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柳永研究
七、建国以来的柳永研究
(1949～1987)
建国三十八年来的柳永研究，在柳永的“家世与生平”的考证方面有重要突破;对柳永的“思想与人格”、“成就与贡献”的评价，虽然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肯定性的意见无疑是主要的。
柳永是北宋初期的著名词人，曾经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建国以来，截至1987年5月，全国(不含台港地区)发表柳永研究论文90余篇。现将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柳永的家世与生平
柳永生前社会地位卑微，《宋史》没有他的传记，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他的材料，宋人笔记虽然偶有零星记载，又大抵传闻异词，舛误间出。因此，关于柳永家世与生平的考证，便成为柳永研究的基本前提。
1．柳永的家世
1957年，高熙曾据《康熙崇安县志》、《雍正崇安县志》和《道光福建通志》等地方史乘，考证柳永的祖父柳崇为“五代末纪的处士”，“宋朝中，以子贵，累赠尚书工部侍郎”。崇有子六人:宜、宣、寘、宏、寀、察，均有官职。永父柳宜，官至工部侍郎。永兄弟三人，长兄三复，官至兵部员外郎;次兄三接，官至都官员外郎。“皆工文艺，号‘柳氏三绝’。”永有子名涚，官至著作郎。可知柳永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官宦人家。杨湜《古今词话》谓永“终老无子”亦非事实[1]。同年，唐圭璋更据《嘉靖建宁府志》和郑文宝《江表志》诸书，证实了高文的结论。[2]
唐圭璋还据王禹偁《小畜集》所存《建谿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并序》、《柳赞善写真赞并序》和《送柳宜通判全州序》三篇文章，扩大了高熙曾的研究成果。指出柳氏原籍河东，柳崇之五世祖柳奥随叔父柳冕(唐初古文家)至福建任福州司马，改建州长史，遂定居焉。五代时，柳崇因不就王延政之聘而隐于崇安五夫里的金鹅峰下。平生“以行义著于州里，以兢严治于闺门”。柳宜早在南唐，即以“褐衣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李国主器重。为官之后，更“多所弹射，不避权贵”。
1986年，李思永又从《小畜集》中找到有关柳宜的两首诗:《扬州寒食赠屯田张员外、成均吴博士同年、殿省柳丞》和《和国子柳博士喜晴见赠》，参校上述两篇文章，考证柳宜官历如次:南唐时，由太子校书郎——江宁尉——贵溪令——崇仁令——建阳令——监察御史;入宋后，由费县令——雷泽令——任城令——著作佐郎——全州通判——赞善大夫——殿中丞——国子博士——工部侍郎。至此，学术界对于柳永的家世，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3]
2．柳永的生卒与葬地
关于柳永的葬地，历史上有四种说法。①枣阳说(曾敏行《独醒杂志》);②襄阳说(祝穆《方舆胜览》);③真州说(王士祯《花草蒙拾》);④润州说(叶梦得《避暑录话》)。润州在宋时称润州丹阳郡，郡治在今江苏镇江市。唐圭璋据《万历镇江府志》及该志所引文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再次肯定了润州说:“叶梦得曾在丹徒做过官，葛胜仲也是丹阳人，二人均言王安礼守润时葬柳永，这是比较可信的。”[4]
关于柳永的卒年，《镇江府志》载有一篇柳永侄子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叔父讳永……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20余年。”唐圭璋指出:“据《嘉定镇江志》卷十四说，王安礼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守润，而柳永侄所作的墓志说，这时柳永已经死了20余年，由此上推，他的卒年可能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5]
至于柳永的生年，则至今众说纷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三种。第一，唐圭璋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谓“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云，推测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其理由是:孙何(961～1004年)曾做过两浙转运使，“柳永就在孙何死的一年作《望海潮》词送他，至少也应是冠年了”。[6]其实，如此算来，柳永是年只有十七岁。
第二，林新樵认为，柳永的生年可从《乐章集》的《玉楼春·星闱上笏金章贵》一词来推算。林氏据《续资政通鉴》考定，此词当作于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又据宋翔凤《乐府余论》:“耆卿蹉跎于仁宗朝，及第已老。”“柳永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及第，因是‘已老’，估计为50岁，则他在天禧二年作此词时为35岁，而其写《望海潮》送孙何(依唐说)刚好20岁”，“20岁能填出这样成熟的有名的词是比较合理的”。故柳永大约生于雍熙元年(98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7]
第三，李国庭认为，柳永约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主要依据是，宋翔凤云柳永“及第已老”，而唐代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可见，50岁中进士并不算老。又据《文献通考》;唐以50为老，宋以60为老，则柳永及第(1034年)，至少应在55岁至60岁之间。由此上推55年，其生年正好在980年左右。其次，《福建通志》载，柳永于仁宗皇祐间(1049～1054年)任屯田员外郎。据《宋史》:咸平五年(1002年)，“诏文武官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景祐四年(1037年)，司马池更奏:“文武官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劾以闻。”可知柳永任屯田员外郎应不超过70岁，时间在1050年左右，由此上推70年，则生年正好在980年左右。[8]
3．柳永的名字与登第时间
柳永，字耆卿，又名三变，字景庄。这两个名字孰先孰后，因何故而改?历史上有三种说法。一、吴曾《能改斋漫录》和陈师道《后山诗话》均谓原名三变，“后改名永”，而改名是为了“磨堪转官”。二、叶梦得《避暑录话》谓“后改名三变”，至于改名的原因则与吴、陈两家说同。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谓“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建国以来有两种意见。唐圭璋认为:柳永原名三变，后因“宋仁宗以无行黜之，只好改名永以求进取”。[9]罗忼烈认为:“柳永有两位哥哥，都以‘三’为辈号，所以原名三变是毫无疑问的。三变之名取义于《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古人名和字义相应，‘望之俨然’的‘俨’就是矜庄貌，故名三变而字景庄。至于改名的原因，《燕谈录》说是病因，这是合理的解释。‘永’和‘耆’都有长寿的意思，因病怕死，所以改名换字来禳解。如果说改名是企图抹杀柳三变给人的不良印象，以求官职，似乎不合情理。因为既登仕版就有案可稽，不能说柳永不是柳三变。”[10]
关于柳永的登第时间，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为景祐末(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为景祐元年(吴曾《能改斋漫录》)。叶梦得《避暑录话》谓柳永中进士后曾为睦州掾官，其《石林燕语》更谓柳永为睦州掾官在景祐中，可见叶氏亦主景祐元年说。又《崇安县志》云，柳三变与兄三接同登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进士第。是以建国以来，学术界多主景祐元年说。近些年曾出现两种不同意见。1984年，詹亚园重申景祐末说。又据谢维桢《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范蜀公(镇)少与柳耆卿同年”，断柳永及第在宝元元年(1038年)[11]
吴熊和则以为柳永举进士当在景祐元年以前。据文莹《湘山野录》记载，“范文正公(仲淹)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祭，里巫迎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之句。”吴氏指出:“范仲淹于景祐元年四月知睦州，六月移知苏州。而此词所叙为秋景，至少当作于景祐元年前一年的明道二年(1033年)，时柳永已为睦州团练推官，其举进士犹当在此之前。”[12]
罗忼烈认为《湘山野录》所载非实。“严陵祠是范仲淹始建的，并撰有《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明言‘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在这以前根本没有严陵祠，何来‘谪睦州过严陵祠下’听里巫唱柳永词?”更引李焘《续资政通鉴长编》“景祐二年六月诏”，再次肯定了景祐元年说。[13]
4．柳永的游踪与官历
柳永一生羁宦漂泊，行迹很广。高熙曾指出，柳永到过睦州、昌国、泗州、余杭、杭州、灵台、开封、镇江、建宁、扬州等处。[14]唐圭璋补充说，他还到过苏州、会稽、长安等处。[15]李国庭再次补充说，他到过渭南、成都、鄂州和湖南。[16]詹亚园更指出他到过华阴。[17]
灵台一处，出自《镇江府志》所引《宋故郎中柳公墓志》:“授西京灵台令。”吴熊和指出:北宋以洛阳为西京，然翻检《元丰九域志》卷一，西京河南府河南郡所属13县城，并无灵台一县。倒是陕西路华阴郡所属5县中，有华阴、渭南二县，一东一西，互为邻毗。渭南县下有注曰:“有灵台山。”吴文认为，所谓“授西京灵台令”，“西京”乃依汉唐旧称，实指长安;而灵台令，其或指柳永尝宰渭南、华阴欤?
吴文据宋代磨勘制度下的官阶转改之序，考定柳永“初为睦州推官，在选人七阶中为第四阶，后至泗州判官，在选人七阶中为第三阶”。“泗州判官当为柳永改官前的最后一任幕职官”。“柳永改官后，由著作佐郎迁著作郎，再迁太常博士，转屯田员外郎”;“严格按照北宋的迁秩制度，循资而迁”。[18]
由此看来，睦州、昌国(盐监)、余杭(县令)、华阴(县令)、泗州、开封六处为其服官之地，其他各处则为一般性的漫游之地。柳永一生，外官不过推官、判官、盐官、县令，京官不过著作佐郎、著作郎、博士、屯田员外郎，在宋代著名文人中，可谓最为寒伧的了。
(二)柳永的思想与人格
柳永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在宋代开始，人们对他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建国以来，随着理论界政治气候的变化，这种评价更是时起时落。而问题的焦点，首先就集中在他的思想与人格方面。
5．柳永和歌妓
唐圭璋等认为，柳永许多写歌妓的作品，“体现了对于受压抑妓女的真挚感情，带有打破等级观念，否定封建礼教的色彩。”[19]王起更就柳永《玉女摇仙佩》一词指出:“‘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提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男女之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佳人才子’‘当年双美’的结合，客观上显然跟‘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对立。”[20]郁贤皓等认为:柳永是“一个没落士大夫阶级的浪子”，“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费在追逐功名和偎红倚翠的生活上面”，他的歌妓词“只是证明了他像一般没落士大夫一样对放浪形骸生活的追逐”，谈不上“反封建意义”。[21]
这两种意见在五、六十年代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理论界紧张气候的缓解，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白钢指出:“柳永写妓女的前提，是把妓女当作人来看待，给妓女应有的人的地位。不同于西蜀南唐和宋代许多士大夫词人把妓女当作玩物来表现。”“柳永是在‘人学’思想指导之下描写妓女生活的。”作者“把自己置于与妓女、乐工平等的地位”，“表达了妓女的苦闷”及其对理想的追求，“感情比较真切。”[22]丰家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柳永对待妓女虽不同于封建统治阶级朝云暮雨，视妓女为玩物，但在感情上也并不专一。”他指出:“有宋一代尽管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新的经济因素，但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仍然是封建经济;随新经济因素产生的新的思想因素，还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柳永不可能产生‘人学’思想，以平等的‘人’来对待妓女，和妓女产生平等自由的爱情。”[23]
第三种意见认为，柳永对待歌妓的态度应以《鹤冲天》一词的写作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鹤冲天》记载了他的第一次落榜与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大约写于他的冠年(1003年左右)。在此之前，柳永同歌妓的厮混，主要为青年士子的一种放浪行为以及对市民文艺的热爱，这是时代风气使然。在此之后，由于“受到命运的不公正待遇，柳永在思想上开始成熟起来”，“因此，在妓馆歌楼这个遭人践踏的人间地狱里，他不仅看到了歌妓们美丽的容貌与绰约的风姿，发现了她们出色的才华与善良的心地，更深刻地抒写了她们悲惨的哭泣与热切的梦想”。这是最高统治者逼迫的结果。[24]
6．柳永与功名
建国初期，有的文学史教材曾就《鹤冲天》一类作品，指出柳永有蔑视科举功名的倾向，[25]学术界因此形成不同的意见。宛新彬指出，柳永“是热衷爬上统治阶级政治舞台的”，“只是在爬不上而希望能爬上去的情况下，写下了《鹤冲天》这首词。”[26]王起进而指出:“他鄙弃功名，并不是真正对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有所认识，或者自己对人生对政治另有一套远大的理想，而是认为做官要受到名利的束缚，反不如在娼楼里过一种‘浅斟低唱’的生活来得更惬意。”“这里混合着封建没落文人及时行乐的思想与市民阶层从实利出发要求等价交换的思想”。[27]
王水照认为:“否定柳永有功名利禄的一面，是不符合事实的。”“柳永一方面几次三番地要求仕进，一方面又对功名抱有某种冷淡和不满，实际上都是他那同一阶级意识的不同表现。”[28]
三中全会以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加以讨论。惠淇源认为，《鹤冲天》这首词，“燃烧着积极反抗的火焰。”作者“敢于蔑视权贵，鄙弃功名。敢于触世网，向封建礼教挑战，表现出何等的叛逆力量!”[29]
丰家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柳永思想的实际。”《鹤冲天》里边关于“恣游狂荡”的表白，乃是受当时朝野上下享乐太平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根本不存在什么对功名富贵的蔑视与鄙弃。柳永“终其一世也没有忘却功名利禄”，尽管他后期曾经“对功名利禄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厌倦”，但是，“这种‘厌倦’并不是对它的蔑视和否定，而只是对过去享乐生活的流连”。[30]
谢桃坊认为:“柳永鄙弃功名利禄与仕宦后对浪子生活方式的留恋，也表现了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离”，“体现了作者所受的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影响”。[31]
(三)柳永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宋词的贡献
7．柳永的艺术成就
唐圭璋等认为，柳词“通俗流利，明白家常，极富于音乐美”。柳永既能运用市民口语，又“善于融化前人诗句”。他的慢词，“能在敦煌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将叙事、写景、抒情三者恰当安排，做到构思完整，铺叙委婉，层次分明。”其篇章结构“舒卷自如，疏密相间，起伏协调，大开大阔”。“尽情表露而又不露斧凿之痕”。[32]
罗忼烈认为，通常所说的柳永的“一些佳作，如果仔细推敲，还是觉得‘美哉犹有憾’，次一等的货色就更不待言。”“他的许多羁旅行役之作，翻来覆去总不外高楼怅望、对景伤情、怀念旧欢、嗟叹寂寞这几点意思，却如数家珍般详细记录下来，虽然善于铺叙，多读便觉不新鲜。”柳词“长调往往一气呵成，语如贯珠，笔无停滞，但纯用直叙，少翻腾曲折之姿，吞吐含蓄之妙，一泻无余，泥沙俱下”。“只觉得变化很少”，“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柳词字面亦多彼此雷同或大同小异”。[33]
叶嘉莹重申夏敬观《手评〈乐章集〉》的意见，指出“柳永的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写自己的怀抱的雅词，一类是为乐工歌妓写的俗词”。柳永的俗词，“敢于用新鲜的词句，大胆、露骨、真切地写出生活中的妇女的感情”，具有“开创性的一面”。柳永的雅词，“一是工于羁旅行役”;“二是音律谐婉，叙事详尽”;“三是善用警策之语”;“四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开阔博大，“不减唐人高处”。[34]谢桃坊进而指出:“柳永从写俗词到写雅词的转变，表现了他由封建仕宦之家的叛逆者成为都市通俗文艺的专业作者，而最后又回到封建士大夫行列的曲折历程。”[35]
第四种意见认为，柳永大半辈子所遵奉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规定了柳永的创作必须积极地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从而也就决定了柳词鲜明的市民文学特征。具体来讲，即“表情方式上的直陈其事，信笔写来，绝无刻意播弄之嫌;章法结构上的直线贯穿，一笔到底，不作任何人为的婉转曲折;语言文字上的通俗晓畅，明白家常，既无冷僻的诗文词汇，也无游戏的方言俚语。柳永后期的羁旅行役词，虽不一定出于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动机，但是依然烙有早期创作的鲜明印记。”[36]
8．柳永和慢词
一种意见认为，柳永“是宋代文人大量创作慢词的开山祖师”。慢词虽然“起于唐代民间而不始于柳永”，但“柳永却是直接继承这个传统来发扬光大”。[37]
另一种意见认为:“柳永慢词的源头不是唐代民间慢词，而是北宋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胡夷里巷之曲。慢词兴起于柳永，柳永不是慢词的继承者，而是慢词的开创者。”[38]“慢词是起于北宋的，而柳永则是慢词的开创者。”“柳永解决了慢词长调创作的一系列艺术技巧问题，为慢词长调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坦直的大道。”[39]
第三种意见认为，柳永的慢词，主要还是“承花间南唐家法，以小令渲染引申而已，根本谈不上开山的功劳和奠基的作用”。[40]“同张先一样，柳永的慢词亦多用小令作法。”[41]
9．柳永与北宋词风的转变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少数对柳永大加讨伐的“大字报”之外，多数文章基本上趋向于肯定性的意见。下面三种意见就表明了这种肯定由窄到宽、由低到高的进程。
第一，“柳永词从词调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柳词与敦煌曲一脉相承，而与当时文人词日趋雅淳之风有所不同。”[42]
第二，“柳词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开辟了词的新格局。”“‘词至北宋始大’，这个‘大’字正是首先由柳词所开拓的。”此外，“柳词还开创了宋词中‘雅俗共赏’的风格。”
第三，“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卓有成就的革新家。如果说，苏轼的革新主要在于‘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题材领域，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建立了一新耳目的豪放词风，从而使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词取得了与传统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那么，柳永则是通过与歌妓乐工的合作的创作道路，系统地建立了慢词体制，并且把词这种本来起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从贵族的歌筵舞席再次引向勾栏瓦肆，山程水驿乃至一切有井水的地方，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丰富了它的美学风貌。柳永在北宋词坛的地位正好同苏轼前后相埒。”[43]
总的来讲，建国以来关于柳永家世与生平的考证，取得了重要突破，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渐次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为柳永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准备了前提。柳永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比起苏轼、周邦彦、李清照等作家的研究，不免逊色一些。柳永研究亟待思想与方法上的突破。
【注释】
[1]高熙曾《柳永遗事考辨》，《天津师范学院科学论文集刊》1957年第1期。
[2]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3]李思永《柳永家世生平新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
[4]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5]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6]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7]林新樵《柳永生年小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8]李国庭《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第3期。
[9]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10]罗忼烈《话柳永》(一)(二)，《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3期。
[11]詹亚园《柳永二题》，《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
[12]吴熊和《唐诗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13]罗忼烈《话柳永》(一)(二)，《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3期。
[14]高熙曾《柳永遗事考辨》，《天津师范学院科学论文集刊》1957年第1期。
[15]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16]李国庭《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第3期。
[17]詹亚园《柳永二题》，《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
[18]吴熊和《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19]唐圭璋、金启华《论柳永的词》，《光明日报》1957年3月3日。
[20]王起《从柳永的三首词谈到有关古典文学的评价问题》，《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10期。
[21]郁贤皓、周福昌《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对柳永的词重新估价》，《光明日报》1960年7月17日。
[22]白钢《柳永的人学》，《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23]丰家骅《柳永思想评价刍议》，《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
[24]曾大兴《柳永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分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25]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
[26]宛新彬《对李长之著〈中国文学史略稿〉所论北宋词人柳永的意见》，《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27]王起《怎样评价柳永的词》，《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1～2期。
[28]王水照《谈谈宋词和柳永的批判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1月8日。
[29]惠淇源《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艺谭》1984年第3期。
[30]丰家骏《柳永思想评价刍议》，《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
[31]谢桃坊《柳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2]唐圭璋、潘君昭《论柳永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33]罗忼烈《话柳永》(一)(二)，《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3期。
[34]叶嘉莹《柳永及其词》，《南开学报》1982年第3期。
[35]谢桃坊《柳永的俗词与雅词》，《光明日报》1985年7月2日。
[36]曾大兴《试论柳永的创作道路》，《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7]丰嘉化、刘芝中《柳永和慢词》，《光明日报》1958年1月9日。
[38]唐圭璋、金启华《论柳永的词》，《光明日报》1957年3月3日。
[39]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40]郁贤皓、周福昌《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对柳永的词重新估价》，《光明日报》1960年7月17日。
[41]罗忼烈《话柳永》(一)(二)，《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3期。
[42]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43]曾大兴《柳永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分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