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的新变
四、二十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的新变
之所以要把二十世纪的流行歌曲单列一节做专门的讨论，是因为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相比，二十世纪的流行歌曲不仅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不仅在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方面有了全新的内容，而且在情绪的表现方式上，也有了全新的特点。
二十世纪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最大事件，是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显得波澜壮阔、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这一切，促成了二十世纪流行歌曲的新变。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流行歌曲，以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的“学堂乐歌”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歌曲，题材非常广泛，“有反对封建、鼓吹民主革命、宣传妇女解放的;有号召民族觉醒、要求富国强兵、团结御侮、振兴中华的;有倡言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兴办实业的;有勉励敬业乐群、敦品力学、惜时爱物的;也有提倡体育锻炼、丰富科学知识、反映学生生活的。”[22]学堂乐歌虽以中国民歌和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歌曲的旧有曲调为主，但多数作品的歌词语言却不陈旧，“质直如话，而又神味隽永。”[23]“等到赵元任出现的时候，中国便有了自己的掌握现代音乐技巧的作曲家，从而结束了按旧有曲调填词的时代。”[24]而黎锦晖、黎锦光兄弟的出现，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的诞生。此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到来，聂耳、冼星海、田汉、塞克、光未然等应运而生。他们的作品，代表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流行歌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这半个世纪的流行歌曲，既有着丰富的社会感应情绪，也有着比较细腻的个人体验情绪。有些歌曲，还能从个人情绪体验的角度，反映社会感应情绪，从而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田汉的《梅娘曲》，安娥的《渔光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等。
1949至1978这三十年的歌曲，以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颂歌”占了主要的成分。不能说这种社会情绪不是真实的，但是毕竟在题材和语言方面，雷同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太多，“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加之音乐风格上的“高、强、硬、响”占了主流，因此不能称之为流行歌曲。当然，既能体现一定的时代情绪氛围，又有一些个人情绪体验的歌曲也不是完全没有，像海默的《敖包相会》、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张加毅的《草原之夜》、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还是受到群众喜爱的，而且一直流传至今。
二十世纪流行歌曲的复苏和繁荣，是在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社会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从香港、台湾和欧美传来的现代流行音乐风靡了祖国大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歌曲作者们得以重新回归生活，回归人性，回归音乐。这个时候的歌曲和此前二十多年的歌曲是大不一样的。它们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但是不做政治概念的传声筒，文学语言上不再假、大、空，音乐上也不再一味地高、强、硬、响，而是真正地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显得通俗、亲切、细腻、柔美。[25]从这一时期的歌词来看，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题材丰富多样，时代的情绪非常强烈。有些歌曲，分明让人感受到时代的脚步在不断地前进，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所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就像《祝酒歌》代表了1979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代表了1980年，《我的中国心》代表了1984年，《迟到》代表了1985年，《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代表了1986年，《冬天里的一把火》代表了1987年，‘西北风’歌潮代表了1988年上半年，《外面的世界》代表了1988年下半年，《跟着感觉走》代表了1989年，《渴望》和《亚洲雄风》代表了1990年，‘红太阳’歌潮代表了1991年和1992年一样，《春天的故事》代表了1993年，并在特定的时刻代表了1997年。”[26]
二是个人的情绪体验更加细腻，更加新颖奇特。以爱情歌曲为例。“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把抽象的情感情境化了;面对风流浪子，有了这样的怨言:“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如果得意忘形，就说“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如果捉摸不透对方的心思，会说“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明明是一种女性意识张扬的态度，偏要说“拍拍肩膀我就听你的安排”;爱人走了，按说是个伤心事，偏偏要唱得信心十足:“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她还没来到。”[27]
三是社会的情绪和个人的情绪结合得非常好。有些歌曲分明是写时代精神或社会情绪的主旋律式的作品，却能从个人的情绪体验出发，从个人的审美角度出发，写得很平民化，很有人情味，因而也很有个性。例如歌唱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歌唱解放军:“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关心下岗工人:“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么多吗?”写金钱和快乐的关系:“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写生活的不变:“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写生活的变化:“骡子下了个小马驹，乌鸡变成了彩凤凰。”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嫂子，借你一双小手，手捧一把黑土先把鬼子埋掉。嫂子，借你一对大脚，脚踩一溜山道再把我们送好。嫂子，借你一副身板，挡一挡太阳，我们好打胜仗。”鼓励年轻一代有所作为:“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一支歌曲，无论承载着多么强烈的时代精神或社会情绪，如果不融进独特的个人情绪体验和个人审美体验，那是无论如何也唱不响，传不开的。古往今来的优秀流行歌曲，无不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艺术规律。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间，由于“左”的路线占了上风，人的个性心理和个体需求不被重视，所以这样二者有机结合的好歌非常少见。只有在1978年以后，走向成熟的中国既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又开始尊重个人的价值和需求，这样二者有机结合的好歌才会陆续出现。
只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才是中国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
【注释】
[1]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同上，第25页。
[3]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4]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卷7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5页。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6]同上，第56页。
[7]肖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8]同上，第17页。
[9]同上，第6页。
[10]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1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12]任二北《唐声诗》，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1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1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631页。
[1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07页。
[16]同上，第408页。
[1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08页。
[18]孙家正《〈歌声中的20世纪——百年中国歌曲精选〉序》，刘习良主编《歌声中的20世纪——百年中国歌曲精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19]刘楚材编《中国歌词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0]哈卜雷德《今日之艺术》，施蛰存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页。
[21]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2]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3]同上，第2页。
[24]乔羽《〈中国歌词选〉序言》，刘楚材编《中国歌词选》，第4页。
[25]参见曾大兴《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 －6页。
[26]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7]同上，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