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中国式的乐感文化

四、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中国式的乐感文化

《歌声与微笑》、《采槟榔》、《康定情歌》一类歌曲，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来自日常生活。中国老百姓没有超出日常生活视野之外的幸福观，既不把追求真理和科学看作最高的幸福，也不把追求出世看作最大的快乐，而是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求满足。

中国人也不乏现实的快乐。中华民族虽然饱经忧患，但是从没有被忧患压垮。这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民族，缺乏进攻性，但是富有韧性和乐感。中国人长于从忧患中寻求快乐。一顿饱饭、一杯淡酒、一次良宵佳会，都可以因此而生出愉悦之感，足以消除疲劳、调节精神、交流情感、享受人生。中国人的人生期望值并不很高，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往往安分随缘，恬淡自适。一支好的歌曲，便足以带回家去欣赏;一个动人的微笑，也足以留下来长久地品味。请看《歌声与微笑》这支歌:

请把我的歌，

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

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歌声，

飞遍海角天涯，

飞遍海角天涯。

明天明天这微笑，

将是遍野春花，

将是遍野春花。

歌的欢乐，微笑的欢乐，不同于金钱、地位、荣誉、醇酒和美妇人的欢乐，因为后者只能娱己，前者则可以娱人。歌声会飞遍海角天涯，微笑会催开遍野春花。这种欢乐同时又体现了中华民族达观的人生和博大的襟怀。正是这种欢乐，维系着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平衡，使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生生不已，延绵不绝。这种欢乐意识与西方的欢乐意识是不一样的。这种欢乐是世俗的，关于日常生活与日常伦理的，是简朴的，淳厚的。

表达这种欢乐意识的歌曲，大都出现在民歌和儿歌中。且看《采槟榔》这支湖南民歌: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谁先爬上谁先尝，

谁先爬上我替谁先装。

少年郎采槟榔，

小妹妹提篮抬头望。

低头又想呀，

他又美，

他又壮，

谁能比他强?

赶忙来叫声我的郎呀，

青山高呀流水长。

那太阳已残，

那归鸟儿在唱，

叫我俩赶快回家乡。

这是劳动的欢乐。这种劳动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乡土中国的一种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不一样，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劳动本身是一种享受，一种实现。青年男女自由自在地在这里采槟榔，男的上树摘，女的树下装。伴随着这种自由劳动而展开的，是爱的萌生与美的发现。作为劳动的结果，则是既收获了槟榔，也收获了美和爱情。因此这种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实现，是愉快的，美的，幸福的。这种劳动被讴歌、被回味，根本的原因即在这里。

再看看《刘海砍樵》这支歌:

女:我这里将海哥好有一比呀。

男:胡大姐!

女:哎!

男:我的妻!

女:啊?

男: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啰?

女:我把你比牛郎不差毫分哪!

男:那我就比不上啰!

女:你比他还要多哇!

男: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啰，

女:刘海哥你是我的夫哇。

男:胡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啰，

女:行哪。

合:得儿来得儿来得儿来哎哎哎!

同《采槟榔》一样，这也是一首湖南民歌。其流传范围究竟有多广，流传时间究竟有多长，均不得而知。但是，就是这样两首由来已久的民歌，居然仍在今天广为流行。这就表明了它们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表明它们所包涵的欢乐意识是最富于感染力的，没有时空域限的。不论怎么说，劳动本身总是辛苦的，不是唱歌和跳舞那样的轻松。从劳动中发现欢乐，首先必须有一个愉悦的心境;而这种愉悦心境的形成，又有待于劳动本身的自由。上山砍樵，须顶风霜，冒炎暑，避虎迹狼踪，肩挑手劈，挥汗如雨，是最为艰苦的日常劳动之一，而刘海夫妇居然从这里发现了美，感受到了美，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这种劳动是一种自由的劳动。这里没有剥削者的阴影，没有异己力量的阴影。砍樵是为了自己烧饭或卖钱。正是这种自由的劳动，激发了这一对劳动者夫妇的内心愉悦。这种愉悦是朴素的。妻子从丈夫身上发现了美——淳朴、忠厚、勤劳、对妻子充满爱心——一种类似牛郎的品格。丈夫则对妻子的夸奖和爱怜充满感激。于是一唱一答，你唱我和，于艰苦的劳动之中，平衡了生命的节奏，丰富了生活的内容，实现了情感的交流。劳动在这里不再是辛苦的过程，而是欢乐的源泉，幸福的源泉。这种欢乐完全是自身的生命力的讴歌，不曾向他人索取，也无须向他人索取。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娱悦，自我陶醉。因此，这种源于劳动的欢乐总是最容易获得劳动者的共鸣的。

人类的忧患，大抵源于劳动的异化、专制的压迫、自然界的损害与人世的种种不合理规范的制约。在过去的中国，这些方面的压力尤为深重。但是，这些压力并不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如果人类总是只有压力而无松弛，人类早已绝迹了。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统治者长于王霸杂揉，宽猛相济;人民亦惯于忙里偷闲，苦中求乐。就说封建礼教这张法网吧，虽然几千年里一直笼罩在中华大地上，但是也有它所罩不住的时候和地方。孔孟儒家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并不一定每时每地都在发挥作用。在过去的中国这个个性不发达、性爱意识不旺盛的地方，偏偏会出现许多潇洒自在的充满了欢乐意识的民间情歌。请看《康定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

康定溜溜的城哟。

李家溜溜的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亮弯弯，

看上溜溜的她哟。

一来溜溜的看上，

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的看上，

会当溜溜的家哟。

月亮弯弯，

会当溜溜的家哟。

世间溜溜的女子，

任我溜溜的爱哟;

世间溜溜的男子，

任你溜溜的求哟。

月亮弯弯，

任你溜溜的求哟。

这是一首情调极优雅，韵味极浓郁的民间情歌。它所讴歌的是人世间一份淳朴而真实的爱情。在这里，引起求爱一方注意的不是门第、地位、金钱和家族的利益，不是任何外在的附加条件，而是当事人自身的“人才好”和“会当家”，这正是劳动者的朴素而现实的审美标准。劳动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朴素而现实的审美标准来选择爱情和配偶，正说明这种选择本身是自由的，不受外在势力的干预，没有任何与这种选择相关的顾虑。“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多么自由，多么潇洒，多么幸福!这里没有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女的委屈和幽怨，没有上流社会的长辈人物的干涉和压制。只有和谐，没有冲突;只有适意，没有压抑。无论求爱的对象还是求爱的方式，都是写意的，美妙无比的。这首歌的产生年代不详，但是由于它是劳动者的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既体现了爱的欢乐，也向多数的普通人展示了自由爱情的美丽境界，因此直到今天，这首歌仍是传唱不衰。

我们再看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顺手摘下这花一朵，

我与娘子戴发间。

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耕田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

比翼双飞在人间。

这只曲子选自著名的黄梅戏《天仙配》。该戏写青年农民董永为借钱葬父而卖身与财主家为奴，路上遇见玉皇大帝的最小的女儿七仙女。七仙女爱慕董永的忠厚、勤劳与诚实，主动提出嫁他为妻。于是夫妻双双去财主家还债。由于众天仙的帮助，七仙女很快协助丈夫还清了债务，于是夫妻双双兴高采烈回归家园。这只曲子，正是夫妻二人在回家路上的对唱。

摆脱奴役，自由为人，已是人生的大解放，这种快乐是最为深刻、最为意味深长的。何况摆脱奴役之后，还可以建立一个温暖的家，从而享受那种幸福的家庭生活呢!尽管以后的家庭生活仍然是艰苦的，清贫的，男耕女织，身居寒窑，但是只要夫妻二人朝夕相处，互敬互爱，则再苦也甜，再清贫也富有。这就充分地表明，这种欢乐意识是简朴的、单纯的、现世性的。七仙女不愿在天国养尊处优，而甘愿下嫁一个贫苦的农民，尤其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老百姓没有超出日常生活视野之外的幸福观，既不把追求真理和科学看作最高的幸福，也不把追求出世看作最大的快乐，而是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求满足。“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常之用”，终生安分随缘，不作出位之想，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现世职责和伦理义务，就能达到美善的境界。

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人生需求，除了日常的衣、食、住、行，以及生儿育女的满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家庭伦理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这是由聚族而居、以血缘纽带相维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决定的。聚族而居，彼此都是同宗共祖的子孙，加上不同宗族之间频繁的互相嫁娶，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姻亲关系的网络，故不能不讲究血缘情感和家庭中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间的秩序与和谐。尽管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正在逐渐解体，但是这种重伦理和谐的文化心理却作为历史的积淀而潜存于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风俗和习惯等各种精神文化形态之中，流行歌曲自不例外。我们上举之《刘海砍樵》、《夫妻双双把家还》等，就在歌颂日常生计之满足的同时，流露了伦理和谐的快乐。

这种伦理和谐的快乐意识同时也体现在为数不少的儿歌当中。儿童较之成年人，总是更天真，更纯净，更少忧虑和牵挂，更富于幻想和好奇心。不过，中国儿童的兴趣中心和西方儿童的兴趣中心不一样，这是由于传统的教育方式造成的。西方对儿童的教育多注重科学知识，中国对儿童的教育多注重日常事务和日常伦理。中国儿童不仅多唱母爱、父爱和兄弟姐妹之爱等伦理性情感，而且多将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人伦化，多将日月星辰和儿童玩具人伦化。请看《过家家》这支歌:

妈妈锁门咔嚓嚓，

我在家里过家家。

小小跳棋一大把，

统统要听我的话。

红的就是我，

蓝色是妈妈;

绿色是哥哥，

黑色你当爸爸。

黑色的爸爸老出差，

叫我等的眼巴巴。

绿色的哥哥外边跑，

成天不回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怎么我的妈妈还没回家?

大人出门之后，小孩被关在家里。在大人看来，小孩与外界的联系被隔断了，他们或许是孤独的，索漠的。然而小孩自己并不这样看。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高明于成人的地方，在于把自己周围的静止的事物伦理化，通过与周围事物的种种别致的联系，来构筑自己的生机勃勃的儿童世界。在《过家家》这只歌里，我是主体，其他的各种颜色的跳棋都被赋予我之色彩，都随着我的意志而角色化。这种角色的分配不是随意的，而是以日常生活事实和日常伦理关系为依据。我是红色的，象征着热情;绿色的是哥哥，象征着活泼与生机;妈妈是蓝色的，象征着母爱的深厚与博大;黑色的则是爸爸，严肃、陌生，总是出差在外。一方面是浓郁的伦理色彩，一方面则是活泼的美的想象，使得这支歌内容虽单纯，旋律虽简朴，但是情调却丰富，意味却隽永。

再请看看《泥娃娃》这支歌:

泥娃娃，

泥娃娃，

泥呀泥娃娃，

也有那眉毛，

也有那眼睛，

眼睛不会眨。

泥娃娃，

泥娃娃，

泥呀泥娃娃，

也有那鼻子

也有那嘴巴，

嘴巴不说话。

她是个假娃娃，

不是个真娃娃。

她没有亲爱的爸爸，

也没有妈妈。

泥娃娃，

泥娃娃，

泥呀泥娃娃，

我做她爸爸，

我做她妈妈，

永远爱着她。

在这里，作为儿童的我不仅赋予了娃娃一定的人格色彩——有归属的需要，即爸爸妈妈的关心和爱，而且对泥娃娃表达了深厚的爱心——做她的爸爸，做她的妈妈，永远爱着她。让儿童玩具也享受到日常伦理的欢乐!可见这种欢乐在中国，显得多么普遍，多么重要，多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