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女性主义作家选择挪用类型小说这一形式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女性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广泛影响，类型小说这种被传统文学批评所排斥，特别是被左翼文学贬低为大众化、保守化的文学形式，开始被女性主义者重视和运用。
在文学批评传统中，关于大众文化批评所采用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它告诉我们，大众是完全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抗可能性的被动群众。他们对通俗文化的冲击没有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和批判性，因而这种文化在政治上进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坚持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出于机械复制的目的，文化工业呈现出一致性的特征:“这种经济需要阻止了对每件艺术作品的内在逻辑的追求。”[5]阿多诺更是在文化自律与大众文化之间划上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这些理论的主导下，类型小说长期以来被界定在“经典”、“严肃”的文学之外。
但是，随着1960年代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兴趣的转变，在以多元、流动、去中心为要旨的后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大众更适合于被理解成一个不断变化并以多种方式交互共生的、适应或抵制主导价值的不同社会群体的集合。这个集合既不是没有分辨能力的被动者，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在文化上的反抗力量。因为反抗实际上是存在于紧张和对抗的社会形态之中，而当代大众文化集合实际上是存在于一个跨越区间、国界的流动性、衍生性的圈层之中，存在于其生产与再生产、制造与消费的过程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存在于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静止的理论文本之中。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含义，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左翼”开始接纳通俗文化。朱迪·威廉森(Judith W illiamson)在1980年代的“左翼”期刊《新社会党人》(New Socialist)中指出:“过去对‘左派’来说，宣称对迪斯科舞或其他任何通俗文化的喜爱是一种大胆冒险的行为。现在似乎要求以同样大胆的行为来表明，这样使人尽兴的活动并不是激进的。”[6]在1986年《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举办的“活力左翼”(Left Alive)会议上，发言者不乏顶级设计师、潮流作家和电视广告商。
女性主义思想家在这一变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1980年的一个访谈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米歇尔·巴雷特(M ichèle Barrett)认为:“女性主义者试图影响大众传媒，以获得更广泛的拥护。”她反对精英主义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保守的逃避主义的看法，并提出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努力创造女性语言，二是女性主义者朝通俗文化进军。“……相对而言，一个大范围内的小变化，与一个小范围内的大变化有同样重大的意义。电视肥皂剧带来变化的可能性至少和政治教育剧带来变化的可能性一样大。”[7]
可以看出，进入通俗文化和小说领域是20世纪80年代左翼女性主义者的日程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扭转“右翼”控制通俗文化的局面(如“右翼”创造了“雅皮士”等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有发表通俗观点、改变文化观点的需要，而尝试挪用通俗文化和通俗作品类型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安妮·克兰尼-弗兰西斯(Anne Cranny-Francis)在《女性主义小说:女性主义者对通俗小说的应用》(Feminist Fiction: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中所总结的那样:“女性主义为什么要选择类型小说为操作对象的原因，和人们形容这类小说的词汇有关——大众化。”[8]人们爱读通俗小说;其销量也极为可观。对一名女权主义宣传者来说，运用一种已占有巨大市场的小说形式是明智而有效的行为。美国女性出版社(Women's Press)出版的科幻小说系列在其首页上印上了该出版社的宣言，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目的。其宣言的部分内容如下:“我们希望本系列能鼓励更多的女性阅读和写作科幻小说，使科幻小说的传统读者群拥有刺激而全新的阅读视角。”[9]这一宣言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承认了一个值得开发挖掘的既有读者群的存在。该读者群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背景多元。因此，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以女性主义的方式运用通俗小说就显得十分恰当了。这种方法(潜在地)使得女性主义作者能够进入原本向她们关闭的大门。女性主义可能在许多读者眼里非常陌生，但通过类型小说这样一种人们熟知的和受人喜爱的形式表现出来之后，就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产生的结果就如同美国女性出版社希望的那样，无论是在阅读内容或阅读习惯方面，女性主义都为传统的读者群提供了一种刺激且全新的阅读视角。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英、美流行文化的兴盛也为女性类型小说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潮流背景，同时期的摇滚、波普艺术成为空前强大的大众流行文化，尤其是波普艺术以其明确的大众趣味挑战传统精英文化，以去深度化的话语方式解构和挪用经典作品，让文化先锋们在自“二战”以来长久压抑而缺乏兴奋感的时代背景中找到了新的兴奋触点。因此，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之所以能把前卫、实验的写作观念与看似去深度化的话语方式相结合，这其实是先锋文化突破传统话语制度、寻找新的话语方式、重构价值体系的共同策略。
当我们把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放入当代文化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它已经超越了作为文化形态的传统定义，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权利结构、话语制度的文化创造和表达的新方式——以灵活开放的方式改造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单一通道，从而致力于解放、平等和多元的当代文化和当代政治命题。因此，我们在新女性借助传统类型小说而创作的新类型小说的案例上，可以看到类型小说的文化性格、价值趣味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传统类型小说逐渐成为女性主义文化族群谋求新的文化身份和建立新的价值认定的手段;第二，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正逐渐成为这些新生族群改变传统父权社会话语方式、话语制度的有效的途径;第三，女性主义类型小说进入宏观的当代文化艺术市场，以一种强力传播利用了大众的阅读趣味，侵袭和干预了传统文化生态，改变了单一的父权文化的生态格局，从而对未来文化产生了影响，至少是想象性地开辟出了新的文化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