优战略是反对或者观望。如果这部分力量坚持此态度，改革的推进就必然面临很大的困难。
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分别针对以上四点保留意见或者反对意见进行思考了。持后面两点意见者，对市场化趋势是肯定的，如果在制度安排上加大对其政策扶持力度和业务指导，让其变为最大受益者，使其最优战略变为支持改革，就容易转化其为改革支持者；持前面两点意见者，只能在制度安排上根据其需求适当减轻其损失，使其最优战略转为观望态度，但无法完全满足其要求。综合起来，这一制度安排必须要能够使对市场化道路缺乏信心者拾起信心并且真正受益，改革才能得到足够多的支持者以便推进。
任何体制改革都会有受益者，也都会有既得利益者阻滞改革。传媒体制改革中的博弈问题，首先要清楚参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然后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参与博弈各方的支付函数也就是受益情况，就可以发现推动改革的着力点或者改革被阻滞的原因。
在2005年以来的报刊退出机制和综合评估体制改革和2009年以来的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各方力量的博弈过程。前者发端于2005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提到“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报刊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并实施全国报刊出版的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建立健全报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制度、报刊年度核验制度以及报刊出版退出机制等监督管理制度”以及“报刊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实行属地原则”；后者开启于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到“要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等内容。两项体制改革，前者着眼于首先建立报刊综合评估制度，然后对评估中排名落后者撤销出版许可，使其退出市场；后者着眼于使经营能力强的报刊转制成为企业。这两项报刊体制改革，也是报刊的经营者、主管主办单位、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高层决策者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战场，而且其中的利益分布情况更为复杂。
简化来讲，关于报刊退出机制改革，出版许可证对于报刊经营者和主管主办单位来说即是最大的利益所在；由于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具体的改革推动需要由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各省内实行有出有进的原则（如果省内有报刊被退出，则省内可以有新报刊易于获得出版许可来填补空缺），因此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得；但由于出版许可证作为珍贵的垄断资源，其对于报刊经营者和主管主办单位来说利益巨大，对于报刊基层从业人员来说更是生存之本，这就使得很多利益主体愿意付出巨大代价去阻滞改革；此时就要看改革的主导者如何调节利益格局，比如为改革的具体推动者增加一些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或者通过其他改革来降低出版许可证的价值、减少既得利益团体的损失等。
关于报刊转企改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4月联合发出《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内容是“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不同于一般非时政类报刊，承担着重要舆论引导职责，按照有利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要求，中央各部门单位所属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省级、副省级及省会城市党报党刊所属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等出版单位，经批准可进行转制”。对于中央和省级、副省级及省会城市的党报集团来说，虽然党报党刊不能够转制，但是其集团旗下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在经过批准之后可进行转制，这样就给了党报集团进行灵活资本运作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此一体制改革过程，对于报刊的某些基层从业人员来说，会在编制或福利方面有一定利益损失；对于报刊经营者和主管主办单位来说，却同时可以获得很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于地方行政主管部门来说，也可以获得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因此，从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到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和经营者，都主动支持此项改革。
报刊退出机制和综合评估体制改革，同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体制改革，在实际改革发展过程中差异明显。前者历经七年仍然处于试点阶段，2011年初《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试行）》出台，各省按照“先评估后退出”的方式逐步进行，实际的真正退出仍未开始；后者则仅四年时间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全面推动，很多省份分几个阶段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工作在两年内便告完成。
从效用函数的角度看，在政治体制一定的前提下，当前各种传媒体制改革面临的利益格局就是基本稳定的，凡是既得利益主体利益受损的改革，都会遇到阻滞力量；而既得利益主体利益受损较小甚至获利的改革，则会进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