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词》的整理过程——兼谈当今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三、《全宋词》的整理过程——兼谈当今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全宋词》的整理工作，从公元1441年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问世算起，至1981年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问世，整整经历了540年。要真正做好一部古籍的整理工作，使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与最优化，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心血，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宋词的四种传播方式
宋词是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学样式。它的传播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词人和爱好者的书写。词人和词的爱好者把词书写在纸上，或是乡校、佛寺、旗亭、驿站、桥头等建筑物上，这是一种原生态的、以文学为本体的传播，即只传文词，不传曲谱。如果是词人自己的书写，这种传播就是非常真实的，及时的;如果是爱好者的书写，就会有某些失真之处，一是因为传播和记忆有误差，二是因为爱好者自以为是地对文本作了某些改动，但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真实的，不过并不一定都是及时的。这种传播的手段是比较原始的，而且由于时空的限制，传播的范围也比较小。
二是歌妓和有关人士的演唱，这是一种伴生态的、以音乐为本体的传播，因为一首词能不能被演唱，首先不是取决于它的“文学性”，而是取决于它的“音乐性”，或“可歌性”。词在演唱的过程中，往往加入了乐工的二度创作，甚至是歌者的三度创作。有些词的文词过于拗口，或者过于典雅，或者过于生僻，不便演唱，影响大众的及时接受，就被乐工与歌者改动了。这种改动从音乐文学的角度来看，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这种传播是比较及时的，但是从文本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像第一种(尤其是词人手写的)那样真实。这种传播也因为特定时空的限制，传播范围不是很广，但是受众比第一种要多。因为一些不识字的人，也能够接受。
三是借“词话”这种特殊载体来传播。“词话”的内容比较庞杂。有的侧重于考订词律，有的侧重于品评佳作，有的侧重于表述某个词学观点，有的侧重于记载某些作品的“本事”(即作品背后的故事)，等等。随着“词话”的传播，尤其是某些“本事”的传播，作品也随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本事”的传播有多远，作品的传播就有多远。例如陆游的《钗头凤》这首词之所以传播得那么广，就与“陆游休妻”这一“本事”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关系。这种传播的范围和效果都超过了上述二种。
四是学者和出版人的整理刊刻。这种传播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体的传播，即只传文词，不传曲谱。这种传播不像第一、第二、第三种那样及时，甚至是很不及时，有些词人的词集，直到晚清民国时期才被整理刊刻出来。这种传播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比第二种要真实，但不一定都像第一种(尤其是词人手写的)那样真实。其原因主要是辨识、抄写、刊刻之误，还有个别人的臆断。不过总的来讲，还是相当真实的。这种传播由于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传播的范围既广，时间也长。而且由于整理刊刻者多是专业人士，受众也多是文人，至少是能读古书的人，所以说是一种最高级别的传播。
《全宋词》的整理刊刻过程，就是宋词的一种最高级别的传播过程。以中华书局1999年版(简体横排增补版)《全宋词》为例，这是迄今为止收罗作品最为完备、可信度最高的一部宋词全编，也是明代以来所整理刊行的文学古籍中，成就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古籍。回顾这部古籍的整理过程，重温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优良的传统、原则与方法，以及前辈们为了古籍整理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体现的奉献精神，对于今后的文学古籍的整理与传播工作，应该是有意义的。
按照传统的分类，词集一般分为别集和总集两大类。别集只收录一个词人的作品，总集则收录众多词人的作品。总集又包括词选集(如《乐府雅词》)和全编(如《全宋词》)。如果将若干种词别集或总集汇辑成编，则称丛编;如丛编为刻印本，则称丛刻;如丛编为手钞本，则称丛钞。[1]
讲《全宋词》的整理过程，得从最早的词集丛编讲起。
(二)毛晋以前的词集丛编
词集丛编始于南宋。现在可以考知的南宋时期出现的词集丛编，主要有四种。一是《百家词》，南宋宁宗嘉定年间长沙刘氏书坊辑刻，成书于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前后。这是宋代收录词集最多的一部丛刻，原书已佚。只有其中的若干种或以钞本、或以单刻本的形式流传于世;二是《典雅词》，南宋临安陈氏书棚所刻。此书宋元时未见著录，“不知凡几十册”，传于今者有21种;三是《琴趣外编》，南宋闽中书肆辑刻，今存四种;四是《六十家词》，宋末元初所刻。此书元明以来公私书目俱未见著录。毛晋刻《宋六十名家词》，或受此书的启发。[2]
元人未曾辑刻词集丛编，明代的词集丛编则较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吴讷辑钞的《唐宋名贤百家词》(简称《百家词》)，一是毛晋辑刻的《宋六十名家词》。
吴氏所辑《百家词》，与宋刻《百家词》名同而实异。吴氏取此名，或与宋刻《百家词》有关，但内容上则大不相同。宋刻《百家词》有35种为吴氏《百家词》所未收，而吴氏《百家词》亦有29种为宋刻《百家词》所未收。[3]此书辑成于明正统六十年(公元1441)，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词集丛编，所收唐宋金元明人词集100种，其中总集3种，别集97种。吴讷编此书时，去宋元未远，宋元词集的善本、足本易求，因而书中保存了不少宋元词集孤本。
吴氏所辑《百家词》，因系手钞而未经校勘，有不少脱讹，又误收明人词为宋词，所收词集或非足本，所以在明清两代影响不大。只是到了民国十七年，梁廷灿的钞本问世之后，才渐为学人所知。其后林大椿的校本印行，影响渐大。但林氏据他本校改之文字，不出校记说明，以致大失原貌，实不足据。[4]比较而言，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可谓后来居上。
(三)毛晋和他的《宋六十名家词》
毛晋(1598～1659)字子晋，江苏常熟人。明诸生。平生以布衣自处。著有《和古今人诗》、《野外诗题跋》、《虞乡杂记》、《隐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明诗记事》、《隐秀集》和《汲古阁书目》等，共数百卷。
毛晋一生有两大特点，一是乐善好施，一是藏书刻书。有推官雷某赠诗曰:“行野渔樵皆谢赈，入门僮仆尽钞书。”毛氏曾榜门悬金求书:“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5]于是周边书贾云集毛氏之门，宋元善本孤本纷至沓来。其汲古阁最终所藏秘本珍籍多达八万四千余册。
毛晋刻书种类之多、数量之富，近古以来无人能出其右。朱彝尊尝云:毛子晋“性好储藏秘册，中年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巨。”[6]毛晋刻书，多延名士校勘。所刻之书，大都流布天下。其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厚者名毛边，薄者名毛太。其名至今犹沿用。
《宋六十名家词》，只是毛晋所刻群书之一种。此书原题《宋名家词》，分六集，共61家，刻成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全书不是一次编成，而是随得随刻，故所收词集未按作者之时代先后排列。《宋六十名家词》刻成后，毛晋又得到不少词集善本，因财力不济而作罢。
毛刻《宋六十名家词》所收词别集虽不如吴讷辑本多，但吴讷辑本只是靠孤传手钞本一脉传承，在明清时影响不大。而毛氏辑本是以刻本传世，而且后来又一刻再刻，故在清代广为流传。
毛晋每刻一集，都撰有跋文，或介绍作者，或考订版本，或评论作品，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学批评价值。
毛刻《宋六十名家词》的缺失在于:收罗有限，止于六集61 家;有时改动底本卷数，随意增删词作，有失底本原貌;词人名姓、事迹经常出错;文字校勘上也有一些问题。近人朱居易刊有《宋六十名家词勘误》，可补毛氏之失。
毛晋除了辑刻《宋六十名家词》，还辑刻有《词苑英华》，内收《花间集》、《尊前集》、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草堂诗余》、杨慎《词林万选》、张綖《诗余图谱》和《秦张两先生诗余和璧》，影响也很大。
(四)王鹏运和他的《四印斋所刻词》
清代的词集丛钞、丛刻很多，较著名的有侯文灿刻《十名家词集》，王鹏运刻《四印斋所刻词》，江标刻《宋元名家词》，吴昌绶、陶湘刻《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和朱孝臧刻《彊村丛书》。最著名的是第二、第四、第五种。
王鹏运(1848～1904)，字幼霞，一作佑遐，中年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桂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十三年(1874)为内阁中书。光绪十年(1884)转内阁侍读学士，十九年(1893)授监察御史，转礼科给事中。
王鹏运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甲午之战时，曾上书拒和。戊戌变法时，又屡代康有为上书。也曾参加“京师强学会”，奏请讲求商务、开办矿业，开办京师大学堂等。
王氏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归，至金陵，过上海，游苏州，与朱祖谋、郑文焯氏相酬答。不久寓扬州，主办仪董学堂，并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卒于苏州。
王鹏运是“晚清四大家”之一，词集有多种，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二卷，《半塘剩稿》一卷。
王氏之有功词坛，主要在汇刻词集。王氏自辛巳至甲辰(1881 ～1904)，前后24载，刻成《四印斋所刻词》21种，另有《草窗词》一种，《樵歌》一种，《梦窗甲乙丙丁稿》一种，《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31种，习称“四印斋刻本”。王鹏运刻词，多以善本珍籍为底本，并力求保持原书的真貌。所收词集，既求真，亦求全，除依原本影刻之外，另辑录原书未收之词。其总体成绩超过了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王氏所订“校词五例”，对后人影响很大。
王氏《四印斋所刻词》的不足之处，就是于校勘一事无多顾及，而且只限于名家，于零星小集一概不取。
(五)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
吴昌绶(1867～1924)，字伯苑，晚号松邻，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期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陇海路局秘书。其藏书楼名“双照楼”，藏书甚富。著有《松邻书札》、《松邻遗集》。辑刊有《松邻丛书》等。吴氏自1911年至1917年间，致力于影刊历代名人全集中的词集，搜集宋元明人词集40种付梓。后因资金告罄，将已椠之木版及未刻稿本售与陶湘，由陶湘卒成其业。
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民国时，曾任京汉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厂总办、京汉铁路全路行车副监督、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天津中国银行经理等职。后任故宫图书馆编纂。藏书30万卷，而官本精椠居其泰半。晚年辞职家居，潜心书目版刻。
《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为吴昌绶所刻《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和陶湘续刻《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及《补编》的总称。全书收宋金元明词集43种，所有底本都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原椠精钞本，保存了不少世间罕见善本的真实面貌。其中所录宋词，几乎全是宋人刻本，又请名手雕椠，影写上版，原本缺误处，亦不改动，使人得以窥见宋刻风采。其版本价值，堪与原刻比肩。书中陶湘所撰《叙录》，缕述所收各词集版本源流及优劣，亦很精审。[7]
此书与《四印斋所刻词》一样，重在传宋元善本之真，于校勘一事无多顾及，而且只限于名家，零星小集一概不取。
(六)朱孝臧和他的《彊村丛书》
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礼部右侍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礼部右侍郎出为广东学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辞广东学政，次年辞礼部右侍郎，任江苏法政学堂监督，卜居苏州、上海。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以填词、校词终其后半生。朱孝臧的创作，词集有《彊村语业》三卷，诗集有《彊村弃稿》一卷。所校刻的词集较多，主要有《彊村丛书》260卷。朱孝臧是“晚清四大家”之一，也是王鹏运之后近三十年的词坛领袖。
朱孝臧在词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校勘、印行《彊村丛书》。在《彊村丛书》问世之前，他曾四校《梦窗词》，又曾校笺《东坡乐府》。
朱孝臧校词，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与王鹏运合校《梦窗四稿》。为了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校本，王鹏运订下五条“校例”:即“正误”(改正讹字)、“校异”(校列异文)、“补脱”(校补缺字)、“存疑”(正误难定则存疑)、“删复”(一词两见，误收他人之作，皆据删之)。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校词五例”。“校词五例”的建立，在词籍校勘学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朱、王二氏合作的这个本子(名《梦窗甲乙丙丁稿》，收入《四印斋所刻词》)，却因可资校勘的版本太少，并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些“校例”，朱氏深感“意犹未慊”。所以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也就是王氏去世之后的第四年，朱氏再校《梦窗词》。他在这个本子(即“无著庵”本)的跋语中，特意把“勘定句律”补充到“校例”之中，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勘定句律”虽不自朱氏始，此前戈载、杜文澜、王鹏运等人在这方面都做过很多工作，但是把“勘定句律”作为一个“校例”，在理论上明确下来，使之与“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这五条并列，成为“校词六例”，则是他对于词的校勘之学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此后，朱氏又先后据张廷璋藏旧钞本《梦窗词集》和张学象女士钞本《吴梦窗词集》三校、四校《梦窗词》(三校本于1917年刊于《彊村丛书》，四校本于1932年刊于《彊村遗书》)，从而搞出了一个可信度较高的校本。
1910年，朱孝臧完成《东坡乐府》的校勘和笺注。朱氏校笺《东坡乐府》，另创七条凡例，在“校词六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这个本子主要有三个创例:一是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及音拍所存，严诗词之别，以诗归诗，以词归词。二是删除宋元坊本所妄增的词题，如“春景”、“秋情”之类，以存原词之真。三是以编年体例重编东坡词，以可考者十之六、七为编年，无从编年的，则按旧例分调编次，别为一卷。朱氏这个本子一出，即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沈曾植甚至称之为“七百年来第一善本”。
朱孝臧校勘《彊村丛书》，就是在重校《梦窗词》和校笺《东坡乐府》的基础上完成的。《彊村丛书》初刻于1917年，凡经三次校补印行，共收唐宋金元词集173种，包括唐宋金元词总集5种，唐词别集1家，宋词别集112家，金词别集5家，元词别集50家。《彊村丛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读者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173种词集，其规模远远超过上述三大丛刻;二是在词籍校勘之学上，补充了有关规则，为学者所宗。
关于《彊村丛书》在词籍校勘之学上的贡献，以及对于后世的意义，吴熊和教授总结为八项:一是尊源流，注意词体的源流演变;二是择善本，选择善本为底本据以校勘;三是别诗词，把词集中误收的诗篇剔除出去;四是补遗佚，新增了为数不少的辑本和补编本;五是存本色，即对异文的定夺，顾及词人的风格，以存原貌;六是订词题，词题有误者正之，阙者补之，后人妄增者删之;七是校词律，包括校调名、校宫调、校自度曲、校句法、校字声、校用韵，校分片;八是证本事，或以词证事，或以史证事。[8]
在吴氏所述八项当中，最具朱氏之特色者，在“校词律”这一项。朱氏精于词律。沈曾植尝云:“彊村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9]“校词律”是他的强项，他早年校《梦窗词》和《东坡乐府》都有这个特点，在《彊村丛书》里，这个特点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当然，朱氏《彊村丛书》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收罗仍不够富;二是校勘仍不够精审。他的校勘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朱氏校勘词集，只重校订，旨在传布词集版本之真，故唯重善本，不重足本，不求词家词作之全”;“其二，朱氏校勘词籍，着重于校补词作字句的正误脱阙，而于词作真伪的考辨则用力不多”;“其三，朱氏校勘，除少量词集是广求诸本以互校之外，许多词集是仅取一、二种版本参校，以致讹脱仍多，甚至有的词集未经校过即付梓。”[10]
和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与《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以及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等词籍丛刻相比，朱孝臧的《彊村丛书》，成就是最高的，但是和后来的唐圭璋编纂、王仲闻校订、孔凡礼补辑的《全宋词》相比，《彊村丛书》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
(七)赵万里和他的《校辑宋金元人词》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署云庵、舜庵等，浙江海宁人，与王国维是同乡。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国文系，师从吴梅。1925年8月至北平，受业于王国维。王国维“命馆于其家。适巧(清华国学)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院主任吴宓命万里补其缺，日与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11]王国维去世之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教授，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赵氏精于目录版本之学，著述宏富，所辑录整理的词学典籍有《校辑宋金元人词》、宋杨绘撰《时贤本事曲子集》、宋杨湜撰《古今词话》、宋鲖阳居士撰《复雅歌词》等。
《校辑宋金元人词》辑录词人70家，其中宋词别集56家，体例精审，搜采繁富，可补毛晋、王鹏运、江标、朱祖谋、吴昌绶、陶湘诸家汇刻词集所未及。胡适曾为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一书写过一篇序言。胡适认为，赵氏此书的长处，“不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体例的谨严细密。”胡氏指出:第一，大规模地采用辑佚的方法来辑已散佚的词集，赵万里是第一人。他的成就和水平，远远超过王鹏运、朱孝臧诸人。第二，赵氏此书，每词注明引用的原书，往往一首词之下注明六七种来历，有时竟列举十二三种来源，每书又各注明卷数。这种不避烦细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第三，赵氏此书，把每首词的各本异文都一一注出，这虽是校书的常法，但在文学史料的整理上，这种方法的功用最大。第四，赵氏此书于可疑的词，都列为附录，详加考校，功力最勤。第五，向来王、朱诸刻都不加句读，此书略采前人词谱之例，用点表逗顿，用圈表韵脚，都可为读者增加不少便利，节省不少时间。总之，胡适在肯定赵氏之长的时候，也指出了王、朱二氏之不足。[12]赵氏的水平大大地超过了王、朱二氏。
(八)唐圭璋和他的《全宋词》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满族，南京人。7岁丧父，11岁丧母，寄养于舅父家。他能从小学读到中师毕业，是因为得到了两位校长的资助，一位是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校长陈荣之，一位是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仇埰。1920年秋，唐圭璋师范毕业，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1922年夏，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随吴梅学词。1928年毕业之后，任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教师。1935年，经汪辟疆介绍，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39年至1946年，任重庆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底回南京，任南京通志馆编纂。1949年初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50年9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分配至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秋回南京，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直到1990年11月病逝。
唐圭璋的词学成果很多，生前公开出版的即有《宋词三百首笺》、《词话丛编》、《南唐二主词汇笺》、《全宋词》、《辛弃疾》、《宋词四考》、《全金元词》、《词苑丛谈校注》、《唐宋词简释》、《宋词纪事》、《唐宋词选注》、《唐宋词学论集》、《全宋词简编》、《词学论丛》和《历代爱国词选》等15种。
在历代词学名家中，唐圭璋的执著与奉献精神是无人可及的。他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一文里回忆自己编纂《全宋词》的经过时说:
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建议编纂《全宋词》，但他估计得太容易了，以为“月余可成”。我与同门任中敏商量，打算分四步编《全宋词》:一、综合诸家所刻词集;二、搜求宋集附词;三、汇列宋词选集;四、增补遗佚。后来中敏专办教育，他就没有继续编下去。我却坚持原计划，进行搜讨并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钩沉表微，以存一代文献。当时，同学赵万里出版了《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更增加了我编纂《全宋词》的决心。因为他搜采既富，校订也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他有3首才辑为一种，至于1首、2首以及零星的断句，他都没有收录。在他之后，周咏先又在杭州文澜阁看到《四库全书》中还有不少宋人集中附词，为赵氏所未见，他又辑成《宋金元人词钩沉》，比赵先生所辑又多出不少新的资料。我在辑宋人词的同时，也辑金、元人词。每日在教课之余，往往从早到晚在龙蟠里图书馆看丁丙八千卷楼的善本词书。那时，只要付两角钱就可以在馆里吃顿午饭。我吃过午饭之后又工作到傍晚。这样，经过多年的辑录工作，宋、金、元词的资料已经辑成。后来因为分量较多，就决定先抽出《全宋词》付印，金元词留待以后再说。[13]
唐圭璋的《全宋词》，继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吴昌绶和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朱孝臧的《彊村丛书》、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和周咏先的《宋金元词钩沉》之后，更遍阅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善本、足本词集，及其他子史杂著，用功凡十年，始完成初稿，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后又由王仲闻重加修订，补遗、正误、祛伪，“增入作者260余人，词1400余首”，[14]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此后，又有孔凡礼从明钞本《诗渊》中补辑词人141家(其中41家已见《全宋词》)，词作430首，编成《全宋词补辑》，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9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简体横排增补版《全宋词》，署名“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此书收录有姓氏可考的词人达1493家，词作达20155首，这就是迄今为止收录词人词作最为完备的宋词总集。
《全宋词》的辑佚工作，虽然是在赵万里和周咏先等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版印行之后，又得王仲闻、孔凡礼之增补，但是比较起来，唐圭璋的功劳仍然是最大的。据统计，1999年版《全宋词》收录有姓氏可考的作者1493家，其中原有词集传世者197家，赵万里补辑56家，周咏先增辑27家，王仲闻增订174家，孔凡礼新增100家，计554家，而唐圭璋自辑939家，超过了有集传世者和他人补辑的总和。[15]是以在宋词的辑佚方面功劳最大者，仍非唐圭璋莫属。
(九)王仲闻和他参订的《全宋词》
王仲闻(1902～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王国维次子。他是20世纪功底最扎实、贡献最突出的词学家之一，也是身世最萧条、命运最悲惨的词学家之一。
王仲闻1902年3月出生于海宁盐官填，5岁丧母，14岁随父至上海读中学。1919年11月，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1920年3月进入上海邮局任邮务生，当年10月被调往昆山。后来被调往北平，在邮检部门工作，据说还当过处长。1949年以后，被下放到北京地安门邮局卖邮票。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1960年，因齐燕铭之荐，被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聘为临时编辑。“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王仲闻离开中华书局。1969年，因不堪政治迫害而含冤自尽，享年67岁。
王仲闻的传世之作，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南唐二主词校订》，二是《李清照集校注》，三是参订《全宋词》。
除了上述三种，王仲闻用力最勤的书稿还有两部:一是《唐五代词》，在“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整理，已经发表。从保存下来的前言来看，文献搜求和取舍都十分讲究。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钱钟书曾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16]遗憾的是，这部稿子也在“文革”中遗失。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
王仲闻还点校过《渚山堂词话·词品》和《诗人玉屑》，校订过《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审订过中华书局版的《全唐诗》、《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等。傅璇琮先生告诉我，中华书局版《全唐诗》卷首的点校说明，写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王全”就是王仲闻和傅璇琮二人的署名。
王仲闻在词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修订《全宋词》。中华书局刘尚荣讲:“唐圭璋编《全宋词》，初版于1940年(商务印书馆长沙版线装书)，该书印数不多，缺憾不少。五十年代末，唐先生对《全宋词》进行增补与改编，校点稿转交中华书局后，唐先生特意推荐著名学者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对全稿再作订补与复核。于是因历史问题而赋闲的王仲闻，被中华书局聘请为《全宋词》特约编辑。”[17]中华书局沈玉成讲:“王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18]
王仲闻为《全宋词》的修订所付出的辛劳，通过唐圭璋写给龙榆生的两封信也可以看出。一封写于1961年9月1日，其时唐圭璋正患关节炎。他对龙榆生说:“《全宋词》弟亦无力整理，去年交与北京中华书局修订，编辑部托王仲闻整理，费尽他九牛二虎之力。彻底修订，修改小传(本来只是沿袭朱厉之书)，增补遗词，删去错误，校对原书，重排目次，改分卷数，在在需时。现闻已大致就绪，不过出书恐又明年矣。”[19]一封写于1964年4月25日，他说:“《全宋词》由北京中华书局请王仲闻订补，他所费的劳动至巨，闻今年可以出书，其中改订词人生卒及事迹，不沿朱厉以及张宗橚等人旧说，用力最勤，用处较大。”[20]
对于王仲闻所做的贡献，唐圭璋是充分肯定并心怀感激的。直到1983年，他还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全宋词》……用功凡十年，始写定初稿，于一九四○年印行。其后又由王仲闻重加修订，补遗、正误、祛伪，计增入作者二百六十余人，词一千四百余首，于一九六五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修订版。”[21]他曾提议在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全宋词》上，署上“王仲闻订补”。但是由于王氏的所谓“历史问题”，这一提议未被采纳。1999年1月，中华书局推出新版简体横排增补本《全宋词》，署名“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终于了却唐先生的一桩心愿，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十)当前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全宋词》的整理工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公元1441年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问世算起，至1981年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问世，整整经历了540年。这说明要真正做好一部古籍的整理工作，使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与最优化，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的，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有些人整理古籍，往往仓促上马，草草收篇，这是要不得的。有的古籍整理工作管理部门，甚至要求一部古籍的整理，一般不要超过三年，而且要求在公开出版之后，才予以结项。结项这个程序，多多少少还可以得到一些专家的审读意见，以便整理者再行修订。如果坚持在公开出版之后，才予以结项，等于是马后炮。
2．《全宋词》的整理工作，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奉献精神。前人整理古籍，除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宏大工程，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工程都是没有国家资助的，也没有社会赞助，都是要靠整理者个人掏腰包的。《全宋词》的整理就是这样。吴讷、毛晋、王鹏运、吴昌绶、陶湘、朱孝臧、赵万里、朱居易、周咏先、唐圭璋诸人，都是自己个人掏腰包，毛晋、吴昌绶、朱孝臧甚至为此而耗尽家财。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是很难从事这项工作的。《全宋词》的整理工作，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交由中华书局修订再版的时候，才不需要整理者个人掏腰包，但也没有专项资助。现在我们整理古籍，无论大小，只要获准立项，就能得到国家的专项资助。这应该是很幸福的了。可是质量怎么样呢?别的学科不敢说，只说文学这一块，可以说，多数的文学古籍整理项目，都没有达到《全宋词》的水平。尤其是那些大兵团作战的项目，其水平的莨莠不齐，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讲整理古籍要有一种奉献精神，决不是一句套话、空话，它需要实实在在地把古籍整理当作自己个人的事情来做好。
3．《全宋词》的整理工作，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刚才我们讲吴讷、毛晋、王鹏运、吴昌绶、陶湘、朱孝臧、唐圭璋的时候，都指出了他们的某些不足。他们的不足，主要出在校勘上。以一人之力，弄那么大一部古籍，在校勘上是难免要出些瘕疵的。但是他们在搜求底本方面，在求善本、求足本方面，在辑佚方面，所体现的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全宋词》的整理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搜求底本和辑佚，一个是校勘。吴讷、毛晋、王鹏运、吴昌绶、陶湘、朱孝臧和唐圭璋等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搜求底本和辑佚方面。而朱居易、赵万里、王仲闻等人的工作，则主要在校勘方面。他们的工作，真的可以当得起“一丝不苟”四字。现在有些人整理古籍，既不认真地千方百计地搜求善本和辑佚，也不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进行校勘，弄一部古籍，往往错误百出，叫人无法使用。
4．《全宋词》的整理工作，探索、总结出了一整套词集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直到今天，还为词集整理工作者所普遍遵循。在这方面，王鹏运、朱孝臧和赵万里的贡献是最大的。王鹏运为了校订《梦窗四稿》，订下五条“校例”:即“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校词五例”。“校词五例”的建立，在词籍校勘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后来朱孝臧又在“校词五例”的基础上，增加“勘定句律”这一条，成为“校词六例”。再后来，朱氏校笺《东坡乐府》时，又另创七条凡例，在“校词六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吴熊和教授把朱孝臧在词籍校勘之学上的贡献，总结为八项:一是尊源流，二是择善本，三是别诗词，四是补遗佚，五是存本色，六是订词题，七是校词律，八是证本事。应该说，这个总结是很到位的。
赵万里在校辑宋金元人词的时候，既能继承前人在辑佚和校勘方面的优良传统，又有很大的创新，在方法和体例上更为“谨严细密”，成为古籍整理的一个典范。我们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在方法和体例上，创新的地方并不多，基本上是因循旧例，但是又往往不及前人的谨严细密。这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古籍整理的态度、水平、方法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古籍的传播效果。凡从事文学古籍的整理工作的人士，都应该从《全宋词》的整理过程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并为之发扬光大。
【注释】
[1]杨成楷《唐宋词学典籍》，见王洪主编《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2]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105页。
[3]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112页。
[4]同上，第114页。
[5]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引自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毛晋子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3页。
[7]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2～123页。
[8]吴熊和《〈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434页。
[9]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引自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20页。
[10]王兆鹏《论唐圭璋师的词学研究》，《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55页。
[11]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12]胡适《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88～591页。
[13]唐圭璋《自传及著作简述》，钟振振编《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4]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30页。
[15]王兆鹏《论唐圭璋师的词学研究》，《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16]沈玉成《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7页。
[17]刘尚荣《中华书局新版〈全宋词〉编后》，《古籍整理简报》1999年第4期。
[18]沈玉成《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7页。
[19]唐圭璋《致榆生》，引自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0]同上，第218页。
[21]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