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
三、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
柳永的都市风情词共有36首，占其现存词作的百分之十七。这类作品之所以长期遭受冷遇，根本的原因是它的所谓“歌功颂德”的问题。
柳永的这类作品确实存在“歌功颂德”的问题。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所歌颂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都市、一个时代的富庶与繁华。它们是有较充分的历史依据和较高的认识价值的。
柳永的词，除了词学界经常论及的歌妓词和羁旅行役词，还有不少反映都市君民的宴安游乐、描写都市的民俗风情、歌咏都市的繁华景象的词，我这里称之为都市风情词。对于这类作品，宋代学者称之为“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1]“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2]评价是相当高的。但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这类作品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冷遇。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他的歌妓词和羁旅行役词上面，对于他的都市风情词，要么视而不见，[3]要么评价不高。[4]我曾对1919～2002这八十多年间的柳永研究论著做过统计。在中国大陆所发表的244篇柳永研究论文中，真正对这类作品做过初步研究的只有丰家骅先生的一篇文章。[5]丰先生认为古人对柳永这类词的评价，“长期以来只存其论，不及其词。”“近年来即使有人论及，也多语焉不详。这直接影响了柳词的分类和评价。”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十多年前，我写《柳永和他的词》这本书时，[6]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一直以为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我认为，对柳永的这类作品，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讨，有些认识还有待于深化，还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讨论。这样做，不仅对柳词的分类和评价是有意义的，对整个古代文学中诸多类似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也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据我的分析和统计，柳永的都市风情词共有36首，占其现存词作的百分之十七。下面，我想就这些作品的历史价值问题，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柳永的都市风情词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是它的歌功颂德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些作品究竟有没有歌功颂德的内容?第二，如果有的话，这些功，这些德，究竟有没有歌颂的价值?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柳永的这类作品，确实有歌功颂德的内容。《送征衣·过韶阳》和《永遇乐·熏风解愠》是圣寿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是应制词，[7]这三首都是歌颂仁宗皇帝的，而《望海潮·东南形胜》、《早梅芳·海霞红》、《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永遇乐·天阁英游》、《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瑞鹧鸪·吴会风流》、《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一寸金·井络天开》和《如鱼水·轻霭浮空》九首，则是投献之作，是歌颂杭州、苏州(两浙路)、扬州(淮南东路)和成都(成都府路)等处的地方大员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要做具体分析。以两首圣寿词为例。和历朝历代的圣寿之作一样，这里边确实有一些“瑞枢电绕，华渚虹流”(《送征衣》);“视尧龄、北极齐尊，南山共久”(《永遇乐》)之类的套语，但是，除了这些套语，还有某些铺陈描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如:
遇年年、嘉节清和，颁率土称觞。无间要荒华夏，尽万里，走梯航。彤庭舜张大乐，禹会群方。鹓行。望上国，山呼鏊抃，遥爇炉香。
——《送征衣·过韶阳》
殊方异域，争贡琛赆，架
航波奔凑……藩侯瞻望彤庭，亲携僚吏，竞歌元首。
——《永遇乐·熏风解愠》
这样的铺陈描写，就不宜把它们当作歌功颂德的套语而一笔抹杀。它们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的。自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二世纪初，中国境内形成几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主要有北宋、契丹(辽)、西夏、大理，以及吐蕃、回鹘等族建立的一些小王国。北宋凭借自身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建都中原的优势和汉族统一王朝的正统地位，成为境内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以辽宋关系为例。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双方订立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互相承认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之后，两国关系和好，彼此间互贺正旦、皇帝及皇太后生辰，信使往来不断。两国失和的时间仅43年，而保持和平友好、互通往来的时间则达122年。据统计，在辽宋共处的一百多年中，辽的各种使节来东京者有300次左右，人数约在700人以上。其他如西夏、于阗、龟兹、吐蕃、大理、女真、鞑靼等，同宋廷的交往也很密切，仅对宋的贡赐贸易即达230多次。至于境外的高丽、日本、交趾等二十个国家的使臣、商人和宗教徒来东京者，竟多达271次。[8]因此，上面这两首圣寿词所描写的类似“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9]的壮观场面，是有历史依据的。
北宋王朝能够赢得周边国家和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尊重，靠的不是武功和强权，而是和平外交，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交流。据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这两首词都写在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崩、仁宗亲政之后。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正是北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也是同境内各民族关系最为和睦的时期。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载:“仁宗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亦载:“仁宗死后有人题诗于其寝宫之上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正因为“四十二年不识兵革”，四十二年“边将无功”，战事不兴，才使得这个不以“兵革”称雄的王朝，赢得了“殊方异域”的敬重，同时也为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宁的周边环境。
再看《望海潮·东南形胜》等九篇投献地方大员的作品。这九篇作品有没有歌功颂德的成分?同样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颂美，如“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峻陟枢庭贵。筹帷厌久，盛年昼锦，归来吾乡我里”(《早梅芳》);二是祝愿，如“台鼎须贤久，方镇静、又思命驾”(《一寸金》)等等。这些歌功颂德之词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这是柳词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因为直到今天，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这些作品的投献对象，大都难以确定。[10]所以对于它们的历史价值，尚难做出恰当的判断。不过这些作品的另一半，即词人对当地都市的繁华景象的描写，是有历史依据的。如写成都的《一寸金》:
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沈花溪畔美如画……
写杭州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这些描写有没有歌功颂德呢?仍然有。但是它们所歌颂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都市、一个时代的富庶与繁华。据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载:“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十五里处，皆为蚕市。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以居，此之遗风也。”[11]柳永的词，让我们加深了对这个西南地区繁华都市的认识和感受。又据欧阳修《有美堂记》载:“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2]欧阳修这篇文章，写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这就有力地证明，柳永对杭州这个东南地区繁华都市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
除了这十二首圣寿、应制和投献词，余下的二十四首词，除《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之外，都是描写东京岁时民俗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没有歌功颂德的内容?肯定有。不但有，而且还很多。不过它们所歌颂的，同样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承平、富庶、欢乐的时代:
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竟寻芳选胜，归来向晚，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
——《长寿乐·繁红嫩翠》
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
——《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
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透碧霄·月华边》
有宋一代，虽然在疆域和军事上不及汉唐，但是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上，则大大超过汉唐。柳永的一生(约983～约1053)跨太宗、真宗和仁宗三朝，其文学活动则集中在真、仁两朝。这半个多世纪，正好是北宋王朝的全盛时期。据《群书考索》续集卷四五《财用·祥符天禧出人之数》记载:“国初以来财用所入莫多于祥符、天禧之时，所出亦莫多于祥符、天禧之时。至道中榷酒税钱一百二十万贯，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万贯。其他关市津渡等税率增倍之。至道末盐课钱七十万贯，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万贯。至道中岁铸钱八十三万贯，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则财之所入多于国初矣。”[13]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最能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柳永出生前后的太宗太平兴国末年，全国共六百四十九万户，二千六百六十二万人，到他去世前后的仁宗皇祐末年，则增至一千零七十九万户，四千四百二十五万人。[14]七十年间，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六十。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国内出现了许多繁华的都市，而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15]其繁华程度堪称一流。生活在这里的官员百姓，尽情地享受着承平之世的安乐与富庶。所谓“垂髻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6]
我们注意到，在柳永的都市风情词里，多次出现“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太平时，朝野多欢”、“雅俗熙熙物态妍”、“雅俗多游赏”这样的句子。这就表明，在这些欢乐的人群中，有皇帝，有文武百官，也有老百姓。人民享受到了承平时代的实惠，人民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任何时候，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的满意程度，始终是我们评价一个时代是否进步、是否兴盛、是否值得歌颂、值得赞美的根本标准。而柳永的都市风情词，正是以满腔的热情、绚丽的文字和昂扬的音符，讴歌了这个值得讴歌的时代。
柳永的都市风情词，以其内容的真实和音乐文学的魅力，赢得了时人的喜爱和赞美。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17]身为史官的范镇更是由衷地慨叹:“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18]而神宗朝的状元黄裳，甚至把柳词比作杜诗:
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19]
众所周知，杜诗所反映的，是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历史图景，而柳词所反映的，则是北宋王朝处于极盛时期的历史图景;杜诗的基本风格是沉郁顿挫，柳永的基本风格则是真率明白，杜诗柳词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本不相侔。但是，在真实地、现实主义地反映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一点上，杜诗柳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注释】
[1]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薛砺若云:“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系描写狭邪的生涯与放浪心绪的;第二类则系写他的旅况与游程。”见《宋词通论》第三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13页。．
[4]胡云翼云:“他写词本以铺叙见长，但用之于描绘太平景象，甚至歌功颂德，便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见《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5]丰家骅《论柳永歌咏太平的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
[6]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001年再版。
[7]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57页。按本节所引柳词，均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8]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598、633～664页。
[9]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10]按:《望海潮》一词，据宋人罗大经的说法，乃是赠孙何之作。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页。然孙何任两浙转运使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他在此地的表现，史籍无载。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欧阳修《有美堂记》，《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页。
[14]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235页。
[15]北宋东京的人口，最盛时达150万。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324页。
[1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黄裳《书乐章集后》，《演山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