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主体生命意识的张扬
七、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主体生命意识的张扬
《红高粱》系列歌曲所歌唱的男人和女人，是一群豪迈洒脱的人。他们在生生死死中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在随心所欲里透露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他们所张扬的，是一种被遮蔽了很久的主体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帮助人们找回了曾经失去很久的东西，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获得一种虚拟的满足。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
往前走，
莫回呀头。
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九哇。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
往前走，
莫回呀头。
从此后
你搭起那红绣楼哇，
抛洒着红绣球哇，
正打中我的头哇，
与你喝一壶哇，
红红的高粱酒哇!
红红的高粱酒哟嘿!
这是电影《红高粱》的插曲。《红高粱》是中国最优秀的足以在文化层次上同国际对话的少数几部电影之一。近几年来，电影评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红高粱》是一部西部片子。其实，无论就作品所描写的地理环境而言，还是就其主体意识而言，它都不在西部片之列。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属于古齐国的范围。古齐国是滨海之国，是西周初年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治齐，主张“尊贤智，赏有功”，不长时间，便把一个“少五谷，人民寡”的齐国，变成一个“甚富而实”的泱泱大国。春秋时，齐国的齐桓公为五霸之一;战国时，齐国又为七雄之首。齐文化具有海滨工商文化的特点，不因循守旧，富于开拓和进取精神。这里的人民活泼好动，性情豪迈。早在战国时，苏秦便称“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蹹鞠”(《战国策·齐策》)。与之毗邻的鲁国则相反。鲁国为周公的封国。周公治鲁，奉行“尊尊而亲亲”的“世卿世禄”制，以农为本，抑制工商，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结果积贫积弱，为南方的楚国所灭。鲁文化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内陆农耕文化。由于周公制礼作乐、厉行封建等级制的影响，这里的人民相当保守和拘谨。“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文化的精神，便是周文化的精神。而周文化的大本营，便在今陕西岐山、西安一带，也就是中国的西部。我们看电影《红高粱》所弥漫的，乃是一种历久而弥新的齐文化精神，哪里有这种因循而拘谨的周鲁文化的气息呢?
《红高粱》的题材并不新鲜，无非是恋爱与抗战。但是由于作者用以统摄整个题材的文化意识是最现代的，这就使高粱地里的恋爱与抗战，有了许多发人深省令人回味的东西。作品描写了一群地球上最美丽也最丑陋、最超脱也最市俗、最圣洁也最龌龊、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最能喝酒也最能爱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豪迈洒脱，豁然旷达，生生死死中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里透露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它所张扬的，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辉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和做人的风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多么自在，多么潇洒，多么豪放!这里没有畏缩，没有忧伤。当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行我素，无怨无悔。真有点马克思所称赞的那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大无畏。这种精神，与周公孔子所标举的儒家文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文化强调慎言谨行，强调“三省吾身”，强调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人生体验，连哥哥尚且不敢略无顾忌地一意前行，何况妹妹!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支歌，流露出充分的人生自信。为什么这样自信?就因为“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通天的大路就是人生的理想之路，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这条路在此岸而不在彼岸，只要义无反顾地前行，这条路的辉煌的景观终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这就包含着一种人生哲理。人生的道路是宽还是窄，其实也是一种主观体验。积极、主动、热情地去创造人生和享受人生，人生的道路便无限宽广;消极、被动、冷漠地对待人生，人生的道路便越走越窄。条条大路通罗马。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的途径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道路就在脚下。这里没有统一的线路，没有整齐划一的路标。自己选择自己的路，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自己创造自己的事业。一切都在于主体意识的确立，在于独立人格的确立。没有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即使有人为你铺平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即使有人帮着你、搀着你，你的步履也还是歪歪扭扭的，十分难看。
《红高粱》所张扬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格上的自主精神。这种精神的能量是活泼的、伟大的。请看它的另一支插曲《酒神曲》:
九月九，
酿新酒，
好酒出在咱的手。
好酒!
喝了咱的酒哇，
上下通气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哇，
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哇，
一人敢走青杀口;
喝了咱的酒，
见了皇帝不磕头。
一四七，
三六九，
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好酒!
高粱酒这种酒，可称得上悲壮暴烈。几口下肚，便觉得浑身燥热，荡气回肠。酒力冲毁了“人格面具”，便没有了平常的规矩，哇哩哇啦，歌呼笑傲，做出许多惊世骇俗之举。这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酒神精神。在酒神精神的激励之下，可以写出好诗，作出好画，唱出好歌，舞出好剑，打出好仗。可以像《红高粱》的主人公那样，奇迹般地“踩街”，奇迹般地“颠轿”，奇迹般地在青杀口杀了剪径强人，奇迹般地结果了患着严重传染病而又贪心不死的单扁郎，奇迹般地在高粱杆筑起的圣坛上演绎出人类生命史上最辉煌的一幕!
更重要的是，酒神精神是一种蔑视权贵的精神。“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人只身走青杀口，需要胆略和武功;“见了皇帝不磕头”，则更需要人格上的独立精神，更需要比君临天下的皇帝还要雄大的气魄，需要在心理上压倒皇帝、战胜皇帝。只要我们想一想中国封建时代皇帝出行时的种种威仪，想想皇帝所到之处黑压压地跪下一大片臣民的情形，我们便能够深刻地品味出这种酒神精神的分量。有了这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掳掠，他们自然不会噤若寒蝉，自然不会逆来顺受，自然不会做麻木的看客。
《红高粱》所描写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是过去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往往只会喝酒，喝完之后却难以做出一些阳刚之举。所以我们永远是“孙子”。在我们的故事里，更多的是做人的艺术，是言语低回，举止圆熟，逢人只说三分话;是模棱两可，左顾右盼，不敢为天下先，“不逾矩”。是不敢爱，也不敢恨;不敢笑，也不敢哭。怕人家说你没有修养，没有分寸;怕人家说你出风头，表现自己;怕人家说你个性强，群众观念淡薄;怕因此而失去信任，失去晋升的机会，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怕鬼，更怕人;怕敌人，更怕朋友。我们许多人，往往缺乏那种烫人的热情，缺乏那种鲜红的咸的血，缺乏那种作为人的魅力。男人像一碗清汤挂面，女人像一把霉干菜。我们成天憧憬，成天设计，又成天在清谈，成天在叹息。我们总在开会，总在学习，总在讨论，却总不去真抓实干。我们总是习惯于指责别人，苛求别人，殊不知自己就是别人的障碍，别人的地狱。我们常常想哭，可是我们不敢哭。我们的哭声没有节奏，没有抑扬顿挫。我们不能像“我奶奶”那样，坐在八抬大轿里放声地哭，哭得阴云惨淡，大雨滂沱，哭得“我爷爷”柔肠寸断。因为我们不敢哭，不会哭，所以我们也不敢笑，不会笑，咻咻咻咻地，像猫。
所以，当我们观看电影《红高粱》时，当我们聆听歌曲《酒神曲》时，我们的鼻头是酸的，心里是酸的。我们开始不安，开始觉醒，开始反躬自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自己有个性一点，有魅力一点?为什么不能豪迈一点?洒脱一点?为什么不能多一点男儿雄风，多一点阳刚之气，多一点酒神精神?在中国，在当代，在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奋进，在我们力争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果敢，需要热情，需要主动，需要健全而独立的人格，需要一点火辣辣的红高粱精神啊!我们自己需要振作，我们的民族需要振作;在这个时候，看一看《红高粱》，听一听《酒神曲》，其意义实在是不容低估的。
这便是电影《红高粱》及其系列歌曲大受欢迎的首要原因。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电影，这歌曲，一方面让我们深思，让我们反躬自省;一方面也让我们满足，让我们获得审美的愉悦。艺术的功能主要就在这里。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回我们曾经失去很久的东西，让我们在审美愉悦中获得一种虚拟的满足。这里有一种西方美学所谓的“内模仿”在发生。我们坐在剧院里，心灵会随着主人公的颠轿而颠轿，随着他们的歌唱而歌唱，随着他们的饮酒而陶醉，随着他们的爱的欢悦而心潮起伏，也随着他们的狙击日寇而跃跃欲试。同样，我们欣赏它的歌曲，也会随着它的豪迈洒脱的风格而自在起来，也会随着它的热烈明快的旋律而不禁手舞足蹈。既能让我们反思，又能让我们满足;既能令我们汗颜，又能令我们愉悦;既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之张扬，又有充分的阳刚之气之流露。《红高粱》是不可多得的，它的系列歌曲也是不可多得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荣格心理学在我国读者当中影响很大。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是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被称为原型。荣格认为，人生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荣格给予特别注意的是对我们的人格和行为的形成非常重要的四种原型，这就是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和阴影。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承认。人格面具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它保证了我们能够与人、甚至与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它能够实现个人目的，达到个人成就，它是社会生活或公共生活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只一个面具。上班的时侯戴着一副面具，下班回到家里戴的是另一副面具，当与朋友一道喝酒、玩牌的时候，他很可能又戴上另一副面具。人格面具在整个人格中的作用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他把自己仅仅认同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像这种受人格面具支配的人，就会逐渐异化于自己的天性而生活在一种紧张状态中，因为他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和极不发达的人格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阿尼玛原型是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阿尼姆斯原型是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特质，这倒不仅仅因为从生物学角度来考察，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既分泌雄性激素也分泌雌性激素，而且也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种倾向。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阴影这种原型，比任何其他原型都更多地容纳着人的最基本的动物性。它是人身上所有那些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为了使一个人成为集体中奉公守法的成员，就有必要驯服容纳在他的阴影原型中的动物性。而这只有通过压抑阴影的显现，通过发展起一个强有力的人格面具来对抗阴影的力量，才能够得以实现。一个成功地压抑了自己天性中动物性的一面的人，可能会变得文雅起来，然而他却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削弱了自己的自然活力和创造精神，削弱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直觉。他使自己丧失了来源于本能天性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很可能比任何学问和文化所能提供的智慧还要深厚。一种完全没有阴影的生活很容易流于浅薄和缺乏生气。就这一点而言，阴影是十分重要和值得重视的原型。由于它的顽强和韧性，它可以使一个人进入到更令人满意、更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去。
在荣格心理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便是自我。自我由能够自觉到的知觉、记忆、思维和情感等组成，它在人的全部心理总和中只占据一小部分，但是它作为意识的门卫却担负着至关重要的任务。自我保证了人格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当自我与阴影相互配合、亲密无间时，人就会感到自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我们所说的主体生命意识的张扬，就是用自我引导着生命力从本能中释放和辐射出来，就是用文明的方式去发挥阴影当中那最好的一面，而不是用人格面具去压制所有的阴影。《红高粱》的主人公们，既不怎么重视人格面具，也不怎么压制阴影。所以在电影中，也有不文明的丑陋的行为，譬如把尿撒在酒缸里。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所发挥的，还是阴影中的好的一面。所以他们既充满生命的活力，又能凭借这种活力去干一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情，譬如酿酒和抗战。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人，则往往过于重视自己的人格面具，沉湎和认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在抑制阴影中的坏的一面的同时，也抑制了自己阴影中的好的一面，于是总是缺乏活力，缺乏创造精神，缺乏阳刚之气。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格的多样性、连贯性与和谐性?如何既保存一定的人格面具又不至于沉湎和认同于这种面具?如何既能抑制阴影中的坏的一面又能张扬主体的生命意识的辉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又极有意义的人格建设问题。读完这篇小文，再回过头去看看电影《红高粱》，听听它的系列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全新的体验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