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自　序

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大众文艺，评论它的人很多，研究它的人很少。例如，这首歌好不好听?有没有意思?这就是评论，几乎人人都会;这首歌为什么好听?意义在哪里?这就是研究，不是人人都会的。

流行歌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评人所做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带评介性质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大众介绍某一首歌，或者某一位作者的歌，使之能够流行，或者能够获奖。这是一种浅层次的研究。

还有一种研究，是在这种浅层次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仅要评介一首歌，或者一个作者的歌，还要将它放在音乐史、文学史或者文化史的背景下，探讨它的价值、意义和地位。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研究，也就是学术的研究。这种研究目前在国内还很少见。

关于流行歌曲的学术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或者音乐的角度，或者文学的角度，或者文化的角度。也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或者侧重于曲，或者侧重于词。我的研究是侧重于词的、文学的与文化学的研究。1989年，我写过一篇《当代流行歌曲的特点与价值》。在这篇文章里，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作为一种现代音乐，流行歌曲只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样式，流行歌曲实际上古已有之。如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流行歌曲一样，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流行歌曲。我们称当代的《酒神曲》、《黄土高坡》为流行歌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周代的十五国风、战国的楚辞、汉朝的乐府、南北朝的民歌、隋唐五代两宋的词曲以及明清两代的时调等等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呢?流行歌曲的本质特征在于“流行”二字。尽管我们对古代流行歌曲的演唱形式无从感受，但是根据大量的记载，我们得知这些配合着古乐、清乐和燕乐而演唱的歌曲在当时和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曾得到广泛的流传。

直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不过我后来的研究要系统一些，也细致一些，深入一些。例如关于楚辞，就不能笼统地称它为流行歌曲。具体来讲，《九歌》可以说是流行歌曲，而《离骚》、《天问》、《九章》、《招魂》、《九辩》等，就不能说是流行歌曲，它们实际上是“不歌而诵”的“徒诗”。又如元人散曲，也可以说是元代的流行歌曲。

2004年4月，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约我参加由他主持的“第二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借这个机会，我提交了一篇12000多字的论文——《古今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把由周代至当代的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做了一个通盘的梳理，重申了“一代有一代之流行歌曲”这个观点。

我从1988年底，即在武汉地区的多所高校作有关流行歌曲的学术报告，听报告的人特别多，场面非常“火爆”。2001年，我正式在广州大学开设“流行歌曲研究”这门选修课。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来自不同的院系，人数特别多。同时，我也指导过不少学生写过这方面的毕业论文。我应该是国内较早把“当代流行歌曲歌词”引入大学课堂的人之一。

多年来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必须站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当代流行歌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才能真正发现它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或不足，才能就它的未来走向提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建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如果不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认定，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或者民间状态，那么它的发展前景就不会是很乐观的。

本着这种认识，我决定出版《古今流行歌曲研究》这本书。我把古代流行歌曲研究方面的内容放在前边，把当代流行歌曲研究方面的内容放在后边。我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重申“一代有一代之流行歌曲”这个观点。我坚持认为，周代的“国风”、汉代的乐府、南北朝的民歌、唐代的“声诗”、唐五代和两宋的词、元代的散曲、明清两代的时调小曲，等等，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文学”，其实就是各个朝代的流行歌曲。我希望大家能够历史地看待当代流行歌曲。当代流行歌曲中，有一些好词，不是都不好。我们不应该轻视它们。相反，应该借鉴古人的经验，提升当代歌词的文学水准。唐代的词，最初也是乐工填写的，文学水准也不高，后来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韦庄等著名诗人加入到词的创作队伍，词的文学水准就提高了。如果今天的那些有才华的诗人，能够放弃对流行歌曲的偏见，加入到它的歌词的创作队伍，那么当代歌词的文学水准也是可以提高的，甚至可以成为“一代之文学”。

当代歌词的文学水准整体上不高，是有历史原因的。自“五四”以来，诗与歌词就完全分道扬镳了。分道扬镳的结果，不仅仅是违背了“诗乐合一”的优良传统，也不仅仅是歌词的文学水准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同时也使得诗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受众越来越少，诗得不到受众的反哺，因而其文学水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诗与歌词的长期分道扬镳，对二者都没有好处。长期以来，人们对“五四”以来的诗不满意，也对歌词的文学水准不满意。可是大家得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一味地指责而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在我看来，并非难事。只要恢复“诗乐合一”的传统即可。诗人应该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主动地加入到歌词创作的行列;歌词作者也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不能总是停留在“乐工填词”的阶段。

本书所研究的古代歌词作家，都是懂音乐的优秀诗人。尤其是曹操、李煜、柳永、李清照等人，可以说是精通音律的文学大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广为流行，影响深远，与他们高深的音乐造诣是分不开的。我希望当代的诗人、词人，都能认真地吸取古人的成功经验。

当“诗乐合一”的传统重新回归之日，也就是当代的诗与歌词开始振兴之时。

我的第二个目的，就是重申“流行歌曲是文化的一种通俗形态”这一观点。我在《当代流行歌曲的特点与价值》一文里，还讲过这样两段话:

歌曲是一种文化形态。既是一种文化形态，就有它的研究价值。无论是一种雅文化，还是一种俗文化，我们都不应该对之抱有任何的偏见或歧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文化。文化，在文化学者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的。……何况流行歌曲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形态，它只是文化的一种通俗形态，而我们自己更没有游离于这种俗文化之外。我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是一种雅俗并包的整体。我们实际上总在欣赏流行歌曲，高兴起来也不免随口哼唱几句，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来轻视、排斥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在其中、涵咏于其中的这种俗文化呢?

把流行歌曲的研究同中国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既可以流行歌曲为钥匙，解答文化上的许多问题，从而为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也可以站在文化的角度，探索流行歌曲所赖以产生和流传的背景，把握其文化内涵，从而为音乐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它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歌曲是心灵的呻吟，是心灵的回响，“从它里面人们可以看到并且考察出某一民族的灵魂的最深的地方……可以看到各种色调不同的灵魂”。(卡萨司《卡塔鲁尼亚的歌谣》)流行歌曲所披露的，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集合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的外化或物化，从它里边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集合体的情感、意向和精神状态，了解到人们内心世界的真相。真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古今流行歌曲研究》这本书，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局限。我把它拿出来出版，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成熟，而是为了抛砖引玉，为了引起学术界对当代流行歌曲的重视，为了更多有思想、有学识、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也来从事这项研究。如果能够这样，则本人甘愿充当一块流行歌曲研究的垫脚石。

曾大兴2011年11月30日于广州世纪绿洲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