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二安”研究的现状与期待
四、“济南二安”研究的现状与期待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济南二安”研究，成绩无疑是主要的。无论是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成果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过去的三十年。但是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过于拔高，二是大题小做。“济南二安”研究既需要满腔热情，更需要求实精神;既需要开阔的视野，也需要具体的实证研究。
南北宋交替之际，中国词坛上活跃着一女一男两位著名的词人，一为李清照(公元1084年～约1155年)，字易安，济南章丘人;一为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字幼安，济南历城人。世称“济南二安”。这使得山东人尤为感到骄傲。清代山东济南新城籍著名诗人王士祯即以十分自豪的口吻说过;“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花草蒙拾》)
半个世纪以来，山东籍的学者在“济南二安”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和《辛稼轩年谱》，王延梯的《漱玉集注》和《辛弃疾评传》，孙崇恩等的《李清照资料汇编》，刘乃昌的《辛弃疾论丛》等等，大都颇见功力，为学界所称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学术界召开过五次李清照、辛弃疾学术讨论会，其中有四次即是由山东学者发起主办，并且在山东境内(济南、青州、莱州)召开的。
由于有山东籍学者的表率作用，中国大陆的“济南二安”研究在整个宋词研究领域显得相当活跃。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济南二安”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与突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间，辛弃疾研究主要集中在爱国思想和豪放词这样两个层面上。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毕竟视野窄了一些，方法单调了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词学家力图打破早先的那种从时代背景到思想情感到艺术特征再到历史影响的简单陈旧的研究模式，开始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地剖析辛弃疾其人其作。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理论探讨，都超过了前此三十年。
在基础研究方面，关于辛弃疾从隆兴二年(1164年)江阴签判任满去职到乾道四年(1168年)通判建康府这一段时间的仕宦行踪问题，在过去一直都是一个空白。近年来辛更儒根据新出现的《铅山辛氏宗谱》中的《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提出江阴签判任满后就任广德军通判一说，很快即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又譬如有关辛弃疾与韩侘胄、朱熹、陆游、陈亮、周孚、范邦彦、范如山、史正志、赵汝愚等人的交游问题，也都有了比较扎实而具体的考证结论。
在理论探讨方面，则逐步矫正了前三十年长期存在着的重思想而轻艺术的学术偏差，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一部分爱国词的思想内容的探讨，而是转向对辛词整个的艺术成就、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的探寻。承认他的主体风格为豪放，同时也强调其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肯定他的“以文为词”丰富了词的表现能力，同时也指出这种变革导致了词体的蜕变，使词日益向非词的方向退化。关于他的大量使用典故问题，则不再停留在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上面，而是具体地探讨用典的根源，典故运用对艺术表现的作用，辛弃疾喜欢用典的原因以及用典的审美效果等等。此外，像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等新著，还就辛弃疾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辛弃疾与屈原、庄子、陶渊明、苏轼等人的师承关系和异同以及辛弃疾的文化心理结构等问题，作了新的富于启发意义的研究。
同辛弃疾研究相比，李清照研究显得更为活跃，俨然成了词学领域的“热门”。这其中又以对下面三个问题的争论最为热烈。一是李清照的再嫁问题。这个问题在前三十年即有争论，近十多年来，这种争论更加激烈。肯定其再嫁者大多援引宋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适、赵彦卫、李心传、陈振孙等七家的有关记载;否定其再嫁者，则认为上述七家记载均不足据，而最可信的资料乃是李清照本人的《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体的后序作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署名“易安室”。可知李清照绝无于绍兴二年(1132年)再嫁之事。二是关于李清照词的思想情感问题。多数人认为李清照的前期词作，描写了少女少妇的日常生活与爱情悲欢，反映了对封建礼教的不满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后期词作，则抒发了个人可悲可叹的身世之感，寄寓了深沉的故国之思，表现了比较明显的爱国主义精神。少数人则认为对李清照词的思想情感的评价不能过于溢美，尤其不能通过贬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来烘托和突出她的意义。三是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问题。李清照“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是否符合词的发展实际?李清照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是否相一致?李清照对于唐五代北宋诸多名家的批评是否正确?这一系列的问题，估计今后还会争论下去。
通观十多年来的“济南二安”研究，成绩无疑是主要的。无论是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不是在研究成果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过去的三十年。但是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过于拔高。辛弃疾是一位力主抗金收复失地的爱国词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例如其《金菊对芙蓉·重阳》就有过这样的表白:“叹少年胸襟，忒煞英雄。……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这就体现了其人生价值观的庸俗的一面。又如李清照词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和同时代的许多词人相比，其实并不是很明显、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学的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文学史上真正卖国求荣的作家是极为少见的。把爱国主义作为“二安”词的主旋律或主色调，把共性的东西说成是个性，其结果是既忽视了共性，也淹没了个性。第二个问题是大题小做。大陆上的古代文学研究，经常是大题小做。常常在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豪放派、婉约派这些比较空泛的大概念上兜来兜去，而不能多做一些具体的实证研究。譬如:李清照的词论为何不曾提及周邦彦?李清照同赵明诚的婚姻爱情关系对其艺术个性的影响如何?辛弃疾的个人情感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何?辛弃疾的创作败笔，辛弃疾三次被参罢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花一些力气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的。
“济南二安”既是山东籍的词人，同时也是中华本土上的作家，更是具有相当世界影响的文学家。“济南二安”研究既需要满腔热情，更需要求实精神。既需要开阔的视野，也需要具体入微的实证研究。唯其为此，“济南二安”研究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也才能真正为新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