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
八、柳永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
姚学贤、龙建国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是柳永《乐章集》的第一个注本。这个本子继承了汉人注书的优良传统，无论是疏通其文义，还是征引其事实，都要言不繁，力求简约。对典故旧事和宋人口语的注释颇见功力。
唐五代两宋名家词人的集子大多有后人作注，有的还有几种注本，但是柳永的词集在过去却一直少人问津。这种情形与他在词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里边的原因比较复杂。柳永是一位从市井坊曲走来的词人，他的最基本的审美观念是“以俗为美”，而历来注家又大都是些饱学的文人雅士，崇雅抑俗对他们来讲，既是一种美学原则，更是一种人生姿态，甚至是一种功利行为。这样，柳永在传统的注家那里，便只有坐冷板凳了。就柳永词的文本而言，注释起来也是相当麻烦的。第一，历史文献中关于柳永的记载极为少见。《宋史》里没有他的传记，当时和后来的某些文人笔记里虽然有一点关于他的零星记载，又大都传闻异词，舛误间出。直到今天，大家连他是哪年生、哪年死、哪年进京赴考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他的213首词的具体的写作背景，诸如写于何时、写于何地、为何而写等等，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谜。第二，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应歌之作，用了不少当时人的口语，甚至用了不少在今天看来有些冷僻的词语，因而注释起来相当不易。第三，他虽然是一位大众化的词人，但是在他的为数不少的应制、投赠、游仙访道之作里，他又表现得很有学问，天文、地理、佛道、典章名物方面的东西很多，注释起来也要大费功夫。这样，古今注家对于柳永词的系统评注，不是不肯，便是不敢。这一片学术空白存留了九百多年。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有胆识、有功力同时也少偏见的新型学者，姚学贤、龙建国先生就是这样两位值得钦佩的词学专家。他们积多年心血完成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一书[1]，送来了我们渴望已久的弥足珍贵的学术成果。
注者以《疆村丛书》本《乐章集》三卷、续添曲子一卷为底本，参照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陈耀文《花草粹编》本和唐圭璋《全宋词》本，集轶去讹，择善而从，共得柳词213首，一一加以注释，并附上历代词学家的单篇评论及有关史料;书后更列有存疑词十七首，诗三首一残句，文一片断、生平资料三十条、历代总评七十一条及五四以来有关柳词的部分研究著作和论文(不含赏析文章)索引。无论是作品，还是有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而言，可以说是网罗无遗了。这就为读者了解柳永的“全人”和“全篇”，为学者们作进一步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文本。仅仅就这一方面而言，便足以为之称道;何况此书还有许多独到的地方呢?
姚、龙二先生注柳词，继承了古人(尤其是汉朝人)注书的优良传统，无论是疏通其文义，还是征引其事实，都力求简约，即“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2]。不似时下的不少古籍注本，面面俱到，唠叨不已，往往在解释训诂名物和文义理致之后，还要一字一句地串讲一通。不用作注的地方偏要作注，可以少注的地方偏要多注，甚至还忍不住发点议论，说点题外话。这样似是为读者考虑，实则把读者的主要注意力由原著引向注释，卖弄学问，喧宾夺主，既中断了文学审美活动的连贯性，又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姚、龙之作，名曰“详注”，实则要言不繁，详细得当。
注者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典故旧事，大都索其出处，发其底蕴。如正宫《早梅芳》，中吕宫《送征衣》，仙吕宫《倾杯乐》，大石调《玉楼春》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双调《御街行》之一，《巫山一段云》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小石调《一寸金》，歇指调《永遇乐》之一、之二，林钟商《醉蓬莱》，仙吕调《如鱼水》之一，南吕调《木兰花慢》之二，《瑞鹧鸪》之二等二十首词，或为投赠，或为应制，或为游仙访道之作，涉及许多历法、星象、地理、道藏和典章制度方面的问题，一反其多数作品的通俗易懂，显得很有学问。注者对这些作品的注释，大都比较详细，征引了不少典籍，发掘了不少资料。有些地方，为考证柳永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譬如注《早梅芳》的“元侯”二字时，注者写道:“诸侯之长。此借指某地方长官。《花草粹编》于词牌下有题‘上孙资政’。”注《永遇乐》的“孙阁”二字时，又写道:“孙氏府宅……此词可与《早梅芳》参读，皆为‘上孙资政’之作。孙资政当指孙沔。据《宋史·孙沔传》记，沔曾以资政士知杭州。”这两首词都是投赠之作，都写到苏杭一带的风物。这就使我们想到杨湜《古今词话》和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谓“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的记载。[3]前几年有人提出“《望海潮》非为孙何而作”[4]，那么《望海潮》究竟是不是投赠之作?如果是投赠之作，投赠对象是谁?如果不是孙何，是否就是孙沔?读到姚、龙二位的书，我们可以说，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又譬如《巫山一段云》之一的“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这两句词，一般都认为“六六”指武夷山的三十六峰，“三三”指武夷山的九曲溪，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巫山一段云》五首是“柳永于大中祥符年间游武夷山时所作的”[5]。注者不同意这个解释。他们引《述异记》云:“人间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余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于世也。”指出“六六真游洞”即三十六洞天，为道家神仙所居之处，而不是指武夷山的三十六峰。而“三三物外天”也就是九天。这样，柳永的老家虽在武夷山下的崇安县，但是他是否就在老家长大?是否在青少年时期游览过武夷山的三十六峰和九曲溪，后来是否又回过老家?等等，至少不能以此《巫山一段云》为确证了。推翻一个错误的结论也就是向真理迈进了一步，因而是值得嘉许的。类似这样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和结论，有如散金碎玉，分布在全书各处，需要我们阅读时随时留心。因为注者并没有花费笔墨提示我们，他们在考证某个向题。他们的文笔很简炼，往往点到即止。
注者的第二个努力，是对冷语僻词大都究其真意，求其旁证。柳永，就其作品的主体风格而言，乃是一位通俗词人。他的语言主要是时人口语。这些口语在当时，当然没有任何语障，明白易晓;在今天，尽管较之其他词人的作品，仍显得通俗易懂，但是由于时过境迁，由于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变异，其中的许多语词已经成了冷语僻词，不好懂了。有些本来是通俗的作品，其阅读难度并不亚于上述投赠、应制和游仙访道之作。越是俗语越不好懂。譬如“妳妳”、“则个”、“端的”、“陡顿”、“抵死”、“伸剖”、“孜煎”、“抛亸”、“诵谈”、“摧挫”、“计料”、“悔懊”、“拖逗”、“可可”、“的的”、“巴巴”、“经年价”一类的词语，在他以前的诗文作品里极为少见，因而难以溯其来历;只是在他同时和以后的通俗文学作品和话本、词典中可以觅其踪迹，这就要求“求其旁征”。在这方面，注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鹤冲天》里的“未省展眉则个”，“则个”怎么讲?注者在指出其为“语助词，近于‘着’、‘者’的用法”之后，引《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您与我叫住那排军，我相问则个”作旁证。又同篇里的“自家只恁摧挫”，“摧挫”又怎么讲?注者亦在指出其为“折磨、烦恼”之意后，引杨无咎《玉抱肚》“你还知么?你知后，我也甘心受摧挫”作旁证。再如《慢卷》的“算得伊家，也应随分”两句，注者在指出“随分”为“照样、照例之意”，“伊家”即“你”之后，亦是引用郭应祥的《好事近·丁卯元夕》“今岁度元宵，随分点些灯火”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忆自伊家赴上都，日许多时，夜夜魂劳梦役”作旁证。这些俗语既为时人口语，自然难以找到其历史渊源;但是以同时代和后代的小说、词曲为旁证，就可以使读者为之信服:注家的解释是准确的。它如《征部乐》的“闷不见虫虫”和“举场消息”，《法曲献仙音》的“早是乍清减”，《法曲第二》的“怎生向”，《荔枝香》的“时揭盖头微见”，《破阵乐》的“千步虹桥”和“竞夺锦标”，《锦堂春》的“今后更敢无端”，《迎春乐》的“牵情无计奈”，《隔帘听》的“爱品相思调”，《少年游》的“无个事”，《木兰花》的“星眸顾指精神峭”，《驻马听》的“恣性灵，忒煞些儿”，《望远行》的“故故解放翠羽”，《击梧桐》的“便好看承”，《夜半乐》的“叹后约丁宁竟何据”，《过涧歇近》的“怎向心绪”，《满江红》之一的“恶发恣颜欢喜面”，《满江红》之二的“不会得都来些子事”，《临江仙》的“如许无聊”，《倾杯乐》的“和梦也多时间隔”，《爪茉莉》的“怎生捱”，《十二时》的“做得十分萦系”，《西江月》的“姦字中心著我”，《凤凰阁》的“这滋味、黄昏又恶”等等，就分别引用了《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杜安世《浪淘沙》、王实甫《西厢记》、周邦彦《留客住》、周煇《清波杂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杨万里《负丞零陵》、黄庭坚《和文潜舟中所题》、《水浒传》、周邦彦《望江南》、《宣和遗事》、李流谦《于飞乐》、杨万里《癸巳省宿咏南宫小桃》、《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谢懋《蓦山溪》、黄庭坚《转调丑奴儿》、陆游《老学庵笔记》、张榘《水龙吟》、范成大《盘龙驿》、宋徽宗《宴山亭》、章谦亨《步蟾宫》、关汉卿《调风月》、黄庭坚《两同心》等后辈人的小说、词曲和通俗诗文，从而为这些俗语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作为九百多年来的第一部柳永词的较完整注本，这本书做了创榛辟莽的工作;既然是创榛辟莽，自然暂时还不能说是十分完美。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这里提出两个细节向题，以期就正于注者和大方之家。
第一，《传花枝》这首词，可以当作柳永的自叙传来理解，在《乐章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6]但是注者对这首词的注释似过于简略。譬如“道知张陈赵”这一句，就没有讲清楚。又如“刷扮”二字，注者说是“梳妆打扮”，似简单，似无据。《梦粱录》尝云:“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7]“杂扮”既有“杂班”之异名，是否也有“刷扮”之异名?二者既谐音，又近义，也就是说，柳永以之夸示于人的“刷扮”，是否就是勾栏瓦肆中的伎艺“杂扮”?
第二，《玉楼春》之四的“九岁国储新上计”，这一句，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说:“九岁国储”是指天禧二年真宗册立九岁的赵祯为皇太子，“新上计”乃是指册立皇太子一事为真宗的新的高明决策[8]。另一种解释说:“九岁国储”是指国家粮食储备，即《礼记》所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淮南子》所谓“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之意，“新上计”则是说各地的粮食生产年结报告刚好送到朝廷，故下一句紧接着补充说“太仓日富中邦最”[9]。注者所采纳的是前一种解释，而对于“新上计”三字又阙而不注。显然，注者在这里有些吃不准。我倒是觉得第二种解释要稳妥一点，不知注者以为何如?
替古书作注解工作，乃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杭世骏《李太白集辑注序》尝云:“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10]柳永是一位真率的纯情的词人，天分极高，下笔如神。他的作品中的那些典故，那些冷语僻词，并非刻意为之，并非故意卖弄学问，多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或抒写。可是今天为他的作品作注的人，却要因此花费十倍的功夫和心血。嗟夫!如果不是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如果不是怀着对读者的高度责任感，谁愿意孜孜不倦地做这份苦差事呢?
【注释】
[1]《柳永词详注及集评》，姚学贤、龙建国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
[2]《朱子语类》卷135，转引自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6编第2章，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3]分别见杨湜《古今词话》，《词语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
[4]徐凌云、龚德芳《柳永〈望海潮〉非为孙何而作》，《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
[5]参见谢桃坊《柳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参见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第二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吴自牧《梦粱录》卷2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按《东京梦华录·元夕》亦有同样记载。
[8]参见谢桃坊《柳永事迹补考二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9]参见思嘉《从＜话柳永＞说到其他关于柳永的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
[10]杭世骏《道古堂集》卷8，转引自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6编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