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流行歌曲
二、一代有一代之流行歌曲
远古时期的流行歌曲，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难以得到一个真实的印象。这里只考察周代以后的流行歌曲。
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流行歌曲，主要保存在《诗经》和《楚辞》当中。《诗经》原称“诗三百”，乃是一部“歌诗”的结集，它的每一篇都是可以歌唱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载吴公子季札观乐，乐工为他歌十五国风、大小雅和颂诗;《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公孟篇》也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这样的话。《诗经》的风、雅、颂，原是一种音乐的分类。“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4]颂是歌功颂德的郊、庙之曲，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演唱，风格上显得典重、迟缓、沉闷，缺乏艺术感染力，显然不属于流行歌曲。雅虽然是贵族文人的创作，但是“有着民间的歌曲为基础。它们的结构形式，大体与民歌相同，是出于民歌的体系。”[5]其内容也比较丰富，有时代感，应该属于流行歌曲。而风，则是当时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它们的流行范围，相当于今天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四省，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北部和四川省东部。无论从曲式上看，还是从题材、语言和风格上看，它们都属于流行歌曲，是中国流行歌曲之祖。
《楚辞》的直接渊源是楚地民歌。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也就是说，《楚辞》是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和名物而创作的作品。在屈原现存的23篇作品中，《九歌》(11篇)原是民间祭祀时应用的一套乐歌，经过屈原的加工整理。“他的《天问》、《九章》(9篇)、《招魂》、《离骚》等作品，在形式上，都是符合于音乐要求的歌曲。”“他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楚国的民间歌曲传统，是诗，也是歌。”[6]上述作品当中，《九歌》属于流行歌曲，《天问》、《九章》、《招魂》和《离骚》属于个人色彩较重的抒情之作，不在流行歌曲之列。至于宋玉的作品，如《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基本上都是“不歌而诵”的“徒诗”，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
两汉时期的流行歌曲，主要保存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鼓吹歌辞”和“杂歌谣辞”当中。《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除了广泛搜集各地的民歌之外，还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这种由乐府所搜集所组织的民歌与文人歌诗，被后人命名为“乐府诗”。“乐府诗”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属于民间乐府者，盖亦将三百篇。”[7]名目所及，则有吴、楚、汝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雒阳、河南、南郡等地区，“其地域几及当日中国之全部，盖皆出于民间者也。”[8]这里面的流行歌曲是很多的。总的来看，西汉乐府诗多民间歌曲，东汉乐府诗多文人歌曲。民间歌曲都是流行歌曲，文人歌曲中也有不少属于流行歌曲之列。至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和《铙歌》十八曲中的少数作品，“以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擅用”，[9]自不在流行歌曲之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歌曲，包括民歌和文人创作歌曲两部分。“在第五、第六世纪以前，民间音乐在北方，统称为《相和歌》;在此之后，民间音乐，无论在北方或南方，都统称为《清商乐》。后来的《清商乐》，和以前的《相和歌》一样，它包含着民歌，但也包含着从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的艺术作品。”[10]文人创作歌曲以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等魏晋文士的拟乐府为代表。曹魏时，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清商署，主持搜集整理西汉以来的相和旧曲和创作新曲的工作。王沈《魏书》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现存的二十多首作品，都是可以入乐演唱的拟乐府，有些还是流行歌曲。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魏晋文士，也创作了不少流行歌曲。
民歌部分，以南北朝民歌为代表。南朝民歌主要包括吴歌和西曲两类，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里，其中吴歌326首，西曲142首。《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云:“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同书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从地域上讲，吴歌属于长江下游的歌诗，而西曲则属于长江中游的歌诗。故其在声节和歌唱方式方面有些差异。从时间上讲，吴歌以产生于东晋及刘宋时的居多，西曲则以产生于宋、齐、梁、陈时的居多。“清商曲辞”之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里也保存了少量的南朝民歌。
北朝民歌现存七十首左右，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里，小部分保存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乐府诗集》卷二十一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北朝民歌大部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曲，后来被译成汉语，也有少数是北方汉人的歌曲。
唐五代时期的流行歌曲，同样包括民歌和文人创作歌曲两部分。民歌在唐代已不叫民歌，叫“曲子”。“曲子”“和汉代以来的《相和歌》与《清商乐》有类似之处，它们已不像一般民歌那样，只用于清唱而已。从歌词的形式而言，有齐言的(七言、五言等)，也有长短句的。”“唐代的曲子，见于敦煌出现的资料，包含歌词约五百九十首，涉及的曲调约八十曲左右。”[11]唐代的文人创作歌曲，包括三种形式。一是长短句的歌词，一是齐言的声诗，一是少量的乐府和歌行。它们也都是为配合当时的燕乐曲调的演唱而作，但前者是依调填词，后二者则是选诗配乐。声诗是指“结合声乐、舞蹈之齐言歌辞——五、六、七言之近体诗，及其少数之变体;在雅歌、雅舞之歌辞以外，在长短句歌辞以外，在大曲歌辞以外，不相混淆。”[12]比较而言，唐五代的流行歌曲，还是以文人创作的五、七言近体为主。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一引《蔡宽夫诗话》云:“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随声为长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诗，歌者取其辞，与和声相叠成音耳。”唐代有名的五、七言近体诗人，如李峤、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李白、李益、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张祜、温庭筠、杜牧、薛能等等，同时也是流行歌曲的歌词作家。
宋代的流行歌曲就叫“曲子”，包括民间曲子和文人创作的曲子。王灼《碧鸡漫志》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民间曲子散见于当时的文人笔记和诗文集，数量不多。文人创作的曲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宋词。据唐圭璋的《全宋词》和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统计，现存的宋词多达21055首，所用的词牌达780个以上，有姓氏可考的词人多达1493人。需要说明的是，“民间的歌词所以要配合一定的词牌，原是为了需要应用一定的曲调。词人根据曲牌所填的词，虽然也有可以歌唱的，但绝大多数则不是为了歌唱;这愈到后来愈是如此。”[13]宋代的民间曲子，都是流行歌曲;宋代文人创作的曲子则不然，不一定都是流行歌曲，有些根本就没人去唱，更谈不上“流行”二字了。
元代的流行歌曲也是包括民歌和文人创作歌曲两类。民歌散见于《元史》和元、明时期的文人笔记，所见无多。文人创作歌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元人散曲。散曲又称北乐府、小乐府或新乐府，它是在北方发展起来的一种口语化的雅俗共赏的歌曲。明徐渭《南词叙录》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散曲因其结构不同，又分为两类，一为小令，一为套数。小令一名“叶儿”，又名“元人小词”。小令基本上是由一支曲牌构成的。套数也称“散套”，或称“大令”。套数是用若干个属于同一宫调的曲牌连接在一起的。据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一书统计，现存的元人小令约3800多首，套数约470余套。作者达212人。散曲的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据杨荫浏先生统计，元代的散曲，尚有乐谱存到今天的，有161套，共589曲。[14]
明代的流行歌曲，文人创作的不占主要成分，占主要成分的是产生于民间的时调小曲。明代的时调小曲，是中国流行歌曲史上的一绝。据陈鸿绪《寒夜录》引卓人月的话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时尚小令》云:“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口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喋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肺。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唯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由此可见时调小曲在当时广为流行的盛况。明代最早的时调小曲，有成化间金台鲁氏刊行的《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此外，在正德刊本的《盛世新声》里，嘉靖刊本的《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南宫词记》、《摘锦奇音》和《徽词雅调》里，以及万历刊本的《玉谷调簧》和《词林一枝》里，也收有部分的时调小曲。最有名的是天启、崇祯年间由冯梦龙收集的《童痴一弄·挂枝儿》(收曲词435首)和《童痴二弄·山歌》(收曲词383 首)。这是两个时调小曲的专集，可以说代表了明代流行歌曲的最高成就。
明代的文人创作歌曲就是散曲。明代的散曲不再像元代的散曲那样新清自然，通俗活泼，那样本色当行，而是注重词藻，注重音律，在文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较远了。据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统计，明代有姓氏可考的散曲作家多达400多人，存小令10500多首，散套2054套。这些散曲究竟有多少属于流行歌曲，还是一个未知数。
清代的散曲多数不再可歌。郑振铎先生指出:“清代的散曲也和明代的一样，已成了文人的作品，不复是民间的东西了。明代的南北曲，尚是和‘南宋的词’相同的东西，虽已达老年，而还能生存，还能被歌唱，还能流行于民间;但清代的散曲却像‘明代的词’了。除了少数的例外，大多数的南北曲都已不能被之弦歌，都已不能流行于民间。”[15]清代的流行歌曲，主要是民间的时调小曲。清代究竟有多少时调小曲，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刘复、李家瑞先生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收俗曲凡6044种，都是单刊的小册子;郑振铎先生讲，他“曾收集各地单刊歌曲近12000余种，也仅仅只是一斑。诚然是浩如烟海，终身难窥其涯岸。”[16]和明代的民歌搜集者如冯梦龙等人相比，“清代的民歌搜集者、编订者却甚为忠实，其来源也甚为可靠。”[17]最著名的有颜自德编集的《霓裳续谱》(刊于乾隆六十年，收曲词600余首)和华广生编集的《白雪遗音》(刊于道光八年，收曲词846首)。
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究竟产生了多少流行歌曲，就更是一个谜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来做这种普查的工作。2002年7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歌声中的20世纪——百年中国歌曲精选》，收录了上个世纪一百年间“在广大群众中比较有影响的歌曲”共300首。这个选本，据称是“动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三台拥有的极为丰富的音乐资料库，集中十数位富有音乐素养和研究成果的资深音乐编辑，在音乐界的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下，历一年余，从百年来传唱的大量歌曲中反复筛选，精编而成。”[18]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选本也还有一些遗憾。一是民歌太少，不到20首，且都经过文人的改造，有些改造还未必高明;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许多好的流行歌曲没有收进来。尽管如此，在没有更好的选本可资参考的情况下，通过它，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窥见上个世纪一百年中，中国流行歌曲的基本面貌。此外，还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歌词选》，选录从1919年至1966年这半个世纪的歌曲231首，其中也有不少流行歌曲，可以参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