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并不美——西部农业文明的执著与躁动
八、我的故乡并不美——西部农业文明的执著与躁动
朴实、雄浑、悲怆的西部歌曲，就像悠长而凌厉的西北风一样，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狂劲地刮过，为我们送来了关于西部农业文化的丰富信息。底蕴深厚的黄土地培育了西部农业文化的执著和坚韧，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这块土地也发生了某种新的躁动，这种躁动预示了西部农业文化的活力与生机。
如果说，《红高粱》所包蕴的，是一种带有海滨文化色彩的豪迈健举精神，那么，《黄土高坡》所赋有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内陆农业文化的执著与躁动。请看《黄土高坡》: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
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日头从坡上走过。
照着我的窑洞，
晒着我的胳膊，
还有我的牛跟着我。
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
祖祖辈辈留下我。
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
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四季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八百年，
还是一万年，
都是我的歌。
这便是黄土地的歌。这朴实、雄浑、悲怆的歌声，就像悠长而凌厉的西北风一样，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刮过，给我们送来了关于西部农业文化的丰富信息。
黄土地，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陕一带，本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很早以前，这里土质松软，水源充足，气候温润，极适合农作物的培育和生长，中华民族的祖先最早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厚实而辽阔的土地上，创造了我国古代灿烂的农业文明。直到秦汉时代，这里都是中华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秦汉以后，由于干旱、洪水、蝗患和战争的影响，人民开始向南方的长江流域一带迁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而南。尤其是经过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中国北方的人口大幅度南移，长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得到卓有成效的开发和利用，经济和文化日渐繁荣起来，成了封建大帝国的财赋之地与人文之薮，而曾经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西北黄土高原，却日见贫瘠，日见落后。以《黄土高坡》为代表的一批西部流行歌曲，正是极为真切极为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和人民的精神状态。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表明黄土高原幅员辽阔，气候干燥，鲜有树木，故大风可以长驱直入，了无遮拦。“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的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因为鲜有树阴，因为气候干燥，因为风沙漫天，黄土地人的皮肤多是黝黑的、粗糙的，不像江南人的细腻和水灵。人如此，牛亦如此。艰苦的自然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反倒炼就了黄土地人一副强健的筋骨，一份不折不挠的韧性与执著。他们的胸襟像黄土地一样坦荡，性情像黄河一样弘毅，歌声像四季风一样高亢而雄浑:“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黄土地贫瘠、苦寒、气候干燥、风沙漫天，但是黄土地人并不嫌弃这片土地。“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不知道从哪一辈祖宗开始，他们就选择了这块地方。他们在这里劳动、生息，在这里吆喝着牲口，在这里谱写着生命的歌。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历史是漫长的，如同身边的黄河。他们并不一定觉得黄土地有什么不好。而且，即便觉得这块土地有什么不好，他们也不会抛弃这块土地:“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既然“祖祖辈辈留下了我”，我就要带着我的子孙，世世代代地在这里住下去。伴着黄土地，伴着黄河，伴着窑洞，伴着黄牛，伴着满天的风沙和四季长风，唱着属于我自己的歌!
这便是《黄土高坡》这支曲子提供给我们的文化信息，这是在文人学士的诗文集和官方文件堆里难以发现的极重要的文化信息。自从《黄土高坡》这支曲子传遍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它为基本模式的西部歌曲也随之风靡一时。通过这些歌曲，我们对于祖国西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和人民的精神状态，才有了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真切的了解。
黄土地是一片贫瘠苦寒的土地，这种人文和自然景观在《黄土高坡》里还只是偶一出现，在《我热恋的故乡》里便表现得相当的充分了:
我的故乡并不美，
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
依恋在小村周围。
一片贫瘠的土地上，
收获着微薄的希望，
住了一年又一年，
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
忙不完的黄土地，
喝不干的苦井水。
男人为你累弯了腰，
女人为你锁愁眉。
离不了的矮草房，
养活了人的苦井水。
住了一年又一年，
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
这就把黄土地的贫穷和苦寒具象化了。听着这一声声悲怆的曲调，我们自己就仿佛来到了黄土地。我们的眼前浮现出苍莽的、风沙滚滚的黄土，耳边流淌着悲壮、雄浑而又暴虐的黄河。我们仿佛看到在电影《黄土地》中出现过的翠巧、翠巧爹和憨憨，看到那昏暗而低矮的窑洞，那皮肤粗糙、气息沉重的黄牛，看到只有黑与红两种颜色的棉布衣服，看到照得见人影的米糊糊，看到从十里之外的黄河里担来的一半是泥的饮用水，看到一个又一个被贫穷和愚昧折磨得近乎麻木的脸庞……
黄土地的贫瘠和苦寒是惊心动魄的，但是黄土地的人民深深地爱着它:“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地肥水美!”这是因为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他们在这里洒下了自己劳动的汗水，养育了自己的儿孙，埋葬了自己的祖宗，也播种了自己的爱情。黄土地再穷、再苦，也是他们的黄土地。他们离不开黄土地，就像离不开自己的祖宗、儿孙、房屋、牲口和恋人一样。他们是贫苦的，同时又是忠厚的、执著的。他们宁可用血汗来改造来浇灌这块土地，也不肯轻易地撇下它而一走了之。至于这改造、这浇灌究竟需要多少代价，多少时间，他们并不计较，所谓“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
然而，黄土地不是岑寂的。在这块落后、苦寒的土地上，有时候也回荡着一种躁动不安的声响。请看《我认识你的时候》这支歌: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留着光光的头。
那大大的眼睛瞪着我，
赶着一头老黄牛。
让我牵着你的牛，
递过一根老绳头。
只是笑着，
只是不撒手，
只是默默地跟我走。
满山的大风，
笼住了我的袖口。
十八个坡上都是星斗。
分明你在央求:
妹妹你跟我走。
我说啊哥哥我不能够。
妹妹你带我走。
哥哥我不能够。
一辈子把岁月从此漂流。
这是一首感伤情调很重的歌，它所抒发的是一种忆旧情绪，回忆她同哥哥的初识以及此后的离别。它所表达的是两种生活意向(或两种价值观念、两种文化意识)的冲突。哥哥“留着光光的头”，“赶着一头老黄牛”，这是地地道道的黄土地的农家小子。他大大的眼睛瞪着妹妹，把“一根老绳头”递给她，要她跟着他走。干什么呢?挑水，做饭，生娃娃!
哥哥:妹妹，你跟我走!
妹妹:哥哥，我不能够!
哥哥:妹妹，你带我走!
妹妹:哥哥，我不能够!
毫无疑问，哥哥是爱妹妹的。“那大大的眼睛瞪着我……只是笑着，只是不撒手，只是默默地跟我走。”爱得明确，也爱得执著。妹妹呢，不能说对哥哥没有感情。不然，她在外边漂泊了多年之后，不会仍然保持着这初识时的强烈印象，不会在想到哥哥的时候流露出这样浓厚的伤感。但是她拒绝了哥哥。她既不肯跟着哥哥走，也不肯带着哥哥走。因为哥哥没有文化，没有觉醒，没有寻求新生活的意念。她不能嫁给这样的哥哥，不能和他在贫瘠、苦寒、落后的黄土地上厮守一辈子。她要离开哥哥，离开窑洞，离开老黄牛。宁可“一辈子把岁月从此漂流”。尽管她为此而付出了情感上的代价，失去了一位淳朴、憨厚、忠实的哥哥，却因此而获得了文化上的新生。
黄土地的文化必须更新。更新黄土地文化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这是黄土地的不谐和音。这种不谐和音，我们在《人生》、《老井》、《黄土地》一类的西部电影中已经比较熟识了。《人生》中的高加林，一个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农村青年，宁可辜负了在挫折中予他以温暖和爱情的刘巧珍，也要去追求那位同他并无患难之交的黄亚萍。这不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喜新厌旧，而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选择。因为前者没有文化，又生活在一个连刷牙都不被认可的顽固愚昧的环境之中;后者则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而且对新生活、对科学和文化怀着浓烈的兴趣。尽管高加林后来失败，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新文化的挫折。而且，高加林毕竟在人生的层次上觉醒了，即便再回到农村，他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全然回归到德顺爷爷一班人的日常生活轨道。
这种文化的躁动与重新选择在《老井》一片中表现得更集中、更凝炼，也更发人深省。作为黄土地人的典型形象，影片的男主人公孙旺泉一出场，便扛着一块大片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行走。这个镜头极富于象征惫义。这使人想到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耶稣所背负的十字架。这块大片石便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十字架。孙旺泉就在这块十字架下边呻吟和挣扎。其实，他也可以从这块十字架下边挣脱出来，他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他有一个强烈地爱他、关心他、全力帮助他的情人赵巧珍。赵巧珍是一个活泼的颇具灵性的农村姑娘，当初也愿意在老井村这个偏僻而穷苦的山沟里过一辈子，但是当她经过了失恋的折磨，目睹了老井村人为了一口饮用水而不惜和邻村人拼命的悲壮和野蛮，感受了老井村世代农民的悲泣与哀怨之后，她觉醒了。她要离开这个连电视也接收不到的地方，离开这个连口清凉的水也喝不到的地方，她要求婚后并不幸福的孙旺泉跟着她走。孙旺泉拒绝了她。孙旺泉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角色。为了给弟弟凑上讨婆姨的费用，他违心地做了寡妇的倒插门女婿;为了在老井村民世世代代淘井求水的历史上再添上血的一页，他领着一伙人没命地在井底下干。他是无私的、忠厚的、坚强的、执著地爱着乡土的农民，也是愚顽的、不够开化的农民。他集西部农民的优点和缺陷于一身，集西部农业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于一身。而他的情人赵巧珍，则是西部本土文化中分裂出来的一颗新因子，她的寻求新生活，体现了西部农业文化的躁动与更生。
黄土地人的执著也好，躁动不安也好，都是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形成的文化所决定的。这里是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式，铸成了人们恋土重迁的性格。这是因为，第一，与小农经济相关的土地、农具、牲畜、房屋、种籽等等极为农民所看重，既不愿丝毫的舍弃，而搬迁起来又殊为不易。第二，在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劳动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关系和乡邻关系，也极为农民所看重;尤其是在播种、收割、抗旱、兴修水利和生、丧、嫁、娶等日常事务中建立起来的互助关系，更是须臾不可放弃，而搬迁，则意味着这种种温情脉脉的关系的断绝。第三，历代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也不主张人口的大量迁徙，而农民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成果和关系的依恋，正是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根本条件。第四，西北地区四面环山，交通阻塞，迁徙既不便，回旋的余地亦小，这种封闭的地理机制，也难以让农民产生迁徙的冲动，难以获得某种迁徙的契机。前两年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国家某部门要在陕北某地上一个基建项目，事先把当地老百姓迁到一个新地方，为他们盖了房子，修了马路，牵了电灯线，然后又用汽车帮他们搬迁。谁知这些老百姓搬过去不到三个月，又悄悄地回到了原来的村子!真所谓“金窝、银窝，舍不得老窝”。他们在老地方蹲惯了。刚看到这个报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及至想到上边所举的一些西部歌曲，才幡然而有所悟。这就说明，对土地的执著与眷恋，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用一般的行政手段是改变不了的，一般的物质利益又奈它何?
然而历史毕竟在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东南沿海一带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毕竟在冲刷着传统农业文化的惰性心理，西部农业文化终于发生了某种新的躁动，西部歌曲中的那些不谐和音，正是这种躁动的生动的写照。尽管那些不谐和音还不怎么铿锵有力，但是预示着希望。我们坚信，这不谐和音终究会变成西部歌曲的主旋律;西部农业文化会在吸收沿海商业文化的新质之后，将再次呈现它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