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柳永和冯梦龙
六、柳永和冯梦龙
冯梦龙也是柳永的异代知音。他的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揭示了柳永悲剧命运的实质，也体现了柳永的民主思想与市民意识。他的审美理想是对柳永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光大。
柳永这位词人，既不幸已极，又幸运无比。受尽最高统治者和封建保守文人的轻侮和白眼，屡遭排斥，终身坎壈，乃至最后卒于旅邸，死无葬资，在文人待遇优厚的宋代，这种遭际可以说是再凄凉不过的了;然其所作歌词，传遍四方，天下咏之，不仅博得歌妓乐工和广大市民的喜爱与崇拜，也赢得不少进步作家的赞赏与钦敬，这又是多数词人所不曾有过的荣耀，足见其作品自有定价，自有知音。柳永虽然在《宋史》无传，但是他的歌词却传播到今天，成为中华文学经典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并未因少数正统文人的诋毁而淹没。诚所谓“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者(曹丕《典论·论文》)。
当年，正统文人晏殊指责柳永写了“彩线慵拈伴伊坐”，张先讥讽柳词语意颠倒。除了说明他们的保守、虚假和装模作样外，于柳词的传播并无损害。而北宋的秦观、周邦彦，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冯梦龙等人对柳永的学习和借鉴，倒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柳永的真正知音，多是一些通俗文学的著名作家(包括词、曲、小说等方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给柳永一个更切实际的评价呢?倘无大谬，这项工作是否既包括对柳永及其作品本身的研究，又包括对其继承者的具体探讨呢?本人选择这么一个题目，其用意也正在这里。
冯梦龙是柳永的异代知音。这种相知，主要就在于他通过小说艺术，给了柳永以前所未有的赞许和中肯的评价。而且这种赞许和评价，又基于两人生平遭遇、创作道路和审美情趣诸方面的相似。
(一)从《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看冯梦龙对柳永的肯定
以柳永的事迹和传说为素材的小说迄今能见到的有三种:一为宋人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所载之《花衢实录·柳屯田评传》，一为明人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所载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一为冯梦龙编著《喻世明言》之《众名姬春风吊柳七》。[1]
就《花衢实录·柳屯田评传》所收的几折小故事《耆卿讥张生恋妓》、《三妓挟耆卿作词》和《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看来，柳永的形象也不过一风流词人而已，诙谐、多情且才华横溢，深得歌妓的喜爱和敬重。联系柳永的全部创作及其有关事迹来考察，应该指出，这种描写是肤浅的，平庸的，没有揭示柳永性格的精神内核——叛逆思想和民主意识，更没有概括出柳永一生的悲剧性质——用世之志与怀才不遇，豪放不羁与封建道德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小说并不可恶，对柳永并无污蔑、歪曲、诋毁的笔墨。而且作者还以叙述人和小说中人物的口吻，对柳永多有赞赏。如小说伊始写道:“柳耆卿名永，建州崇安人也。居近武夷洞天，故其为人有仙风道骨，倜傥不羁，傲睨王侯，意尚豪放。花前月下，随意遣词，移宫换羽，词名由是盛传天下不朽。”“柳自是厌薄宦情，遯于武夷九曲之东。至今柳陌花衢、歌姬舞女，凡吟咏讴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又借剑南太守之口云:“见其词而想其人，必英雄豪杰之士。”尽管这种赞美都是形象之外的议论，不是从情节和场景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审美评价，但是，毕竟说明了作者对柳永的态度是肯定的，赞赏的。虽然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离当时的话本小说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却给冯梦龙的优秀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以积极的影响。
真正庸俗无聊、面目可憎的是《清平山堂话本》所收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小说写柳永任余杭县宰时，属意于本地歌妓周月仙。因周月仙与刘二员外关系密切，每夜乘船过古渡与其幽会，故柳永虽“春心荡漾，以言挑之”，而“月仙再三拒而弗从”。柳永于是凭借权势，买通船夫，吩咐他于“夜间船内强奸月仙”，舟人立即如法炮制。周月仙惆怅之余，吟了四句诗:“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船夫将诗回复柳永，柳永于是排宴于玩江楼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预令舟人，假作客官预坐。酒半酣，柳县宰乃歌周月仙所作之诗曰……柳耆卿歌诗毕，周月仙惶愧，羞惭满面，安身无地，低首不语。耆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妾今愿为侍婢，以奉相公，心无二也!’……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柳永并且作《浪里来》词云:“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我交那打鱼人准备了钓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来出不得文人手。”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肮脏、无聊的故事，柳永更是一个心地下流，手段卑鄙的家伙，绝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风流词人之所作所为。这篇小说严重地违反了历史真实，趣味庸俗，格调低下，表现形式也拙劣不堪。冯梦龙对它极为不满，斥责为“鄙俚浅薄”，并且在有关史实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角度，彻底改写，这就是有名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篇话本小说。
冯梦龙的贡献首先在于比较中肯地揭示了柳永悲剧命运的实质:豪放真率的个性与封建道德的矛盾。他指出:柳永“只为一首词上，误了功名，终身坎壈”。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柳永悲剧的起因就在于写了若干被统治者认为“浮艳虚薄”的歌词，并且以豪放真率的情感为之，这就触犯了封建伦理道德，亵渎了统治者的尊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三变词”条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而这时，柳永已过不惑之年。王辟《渑水燕谈录》卷八《事志》又载:柳三变“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最高统治者的专横与心虚，彻底堵死了柳永的仕进之路。两次沉重的打击，都是因词得罪。
柳永的悲剧，不在于一般地作词，而在于以豪放真率的个性，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亵渎了统治者的尊严。柳永不止一次地抒发其对功名富贵的厌倦和反感，甚至把皇帝的“临轩试对”比作他的倚翠偎红:“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乐章集·长寿乐》)这种大胆和狂放，成为他一生悲剧的主观原因。基于对柳永悲剧实质的深刻认识，冯梦龙通过艺术创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性格。他不仅在“入话”中，借孟浩然的终生不遇同柳永相比，而且对柳永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总体介绍:“他也自恃其才，没有一个人看得入眼，所以缙绅之门，绝不去走。”更虚构了柳永为权相吕夷简作寿词的一节故事。小说中的柳永在其《西江月》一词中写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自是白衣卿相。”吕夷简“大怒道:‘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小说接着写到:“又过了数日，正值翰林员缺，吏部开荐柳永名字，仁宗曾见他增定大晟乐府，亦慕其才，问宰相吕夷简道:‘朕欲用柳永为翰林，卿可识此人否?’吕夷简奏道:‘此人虽有词华，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为念。见任屯田员外，日夜留连妓馆，大失官箴。若重用之，恐士习由此而变。’遂把耆卿所作《西江月》词诵了一遍，仁宗皇帝点头。早有知谏院官，打听得吕丞相衔恨柳永，欲得逢迎其意，连章参劾。仁宗御笔批着四句道:‘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2]这样，柳永便第一次由风流词人的形象转变成了一个悲剧词人的形象，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成绩，也是作者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的产物。
冯梦龙不仅揭示了柳永性格的悲剧特征，并且从民主思想出发，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性格的内涵。柳永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崇，以儒学著于州里。五代时，王延政据闽，崇隐居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之金鹅峰，征聘不出，自称处士。父宜，曾仕南唐任监察御史，以敢于弹射、不避权贵著称，入宋以后，仕至工部侍郎，以孝行闻名。柳永有叔父五人:宣、寘、宏、寀、察;有兄二人:三复、三接，皆有科第功名于当时。王禹偁《小畜集》载有《建谿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并序》，称柳崇“以兢严治于闺门”，“诸子、诸妇，动修礼法，虽从宦千里，若公在旁，其修身训子，有如此者”。出身在这样一个重视儒家传统的家庭里，柳永自然养成了自己的功名用世之志，其多次应举，其间或表达的对于功名的艳羡，便是证明。如《乐章集·柳初新》:“别有尧阶试罢。新郎君、成行如画。杏园风细，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但是，由于屡次失败，加之中进士后又四处游宦，历尽坎坷，柳永对功名的态度又有淡薄的一面:“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寻访罗绮消得。”(《尾犯》)类似这种否定功名的词句，在《乐章集》中不下20处。所以，柳永所接受的儒家传统，就其主要方面来讲，与其说是功名之念，毋宁说是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它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关心民生疾苦，反对苛政，反对贫富不均，反对扰民。柳永的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七言古诗《煮海歌》里。在这篇作品里，柳永以真挚而深切的同情，十分完整而详细地描述了盐民亭户的辛苦悲怆的生活，并且站在历史的角度，把这个问题直接归咎于统治者的沉重赋税和连年征战:“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洗尽征输辍，君有余财罢盐铁。”这首诗见于元代冯福京所撰《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值得注意的是，该志还将柳永列入《名宦》一类，而综观有宋一代前后三百余年，在此地为官而入该志之《名宦》者，不过寥寥四人而已，而柳永独居其一，足见他在当地的政绩是为人民所肯定和缅怀的。又《余杭县志》卷二十一《名宦传》载:“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所谓“抚民清静”，就是爱护百姓，轻徭薄赋，不扰民的意思。
柳永不仅继承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民本思想，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市民意识的积极成分。北宋时期，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日益增加，这样，以手工业工人、店员、小商贩、苦力、士兵、隶卒、小吏、僧道以及娼妓、乞丐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便进一步发展起来，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要求，也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市民意识。他们既和封建统治者有联系，间接或直接地为统治者服务，又间接或直接地受其剥削、受其压迫，因而和统治者有矛盾。他们虽然也有功名之念，有向上爬的欲望，但更多的则是追求现实人生的享受，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婚姻，而对封建的道德规范有所不满……这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相违背。这种思想虽然不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却给当时社会的其他阶层包括中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柳永本来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濡染。但是，由于他天生一种浪漫性格，年轻的时候经常出入歌楼舞榭，并且同歌词这一新兴的音乐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写下了不少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歌词。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他受尽统治者的轻蔑与排斥，屡试不第。天生狂傲的个性使他没有立刻向统治阶级屈服，而是再次回到歌楼舞榭中来。歌妓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他那受伤的心灵得到平复。他放弃了自己阶级的许多偏见，以平等的身份来同这些人间地狱的女性交朋友。他发现了她们的善良和聪慧，体察了她们的种种痛苦和辛酸，更替她们喊出了自由的希望，从而闪耀出一个民主作家的思想光辉。如《迷神引》一词写到:“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主张歌妓跳出火坑，过上一种自由的、有爱情的婚姻生活，这就是普通市民的人生理想，就是市民意识。
所以，民本思想，市民意识，应是柳永思想的主要成分，也是他性格的精神内核。冯梦龙的高明，就在于别具慧眼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做了颠覆性地改写。首先，作者把热恋着周月仙的人由刘二员外改为穷书生黄秀才，把买通船夫污辱周月仙的人由柳耆卿改为刘二员外。地方官柳永听到周月仙的哭诉之后，“好生怜悯，当日就唤老鸨过来，将钱八十千付作身价，替月仙除了乐籍。一面请黄秀才相见，亲领月仙回去，成其夫妇。黄秀才与周月仙拜谢不尽。”这一改写，就把柳永由一个无赖官僚变成了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正直官僚，改变了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其次，便是安排柳永同妓女谢玉英同居为夫妇。谢玉英同柳永的关系，绝不同于一般狎客同妓女的关系，而是相知加相爱。作品这样描写他们的相知:
耆卿看他桌上，摆着一册书，题云《柳七新词》，检开看时，都是耆卿平日的乐府，蝇头细字，写得齐整。耆卿问:“此词何处得来?”玉英道:“此乃东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妾平昔甚爱其词，每听人传诵，辄手录成帙。”耆卿又问道:“天下词人甚多，卿何以独爱此作?”玉英道:“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秋别》一篇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等语，人不能道。妾每诵其词，不忍释手，恨不得见其人耳。”
谢玉英的审美水平是很高的，这几句词，确实为柳永作品的上乘之作，取景高远苍茫，情景交融。苏轼所激赏的“不减唐人高处”，实际上就是指这一类作品。可见谢玉英崇拜柳永，绝非一般地追随时髦，而确实是心领神会。柳永深感其意，在玉英处一连住了五天。恐怕误了期限，只得告别。临行时，以歌词《玉女摇仙佩》相赠。后来玉英寻到东京，如夫妇一般，跟随柳永终生。柳永死后，她行发妻之礼，衰絰，做主丧。这种描写，虽然带有理想色彩，但与柳永的婚姻恋爱观正相吻合。柳永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才子佳人的爱情理想:“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玉女摇仙佩》)“结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思。”(《玉蝴蝶》)更希望这种才子佳人的爱情，能以婚姻作为归宿:“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莫更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这种爱情和婚姻，既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础之上，又建立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普通市民的理想。这种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也只有统治阶级以外的社会才可能存在。它摒弃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对封建礼教是一个大胆的挑战和反叛。这种理想的脱俗的人物描写，同《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庸俗无聊的描写，所别何啻天壤!
这篇小说的最后一段，“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最为凄恻动人，完成了这位悲剧词人形象的最后塑造:“原来柳七官人，虽做两任官职，毫无家计。……当时陈师师为首，敛取众妓家财帛，制买衣衾棺椁，就在赵家殡殓。谢玉英衰絰，做个主丧，其他三个的行首，都聚在一处，带孝守墓。一面在乐游原上，买一块隙地起坟，择日安葬。坟上竖个小碑，照依他手板上写的，增添两字，刻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出殡之日，官僚中也有相识的，前来送葬。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不逾两月，谢玉英过哀，得病亦死，附葬于柳墓之旁。……自葬后，每年清明左右，春风骀荡，诸名姬不约而同，各备祭礼，往柳七官人坟上，挂纸钱拜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塚’。未曾‘吊柳七’、‘上风流塚’者，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曾敏行《独醒杂记》卷四载:“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祝穆《方舆览胜》卷七也说柳永“流落不偶，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可见小说的描写是有所本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不仅渗透作者的一片深情，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为什么要拿群妓同某些官僚相比，写官僚的自觉惭愧掩面而返，最后还以“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作结呢?柳永的知音在红裙，不在缙绅，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而深知这一点的冯梦龙，不是柳永的异代知音又是什么呢?
(二)冯梦龙的审美理想是对柳永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光大
与柳永的时代相距近六百年的冯梦龙，为什么会对柳永有如此深切的了解?如此会心的体察?而同是面对一样的人，一样的作品，一样的野史笔记，为什么罗烨的认识就那么肤浅，《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作者就那么无聊可恶，而冯梦龙偏得词人之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冯梦龙的生平遭遇、创作道路和审美情趣等等作一个考察。
冯梦龙同柳永一样，也出生在一个诗礼之家。他的父亲曾和当时苏州的大儒王仁孝来往密切。哥哥冯梦桂，为明代有名的画家。弟弟冯梦熊，为大学士，有名的诗人。三兄弟为当时文坛著名的“吴下三冯”。从冯梦龙所著的《麟经指月》中可以知道，冯梦龙从小曾受到系统的传统教育。
冯梦龙在青壮年时期，同所有读书人一样，研读《四书》、《五经》，应举赶考。三十岁时，还曾被湖北麻城人请去讲《春秋》，并著《春秋衡库》、《四书指月》等指导科举的书籍。但是，和柳永一样，他也有一种天生的浪漫性格，豪放不羁，经常出入歌楼酒馆，过着“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生活(见王挺《挽冯梦龙诗》)。而且在青壮年时期，也是多次应考不第，内心郁抑，又促使他去歌楼酒馆寻找精神寄托。
壮年时期，他曾经热恋过一个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后来侯氏嫁了人，他大为失望。从此便绝迹青楼，结束了这种放浪的生活。由于较长时间在青楼酒馆厮混，使他有机会接触广大的市民群众，熟悉了市民的生活状况，也了解了他们的审美追求，这对于他终身从事于通俗文学的编辑和写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冯梦龙直到崇祯三年(1630)以五十七岁的高龄考取贡生，六十一岁时做福建寿宁知县。福建《寿宁府志》把他放在“循吏”的传记中，称他“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这个评价与《余杭县志》对柳永的评价是相似的。冯梦龙的这种生活遭遇，对于培养他的民本思想、市民意识和审美理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冯梦龙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化。他在《喻世明言》序里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宋代的代表性文学宋词，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宋代的话本小说，更为通俗文学的瑰宝。而柳永，又是宋代通俗词的大师。冯梦龙既明“宋人通俗”这一道理，则对柳永的创作，无疑有自己深切的体悟。《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引用的几首柳词，如《玉女摇仙佩》、《击梧桐》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作者借柳永之名写下的几首词，也深得柳词三昧。
冯梦龙审美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作品的“真”。他在《山歌》序中写到:“桑间濮上，国风剌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他是在肯定其“真”的前提下，来收集山歌一类的通俗文学的，而且他认为这种不与诗文争名的“真”文学，其功能在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我们说，柳永的描写男女相爱的作品，正是同封建礼教相违背的，藉此可以见出礼教的虚伪。冯梦龙正是这样看待柳永的创作的。如上所述，在《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他曾借谢玉英之口赞叹到:“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秋别》一篇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等语，人不能道。”也就是说，冯梦龙对柳永作品的“真”的品格，原是高度认可的。
类似的遭遇，类似的思想，类似的审美理想，使得冯梦龙成为柳永的异代知音。
【注释】
[1]《宝文堂分类书目》所著录之《柳耆卿记》，明刊《绣谷春容》及《燕居笔记》之《柳耆卿玩江楼记》，明刊《万锦情林》及清人重刊《燕居笔记》之《玩江楼记》，均为话本，然未见传本。
[2]据张舜民《画漫录》载，指责排斥柳永的权相是晏殊，而非吕夷简。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但柳永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打压，这是一个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