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
四、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
柳永的《乐章集》存词212首，有三分之二的作品就写在东京。这些作品真实地记载了他的坎坷人生，也真实地记载了东京的繁华景象和民情风俗，是我们研究北宋东京的历史和民俗的第一手材料。柳永是宋代写民俗的第一词人。
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民间的节令、婚育、丧葬、饮食、礼节等社会现象或行为，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象反映，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民俗现象。同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元曲和明清戏剧小说一样，宋词当中也有不少民俗内容。例如潘阆就写过杭州市民的弄潮与观潮，[1]张先写过吴兴市民的竞渡与踏青，[2]欧阳修、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则写过东京和临安的元宵。[3]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些人，除了潘阆，都比柳永晚出，他们写都市民俗，都在柳永之后;第二，他们写民俗，仅仅是偶一为之，数量既少，描写也过于简单。如果把写作的年代、作品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这些要素综合起来进行打分的话，毫无疑问，柳永是宋代写民俗的第一词人。
柳永(约983～1053)的一生和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关系密切。他二十岁左右从老家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赴东京参加进士考试，直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才及第。这3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东京。及第之后，他在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等地做过几任幕职州县官，最后又回到东京做屯田员外郎，直到退休。他七十年左右的生涯当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东京度过的。他一生的悲欢离合、得失荣辱，都和东京有重要关系。他的《乐章集》存词212首，有2/3的作品就写在东京。这些作品真实地记载了他的坎坷人生，也真实地记载了东京的繁华景象和民情风俗，是我们研究北宋东京的历史和民俗的第一手材料。
(一)《乐章集》与北宋东京的岁时民俗
在柳永所写的东京民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岁时民俗。举凡正月十五的元宵、二月初二的踏青、三月的寒食清明、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的金明池争标、七月初七的乞巧，九月九日的登高，等等，在他的作品里都有生动的再现。这里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1．元宵节。据统计，柳永写元宵节的词有《倾杯乐·禁漏花深》、《迎新春·嶰管变青律》、《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长相思·画鼓喧街》和《甘州令·冻云深》5首，写得最好的是《迎新春》: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佳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怎忍独醒归去?
元宵节，又称上元或灯节，是东京的三大节日之一。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这个灯节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从冬至就开始了:“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聚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至正月初七，“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至十五、十六日，“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直到十九日才收灯。自十五日至十九日，“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城闉不禁”。[4]
柳永这首词，不仅写到了元宵节里“千门万户”的“华灯”、绵延十里的“绛树”、高耸的“鳌山”和“喧天”的“箫鼓”这些大场面，还特别写到了在这个“城闉不禁”的日子里，青年男女们的种种“奇遇”。这一点，也可以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找到佐证:“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春情荡漾，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
2．寒食清明节。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为之‘炊熟’，用面造枣馉飞燕，柳条串之，谓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盏，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馉、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5]事实上，清明节的“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6]
柳永写寒食清明的词有《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透碧霄·月华边》、《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满朝欢·花隔铜壶》和《看花回·玉磩金阶舞舜干》5首。最脍炙人口的是《木兰花慢》: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口。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坠耳，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拼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
同孟元老所叙述的“炊熟”、“上坟”、杯酒“劝酬”、“歌儿舞女”游赏“园亭”等诸多节物活动相比，柳词所涉及的内容似乎要少一些，他没有写“炊熟”、“上坟”这样的祭祀活动，他只是集中地描写了孟元老所叙述的另一半内容，即“清明”时节郊外的美景，倾城男女“尽寻胜去”、车马喧腾、新声交奏，以及“斗草踏青”、“金罍罄竭”这样的赏心乐事。这种选择与宋人的审美习惯有关。我统计过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42位词人的101首清明词，其中有写踏青的，有写斗草的，有写禊饮的，有写荡秋千的，有伤春的，有怀人的，有思乡的，但没有一首写“炊熟”和“上坟”这样的祭祀活动。这说明宋代词人不主张在清明词里写祭祀活动。因为词毕竟是一种在歌筵舞席上演唱的音乐文学，而祭祀这种悼念活动同歌筵舞席的欢乐气氛是不协调的。
这首描写清明乐事的词受到时人的喜爱。据宋人王明清《挥塵后录》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词中语。”[7]
3．金明池争标。清明节过后，端午节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这就是金明池争标。柳永写金明池争标的词有两首:《笛家弄·花发西园》和《破阵乐·露花倒影》。前者是“感旧”之作，没有正面展开，影响不大，后者则“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为他带来盛名。“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和“露花倒影柳屯田，桂子飘香张九成”[8]这样的美誉，一直脍炙人口。而“露花倒影”四字，就出自《破阵乐》的首句: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时见。凤辇辰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遥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
北宋的金明池，又称西池或天池，在东京顺天门外道北，与琼林苑南北相对，为东京四大园林之一。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金明池开放，在这里举行水戏表演和龙舟争标，是东京最繁华热闹的去处之一。柳词中的“灵沼”、“金柳”、“龙舟”、“虹桥”、“雁齿”、“水殿”、“曼衍鱼龙戏”、“凤辇辰游”、“开镐宴”、“竞夺锦标”等等，都是写实，都可以从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当时的官私文献中得到印证。
所谓“灵沼”，即御池，也就是金明池。“太平兴国元年，诏以卒三万五千凿池，以引金水河注之。”[9]太平兴国二年，太宗正式赐名“金明池”。[10]金明池四周栽有许多柳树，王安石诗云:“金明池道柳参天”。[11]在张择端的传世之作《金明池争标图》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池边的11棵柳树，实际数目肯定不只这些，当是画家创作时做了一些剪裁。金明池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坐落着“水心五殿”。从“水心五殿”到池南岸之间，有一座拱桥，名叫“骆驼红”。柳永这里所写的“虹桥”，即指“骆驼红”，不是东水门外七里的那座“虹桥”。东水门外的“虹桥”是单孔，中间没有立柱，而金明池上的“骆驼红”下面则有四排立柱，形如雁齿。金明池争标所用的龙舟，最初是吴越王所献，“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12]这只船平常不用时，就藏在池北岸中间的“龙澳”或“奥屋”里，所以柳词谓“系彩舫龙舟遥岸”。他的视点在南岸，这里也是游人最为密集的地方。
金明池的南门之东为“临水殿”，是皇帝观看争标的地方。皇帝观看争标，一般在三月初三，后来改为三月二十。争标之前，皇帝要在“临水殿”赐宴群臣，也就是柳词所谓的“临翠水、开镐宴”。宴会之际，有百戏表演。柳词所写的“曼衍鱼龙戏”，即“鱼龙漫延”，是一种模拟动物的舞蹈。同时还有“水傀儡”和“水秋千”，等等，然后才是这一天的压轴戏:龙舟争标。争标活动经过“旋罗”、“海眼”、“交头”三道程序之后进入高潮:“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三次争标”过后，“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13]皇帝回驾的时候，真是人山人海。所谓“锦绣盈都，花光满目。御香拂路，广乐喧空。宝骑交驰，彩棚夹路。绮罗珠翠，户户神仙。画阁红楼，家家洞府。游人士庶，车马万数”。直到“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14]这种热闹气氛，在柳词中都可感受到。
4．乞巧节。七夕乞巧，是北宋东京的又一个传统节日。柳永的《二郎神》是写七夕乞巧的名篇: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磋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乱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这首词写了乞巧节的两项民俗内容，一是妇女们在楼上望月穿针，二是青年男女在回廊影下私会。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早在“七夕前三五日”，东京城里就已经“车马盈市，罗绮满街”了，人们争相购买“磨和乐”、“水上浮”、“谷板”、“花瓜”、“果食将军”一类的节日玩具。“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和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放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尚。”[15]
柳词所写的市俗青年男女七夕私会的内容，《东京梦华录》里没有提到，但是在《醉翁谈录》、《绿窗新话》等宋人小说里则多有记载。如《静女私通杨彦和》:“两情感动，而彦和往来时复相挑，静女愈属意焉。因七夕乞巧之夜，静女辄以小红笺题诗一首，赂邻居之妇而通殷勤。诗曰:牛郎织女本天仙，隔涉银河路杳然。此夕犹能相会合，人间何事不团圆?”[16]又如《杨生私通孙玉娘》:“东邻有杨曼卿，亦业儒，有为执柯者，而母氏不许。两情感动，眼约心期。时七夕，玉娘赂邻妇，以诗与曼卿曰……”[17]盖七夕故事，本是敷衍牛郎织女渡河相会。天上的神仙犹能团圆，人间的痴情男女为何不能约会?柳词所写，原是有充分的生活依据的。
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载:“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喜甚。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按此词为《二郎神》调，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致也。”[18]徽宗君臣对这首词如此的熟悉和赏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在宋时的影响。
柳永还有《应天长·残蝉渐绝》和《玉蝴蝶·淡荡素商行暮》两首词是写九月九日重阳节的，作品写到了登高、赏菊和聚宴等民俗活动，这些活动都可以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七里找到印证，限于篇幅，不再细述。
同张择端的绘画和孟元老的笔记相比，柳永描写北宋东京岁时民俗的作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虽然没有《清明上河图》和《金明池争标图》那样直观、集中和细腻，它不是空间艺术，它不具备那样的优势，但是，作为一种时间艺术，它能把一年当中的几个主要的岁时民俗都写下来，它的内涵是丰富的，给人的感受也是多样的;第二，它虽然没有《东京梦华录》那样详实、具体，它不是史料笔记，它也不具备那样的优势，但是，它是艺术，而且是歌唱的艺术，它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东京梦华录》所无法比拟的;第三，它是真宗、仁宗两朝尤其是“仁宗四十二年太平”的真实再现，它以满腔的热情、绚丽的文字和昂扬的音符，歌颂了那个值得歌颂的时代，而张择端的绘画和孟元老的笔记，则比柳词晚出大半个世纪，一个作于北宋亡国前夕，一个作于北宋亡国之后，因此，他们的绘画和笔记，在繁华景象的背后，是掩饰不住的世纪末的冷峻和悲伤。
(二)《乐章集》与北宋东京的歌舞声妓
歌舞声妓是一种乐俗文化，是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柳永所写的北宋东京的歌舞声妓，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新声，以及新声的演唱者——歌妓。
1．新声。北宋的东京，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太宗时就有人口一百多万，徽宗时达到一百五十万。[19]社会的相对稳定、人口的高度集中与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上升，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市民文艺的活跃。终北宋一世，东京市内的瓦子勾栏非常之多，瓦子勾栏里上演的伎艺节目也非常之丰富，据孟元老统计，有小唱、嘌唱、叫果子、杂剧、杂班、诸宫调、影戏、球杖踢弄、弄虫蚁、商谜、说浑话、小说、孟子书主张、讲史、说三分、五代史等二十多种，[20]其中影响最大、艺术上最成熟的是小唱和嘌唱，也就是当时的新声。
柳永的不少作品都写到过这种新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得知，新声风靡了整个东京社会:“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长寿乐·繁红嫩翠》);“坐久觉、疏弦脆管，时换新声”(《夏云峰》)。唱新声是一种时尚:“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佳娘捧板》);“讼闲时泰足风情，便争奈、雅歌都废。省教成、几阕清歌，尽新声、好尊前重理”(《玉山枕·骤雨新霁》)。新声唱得好，则可以赢得听众的赞美和倾慕:“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凤栖梧·帘下清歌》)。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一书有两处讲到新声。一处是在该书的序言里:“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21]一处是在介绍元宵节的活动时:“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22]验诸孟元老的这两段话，可知柳永关于新声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
新声的演唱有两种形式，一是歌妓执板演唱，伴以丝竹。板是拍板，有木质的和象牙的两种，木质的称“檀板”，又称“香檀”，象牙的称“象板”，又称“牙板”。柳词里写板的地方有多处。如“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渐催檀板”(《柳腰轻·英英妙舞》);“香檀敲缓玉纤迟，画鼓声催莲步紧”(《木兰花·虫娘举措》);“凝态掩霞襟。动象板声声，怨思难任”(《瑞鹧鸪·宝髻瑶簪》);“牙板数敲珠一串，梁尘暗落琉璃盏”(《凤栖梧·帘下清歌》)。一是载歌载舞。如《木兰花》:“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妬。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茵云衬步。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绣扇”，既是一个舞蹈用的道具，又是一个“歌曲菜单”，可以把歌名记在上面。而“念奴”和“飞燕”则是两个常典，分别用来形容心娘在歌和舞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听歌观舞，是东京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23]描写歌舞，则是柳词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点。在柳永现存212首词里，仅“歌”和“舞”这两个字就出现了72次，占其词作总数的34%。这个比例在同时代词人中是最高的。[24]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东京这个地方真是无处不歌舞。官员宅第有歌舞:“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柳腰轻·英英妙舞》);政府衙门有歌舞:“铃斋无讼宴游频。罗绮簇簪绅。舞茵歌扇花光里，翻回雪、驻行云”(《少年游·铃斋无讼》);秦楼楚馆有歌舞:“巷陌纵横。过平康款辔，缓听歌声。凤烛荧荧。那人家、未掩香屏”(《长相思·画鼓喧街》);公众集会场所更有歌舞:“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玉楼春·皇都今夕》)。正所谓“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霄·月华边》);“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看花回·玉磩金阶》)。
2．歌妓。歌舞的表演者是谁?当然是成千上万的歌妓。宋代的歌妓，就其出身而言，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种。柳永所交往的主要是私妓，即市井上的歌妓。私妓的特点是既卖艺，也卖身。北宋时的东京究竟有多少私妓?孟元老的说法是，“燕馆歌楼，举之万数”。[25]据他的记载，西大街又谓之曲院街，街北薛家分茶，“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朱雀门外东边“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朱雀门外西边“杀猪巷，亦妓馆”。旧曹门外南、北斜街，“两街有妓馆”。牛行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马行街鹩儿市之东、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26]相国寺南“即录事巷妓馆”，寺北即小甜水巷，“妓馆亦多”。再向北之“姜行后巷，乃脂皮画曲妓馆”。景德寺前之桃花洞，“皆妓馆”。[27]
除了妓馆，酒店也是私妓们日常出没的场所。“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扎客’，亦谓之‘打酒坐’……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28]
北宋词人当中，柳永接触的歌妓是最多的，对歌妓生活的描写也是最充分的。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北宋东京歌妓的经济地位、文化素质、爱情追求和悲剧命运。
柳永所接触的歌妓，不是那种“不呼自来，筵前歌唱”的“下等妓女”，她们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柳永的不少作品都写到歌妓的居住环境。如“藻井凝尘，金梯铺藓，寂寞凤楼十二”(《望远行》)。“蜀锦地衣丝步障。屈曲回廊，静夜闲寻访。玉砌雕阑新月上。朱扉半掩人相望”(《凤栖梧》)。“凤额绣帘高卷，兽环朱户频摇。两杆红日上花梢。春睡厌厌难觉”(《西江月》)等等。这种雕阑玉砌，绣阁朱帘，决不是“下等妓女”所能享受的。宋人笔记里没有关于妓女居住环境的具体记载，唐人孙棨的《北里志》则载之颇详:“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琐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听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帏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听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29]宋代的色情行业比唐代更发达，东京人比长安人更奢靡，柳词关于东京妓女中的“铮铮者”的居处环境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
通常情况下，这些歌妓所追求的当然是金钱:“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玉楼春·心娘自小》)。“酥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玉楼春·酥娘一搦》)。“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宴，是处千金争选”(《柳腰轻》)。但是有时候，她们所追慕的却并不是金钱，而是对方的才华:“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盈盈秋水。恣雅态、欲语先娇媚。每相逢、月夕花朝，自有怜才深意”(《尉迟杯》)。“当日相逢，便有怜才深意。歌筵罢，偶同鸳被”(《殢人娇》)。有时候，她们则是既慕金钱，又慕对方的才华:“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合欢带》)。还有的时候，她们干脆不要钱。不仅不要钱，还拿钱去资助那些有才华的人。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30]
歌妓爱才，怜才，与她们自身的文化素质大有关系。宋时有不少歌妓的文化素质是很高的，这些人“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她们除了能歌善舞，还会吟诗填词。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杭州歌妓琴操能把秦少游的名作《满庭芳·山抹微云》的“门”字韵改为“黄”字韵，其意思和韵味竟分毫不爽，“与少游原唱较，几不能判其孰为主宾。”[31]这件事为苏东坡所激赏，在文化圈内传为佳话。柳永所接触的歌妓当中，也有能诗擅词的。如“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凤衔杯》)。有的人的作品，甚至可以和柳永一较高低:“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惜春郎》)。
许多歌妓虽然过的是送往迎来、声色事人的日子，也看到过许多黑暗的现实与丑恶的灵魂，但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很多纯洁美丽的东西。对于她们所欣赏和爱慕的男子，她们是很重感情的。她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之一，是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束，送给对方。这也是一种爱的盟誓。柳永的不少作品就写到过这个细节:“记得当初，剪香云为约”(《尾犯》);“况已断、香云为盟誓”(《尉迟杯》);“更对剪香云，须要深心同写”(《洞仙歌·佳景留心惯》);“共有海约山盟，记得香云偷剪”(《洞仙歌·嘉景》)。
她们渴望真正的爱情，更渴望这种爱情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集贤宾》)。她们这些人没有独立的户口，她们的“籍”是附属于宫廷、官署、军队或主家之下的。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理想就是落籍，从良，和自己所爱的人携手同归:“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但是，真正能落籍的人是很少的，能从良的则更少。多数人都是在那个黑暗的人间地狱里度过屈辱的一生。有的则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生命。柳永有两首词写到妓女的死亡，其中《离别难》一首尤其显得沉痛。这些歌妓都是因病痛折磨而死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蓄妓制度的罪恶，同时也看到了词人同歌妓之间的深厚感情，看到了词人的正义感、同情心和人文精神。这些内容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里是找不到的。
柳永《乐章集》的民俗价值是既丰富，又珍贵的。可是长期以来，研究柳词的人不关心其中的民俗，研究民俗的人则不熟悉柳词，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缺憾。
【注释】
[1]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页。
[2]张先《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同上，第75页。
[3]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同上，第124页;周邦彦《解语花·风销焰蜡》，同上，第608页;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同上，第931页;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同上，第1884页。
[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罗烨《醉翁谈录》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7]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王安石《九月赐宴琼林苑作》，《王荆公诗注》卷四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同上。
[1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静女私通陈彦和》，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7]《杨生私通孙玉娘》，《绿窗新话》卷下。
[18]庄绰《鸡肋编》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324页。
[2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按:晏殊《珠玉词》中，“歌”“舞”二字出现33次，占其词总数的24%;欧阳修《六一词》中，“歌”“舞”二字出现42次，占其词总数的17%;张先《安陆集》中，“歌”“舞”二字出现38次，占其词总数的23%。
[2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同上。
[28]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同上。
[29]孙棨《北里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30]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1]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四四，中国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