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成才的时代、家庭与个人原因
一、李清照成才的时代、家庭与个人原因
在成千上万的天才女性遭到扼杀的古代，李清照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与宋代最高统治者对歌词的提倡、与她曾经拥有的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与她中年以后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她本人的进取精神和叛逆意识，都有重要的关系。
李清照是北宋末南宋初的著名词人，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于独创性的天才的女作家。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成就早为世所钦仰，尤其受到天下知识女性的倾心膜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那个扼杀了千千万万个天才女性的封建社会里，李清照何以能够突破封建大石的沉重压迫，脱颖而出，并且卓然成家?李清照成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可以了解古代少数女性文学天才成长的某些规律，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人才的培养也不无裨益。
(一)“上之所尚在是也”
——李清照成才的时代原因
李清照是在封建大石的缝隙里长出的一棵灵芝。就一般情况而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不可能为任何女性天才的成长提供相应的土壤，但是，它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却在客观上为个别女性文学天才的成长准备了舞台。李清照所处的宋王朝就是这样。从政治上来看，它比以往的多数封建王朝都要专制，不唯知识分子，就是皇帝的左右肱股都要受到前所罕见的钳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宋王朝力图建立一套以儒教为中心、儒释道三教互补的新的思想体系，非常注重封建礼乐的建树。而在李清照的时代，统治中国近一千年的程朱理学已初步形成。这样，在唐代尚且能够做皇帝，做钦差大臣的女性，在宋代就全然丧失了政治上的出头之日。但是偏偏在专制的宋朝，出现了李清照和朱淑贞这样的天才的女作家，其成就远在唐代的薛涛和鱼玄机之上，这个现象就耐人寻味了。
事物常常走向它的反面。宋代最高统治者旨在专制，但是为了达到专制的目的，又必须对那些曾经鞍前马后的大臣施以笼络。史家常讲的“杯酒释兵权”就透露了许多消息。在政治上剥夺大臣的权力，在生活上则给予尽可能多的甜头。既然皇帝亲口许诺，大臣们可以“多积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于是几乎每个贵族之家都是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轻歌曼舞，灯红酒绿。武将附庸风雅，文臣更加飘飘然。朝野上下，享乐之风弥漫。是否可以这样立论?诗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号子的“杭育杭育”，词则起源于享乐，起源于茶余酒后的缓歌慢舞?本来，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胡夷里巷之曲的盛行，为歌词艺术的鼎盛准备了物质前提，而统治阶级的耽于声乐，则为这种鼎盛的到来开放了绿灯。文学的繁荣，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繁荣，必须首先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提倡。《宣和遗事》载有这么一段故事:“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阵笙歌举，不觉鸯鸳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惟恐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道君大喜，遂以杯赐之，令卫士送归[1]。”请注意，这个窃杯女子是一个以金杯为稀罕之物因而忍不住顺手牵羊的普通妇女，其所以得到皇帝的恩赐，不在于她善于狡黠地为自己开脱罪责，而在于她能够以歌词的形式在皇帝面前一逞才情。歌词是当时最时髦的文学形式。徽宗皇帝的一喜一赐，表明了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普通妇女同样可以填词，词填得漂亮，同样可以得到国家级的奖励。这个时候，李清照至少是三十五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可谓适逢其时。清人周铭指出:“词虽发源于隋唐，而体格详明，声调修整，至宋始备。一时学士大夫，不独以为摹写性灵之资，而且以为润色庙廊之具。以至闺阁之中，其谐音谐律，如抗如坠，彬彬大雅。如此，由上之所尚在是也(重点符号为引者所加，下同)。[2]”有宋一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作曲填词，都属于合法的艺术活动，这就让那些才华卓特，而囿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一展所学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找到了一个才情的突破口。
纵观李清照的全部诗文词，可知这个人具有经邦济世的头脑。那些卖国求荣，偏安一隅的平庸君臣，那些生不能做人杰，死不能为鬼雄的须眉浊物，她是压根儿看不上眼的。但是专制社会规定了她只能蛰居于闺阁之内，封建礼教的大石沉重地盖住了她。只是这块大石并非钢铸铁浇。上流社会的享乐及其对歌词艺术的提倡，使得这块大石裂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李清照这棵艺苑灵芝，就在这道缝隙里悄悄地萌芽。
(二)“夫妇擅朋友之胜”
——李清照成才的家庭原因
李清照是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全才。在诗、词、散文、骈文、绘画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并且工于金石鉴赏。这些才能的获得，首先得力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家庭教育。
她的家庭一直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气氛。她的父亲李格非是神宗熙宁九年的进士，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东京刑狱。藏书极富，又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曾以文章受知于大文豪苏轼，脍炙人口的《洛阳名园记》就是他的传世之作。刘克庄谓“李格非……诗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补之)秦(观)之上……与苏门诸人尤厚[3]。”《宋史》本传更称其“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4]。”可见这个人不仅学力深厚，才华超群，而且创作态度非常严肃，文艺思想相当进步。李清照的生母也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她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出生名门，读书很多，“亦善文”(《宋史·李格非传》)。出生在这样一个父母皆善文章的书香门第，李清照从小即受到比较系统、比较扎实的家庭教育和艺术训练，“幼有才藻”，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人才兴趣的培养关系极大。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实施者在某个专业方面的深厚造诣，对于人才的兴趣培养具有指向性的意义。人才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对自己事业的兴趣如何。日本著名教育家木村久一指出:“天才人物指的就是有毅力的人，勤奋的人，入迷的人和忘我的人。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毅力、勤奋、入迷和忘我的出发点实际上在于兴趣。有了强烈的兴趣，自然会入迷，入了迷自然会勤奋，有毅力，最终达到忘我。因此，我特别想说的是，天才就是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迷。[5]”家庭的文化艺术环境对人才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兴趣的培养。长辈热衷于文化艺术事业，孩子便在有形无形之中受到耳濡目染。二是能力的训练。包括艺术观察、艺术思维与艺术技巧方面的训练。李清照的“幼有才藻”，正是这两种影响的综合效应。
人才的成功在竞争中实现。李清照一直处于闺阁之内，不曾参加过任何诗社或其他艺术团体，也很少同别人唱和应对。她似乎缺少一个相应的竞争环境。不过，幸运得很，命运给她安排了一个出色的丈夫。她十八岁时嫁给当时的太学生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亦曾举进士，徽宗时官至尚书右仆射(宰相)。赵明诚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书赡博，藏书万卷”[6]，工于诗文，又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有《金石录》三十卷传世。朱熹称其“文笔最高，《金石录》煞做得好”。[7]他们夫妇之间感情诚笃，旨趣相投。除了一道收集金石书画，切磋学问，还有经常性的诗词唱和。洪迈云:“东武赵明诚德甫……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8]。”明代学者江之淮更叹道:“自古夫妇擅朋友之胜，从来未有如李易安与赵德甫者，佳人才子，千古绝唱。[9]”他们之间不唯志同道合，而且经常展开竞赛。这就唤醒了双方的潜能，激发了双方的灵感。有这样几段记载，读来令人解颐，发人深省。赵明诚《白居易书〈楞严经〉跋》载:“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10]”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有关记载，正好与赵明诚所言互证。如: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屏居乡里十年，“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11]”而最富于竞争意味的则是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周煇《清波杂志》载:“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12]”论诗才，明诚确实要逊色一些，但是并不肯甘拜下风。伊世珍《琅嬛记》载:“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易安作也。[13]”
由这几段记载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结论或者观点。第一，李清照虽处闺阁之内，谈不上有什么社交活动，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性的竞争环境，但是，她的丈夫实在是一个大致上与她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对于充分发挥李清照的创造潜力，关系极大。第二，人才的成功离不开竞争。这种竞争既可以在社会成员(同学、同事、同行、师徒)之间展开，也可以在家庭成员(兄弟、父子、夫妇)之间展开。第三，竞争包括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是以积极的方式(学习、模仿、师其所长而避其所短等等)力争赶上并超越对方，恶性竞争则是以消极的方式(中伤、打击、设置障碍、剽窃霸占其成果等等)竭力把对方踩下去。良性竞争不仅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而且于身心健康大为有益。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之间的竞争就是一种堪称楷模的良性竞争。中国妇女的绝大多数其所以在事业上难以有成，一半的原因即在于夫妇之间大抵处于一种恶性竞争状态。无论在社会成就还是在社会声誉方面，丈夫一般不容许妻子超过自己。
人才的成长与成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物质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一为创造成果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李清照始为大家闺秀，家庭十分富有。后来又嫁给宰相之子，为郡守夫人。中国大多数妇女的劳苦困窘，她的前半生是没有经受过的。设使她一年到头忙于耕织，忙于浆洗缝补，烧火煮饭，为生计问题而夙兴夜寐，则再杰出的天才也被一连串的琐碎和辛苦扼杀了。至于供她作研究与创作之参考的金石书画之丰富，则更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奢望。据她自己在《金石录后序》中介绍，“建炎丁未春三月”，夫妇俩“奔太夫人丧南来”，因携带不便，在“去书之重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及“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和“器之重大者”之后，还有“书十五车”。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他们存在“青州故第”的“书册什物”，一次被焚烧的就有“十余间”屋子之多。而早先，当“丞相(挺之)居政府，亲戚或在馆阁”之时，她所“尽力传写”过的“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三)“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李清照后半生的不幸遭遇
李清照的前半生是幸运的。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与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为她的成长和成功安排了一个顺境。在这个极为难得的顺境里，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完成了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金石学专著——《金石录》，独立写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词学专论——《词论》，创作了不少清新柔美的诗词佳作。但是，命运并没有过多地眷顾她，最终还是厚其才而啬其遇。她的后半生非常悲惨。宋钦宗靖康二年(1126)，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南渡后的第三年，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病逝于建康(今南京)。李清照从此“飘流遂与流人伍”，开始了她那艰难而孤独的后半生。先是从池阳奔赴建康，后来又奔台州。又“之嵊”，“走黄岩”，奔“章安”。又“之温”，“之越”。建炎四年(1130)十二月“之衢”。绍兴元年(1131)春三月“复赴越”。绍兴二年(1132)“赴杭”。[14]国破、家亡、夫死、文物丧失、只身漂泊，种种不幸一起扣在她的头上。如果李清照早年没有那样的幸运，那么，当灾难一个一个地接踵而至的时候，她就不会有如此剧烈的悲痛，因为无所得便无所失。然而生活是极为残酷地捉弄了她，把她从幸福的高地扔向苦难的深谷。早先的“赌书泼茶”变为晚年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早先的“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变为晚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她成了一个形影相吊的寡妇。
李清照的成才体现了“诗穷而后工”这个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欧阳修说过:“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5]”生活残酷地折磨了作为贵族妇女的李清照，同时也成全了作为优秀词人的李清照。李清照的最后成功，与她晚年的不幸关系极大。换句话说，早年的顺境，只能培养出一个有学问的，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李清照，而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可歌可泣的，光照千古的李清照。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功，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环境，只能把先天带来的那么一点点聪明用在日常生计上头，而不可能对高层次的创造活动产生兴趣。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不经过生活的磨练，则很难从本质意义上认识人生与世界，树立为人类而创造的雄心壮志，培养坚强不屈的意志力。从兴趣的培养来讲，顺境显得十分重要;从意志的锤炼来讲，逆境似乎不可或缺。这应该是人才成功的一条基本规律，不管你在主观上是否乐意接受。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裴多菲曾经这样告诫匈牙利诗人B·S的夫人:“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16]”不幸的作家，思想总要深刻得多。写苦难便是真正的苦难，写幸福则使人认识到幸福的真正价值即在于战胜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创作是一种心理补偿。歌德说:“女诗人之所以成了诗人，有些是由于在爱情上不如意，于是想在精神方面找到弥补。[17]”李清照后来所失去的，又何止爱情一端?
对于这种得与失的辩证法，李清照本人是十分清楚的。她在《金石录后序》的结尾写道:“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国破家亡之后的李清照只有把精神寄托于词的创作。所谓“生际乱离，去国怀土，天涯迟暮，感慨无聊，既随事以行文，亦因文以见志。”诚然，早期的李清照写过不少歌词，但是，应当指出，这些歌词，包括比较出色的《醉花阴》和《凤凰台上忆吹箫》，虽然感情真挚，语言清新，但毕竟限于相思怨别一类。只有国破家亡之后的创作，才真正称得上震撼人心，具备较高层次的社会人生意义与低回掩饰的悲剧美。
(四)“进取”与“叛逆”
——李清照的个性心理品质
我们以上的分析还只是局限在人才成功的外在因素方面。实际上，人才的成长与成功同时也受到多种内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内在因素的核心是人才的个性心理品质。李清照的个性心理品质属于进取型与叛逆型。
人才学上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创造性来潮”。人才由于饱学多年，血气方刚，既了解前人的成就，又容易发现前人的不足，于是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激情和冲动，一种创造的欲望，同时又具备完成创造的能力。这种精神现象就是“创造性来潮”。[18]“创造性来潮”的前兆是创新意识的萌发，没有创新意识的人，不会有“创造性来潮”。李清照的“创造性来潮”最早出现在政和年间，时年三十岁左右，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词论》的写作。[19]《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词学论文，对词的历史与现状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她之前的诸多名家的创作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首创词“别是一家”说，呼吁尊重词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辞锋犀利，议论不少借。面对前代和当代的大批名公巨子，略无摧眉俯首之态，充分地体现了她的叛逆型、进取型的个性心理品质。
姑且不论这些意见是否全都公允，首先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批评者的勇气。南唐冯延巳、李煜，北宋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秦观诸人，既是她的前辈，又是世所公认的大家与名家。这样略无顾忌地批评他们的创作，在李清照之前还没有一人。陈师道虽然批评过柳永的“骫骳从俗”和苏轼的“不谐音律”，但那口气要温和得多。所以这篇《词论》问世后，曾经遭到胡仔等人的强烈指责:“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20]”清人裴畅更谓“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21]”其实，正如孔夫子所言:“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2]。”李清照确实有“以乐府名家”的意思，然而这正是一种“进取型道德”，正是一个创造性人才最可宝贵的基本素质。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说得好:“科学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进攻性’，不是人与人关系中的‘进攻性’，而是对自然的‘进攻性’。不要安于接受书本上给你的答案，要去尝试下一步，尝试发现有什么与书本不同的东西。[23]”李清照对歌词创作的历史与现状不满意，对当时流行的词学观点不以为然，急于张扬并贯彻词“别是一家”的主张，要求协乐，要求典重，要求醇雅，要求浑融，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的萌发，就是“创造性来潮”的前奏。这种“创造性来潮”是以对前贤的批评，以对流行的词学观点的纠偏为表征的。就人才本身的成长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他(她)的批评和怀疑是否都有充足的科学根据，而在于他(她)是否具备这种批评和怀疑的个性心理品质。要知道世界上一次也不来潮的大有人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怀疑的意识和叛逆的精神。在他们看来，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一切既行观念都是牢不可破的，他们的使命只在承认，只在接受，只在重复。
何况李清照的意见并非狂妄无识。她认为江南李氏君臣的“哀以思”，认为柳永的“词语尘下”，认为苏轼等人的“不协音律”，认为晏几道的“苦无铺叙”，认为黄庭坚的“多疵病”等等，都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李氏君臣生当末世，或俯仰身世而所怀万端，或眷念故国而情不能已，所作歌词正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感。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从题材到语言到表情方式，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新兴市民的审美情趣，其“词语尘下”是客观事实。至于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作何评价，那就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了。苏轼的部分作品确实“不谐音律”，这在苏轼本人，非不能，是不为也，不愿斤斤于音律以害辞害意。但是“不谐音律”的作品唱起来不够动听，李清照如实地指出这一点并不为错。晏几道的作品全是小令，无慢词，自然无铺叙。黄庭坚的疵病更是显而易见，一则以游戏为词，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二则以诗的瘦劲之笔作词，损害了歌词应有的妩媚。
批评前人的目的不在于否定前人，而在于提高自己。李清照的作品虽然也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却有效地避免了上述词人的毛病。故清代学者俞正燮指出:“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而词日益工。[24]”
李清照在文学上的创新意识与其对现实秩序的叛逆情绪互为因果。著名的《渔家傲》表明她的创新意识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杜甫为着这一艺术目标孜孜不倦地追求了一辈子，可是李清照却对此付之一笑。诗句惊人又有什么用?能改变一个闺阁词人的命运，使之走出家庭，一试锋芒么?词人对人间天上的最高主宰发了一通牢骚，但是并不对它抱有任何奢望。既然人间以扼杀女性为能事，天上也不可能开明多少。她于是幻想效大鹏远举，飞向三山。这首词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以记梦的形式，把自己的抱负和块磊一齐倾泻出来，不仅批判了人间对女词人的不公正待遇，也蔑视了天上的最高权威，表现了豪放不羁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在她早期的创作中，表现为对封建礼教的不敬与对爱情的直率大胆的抒发;在晚期的创作中，则表现为对南宋王朝一大批投降主义者的轻视与批判。如《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又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等。敢于批判，敢于嘲讽，敢于蔑视须眉浊物。这种叛逆精神影响到文学性格，就是富于进取，勇于创新，不满足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不随时论说短长，而是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总之，无论是统治阶级对于歌词艺术的提倡，还是良好的家庭艺术环境的熏陶，以及后半生的国破家亡之苦的折磨，都只是为李清照的成长和成功提供了可能，怀疑、叛逆、创新的个性心理品质则使得这种可能成为事实。但是没有时代、家庭和个人遭际提供的条件，这种可贵的个性心理品质也会被一系列的琐碎和平淡所销溶。主客观条件互为依存，互相作用，终于成全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光照千古的李清照!
【注释】
[1]《宣和遗事》上，引自徐釚《词苑丛谈》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2]周铭《林下词选·凡例》，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3]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诗话》卷一七九，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页。
[4]《宋史》卷四四四《李格非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木村久一《早期教育和天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翟耆年《籀史》卷上，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25页。
[7]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同上，第12页。
[8]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同上，第9页。
[9]《古今女史》卷一，同上，第56页。
[10]引自缪荃孙《雲自在龛随笔》卷二，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2页。
[11]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32～133页。
[12]周辉《清波杂志》卷八，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1页。
[13]伊世珍《瑯嬛记》卷中引《外传》，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28页。
[14]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第135～136页。
[15]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四部丛刊》本。
[16]引自《人才学文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17]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光潜译。
[18]雷祯孝《人才学概论》，《人才学文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
[19]参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及夏承焘《评李清照的〈词论〉》，后者载《光明日报》1959年5月24日。
[2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6页。
[21]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88页。
[22]《论语·子路》，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
[23]转引自《科技导报》1981年创刊号。
[24]俞正燮《癸巳类稿》，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