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与影响
1971年，女性主义理论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发表了《性别辩证法:女性主义革命案例分析》(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一书[6]。她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某些社会机制，特别是婚姻和抚养孩子的问题。她强烈谴责把妻子当作奴隶似的劳动力的做法，以及把怀孕看作是不雅的观点，并要求重新思考技术问题。她指出科幻小说和科学发现之间的辩证关系，宣称“乌托邦女性主义文学还没有出现”[7]，并暗示这导致了对其他家庭模式构想的失败。费尔斯通的争论说明了1970年代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和布拉德利·莱恩所创作的乌托邦小说的不完善之处，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莎拉·勒法努(Sarah Lefanu)认为:“许多作家对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挑战做出了回应，并在1970年代确实创造了一种乌托邦女性主义文学。”[8]
乔安娜·露丝到1970年已经发表了两部科幻小说，她于1971年开始在《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The Image of Women in Science Fiction”)中开始批评这一类型[9]。她认为科幻小说没能把性别角色放置于它的推测领域中。科幻小说中缺乏对性别差异、家庭结构或性的探索。这一类型中先进的一派把理想的家庭准则移植到未来，而低级杂志持有一种倒退的观点，认为女人是有英雄气概的男人的奖赏品。虽然女性写作的科幻小说试图创造更积极、平等的女性角色，但她们还是没能创造家庭和爱情的新图景。女作家们的创作难以脱离性别偏见范式，因此虽然在科幻小说里有很多女性形象，但“很难找到真正的女人”[10]。
第二年，苏珊·科普曼·考尼伦(Susan Koppelman Cornilon)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视角》(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 Feminist Perspectives)中重印了这篇文章，同时还有露丝的《女主角能干什么?或者为什么女性不能写作》(“What Can a Heroine Do? OrWhy Women Can'tW rite”)[11]。露丝在后一篇文章中继续她的争论，认为男权制范式阻碍了女性在主流文学中作为个体的构建。她提出要创作没有男权中心情节的小说、超自然小说和科幻小说，像侦探小说那样关注难题本身而不是去关注男主角。科幻小说现在作为一种人类集体的叙述方式，应更积极地关注精神和认识方面，而不是社会角色，因此它为女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可能性。
1972年12月，贝弗莉·弗兰德(Beverly Friend)的《处女地:女性在科幻小说领域的联系和界限》(“Virgin Territory:The Bonds and Boundaries of Women in Science Fiction”)发表在《外推》(Extrapolation)上。和露丝一样，她认为这一类型中的女性角色在“机械科幻小说”中一直被看作是家庭机器，在“冒险科幻小说”中被看作是消极的客体，只有在“社会科幻小说”中才有对女性特质进行质问的尝试，例如斯德根(Sturgeon)的《金星多格式矩阵》(Venus Plus X)和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尝试融合两性来创造雌雄同体的世界。
1974年帕梅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发表了她的第一本选集《科幻小说女作家:女性创作的关于自身的科幻故事》(Women of Wonder:SF Stories byWomen aboutWomen)，1976年又发表了《更多奇迹般的女人》(More Women ofWonder)。这两本选集都介绍了这一类型中的女性作品。她呼吁20世纪女性在这一类型里应该有自己的写作传统，并通过介绍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作家的作品来展示女性科幻小说作家被遗忘的历史。本书的最后一卷，《科幻小说新女性》(The New Women ofWonder)于1979年发表。
1975和1976年，厄秀拉·勒瑰恩发表了两篇著名的评论文章。第一篇，也就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科幻小说及其他》(“American SF and the Other”)发表在《科幻小说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上，那一期是她的作品的专刊[12]。在这篇文章里，勒瑰恩批评了主流科幻小说的独裁主义和权力崇拜，认为它是由富有、野心勃勃的男性统治的“气球文化”。她相信女性运动已经改变了读者对科幻小说中男性精英主义的看法，并进一步分析了阶级和种族问题。如果人们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他者”，这就会使它们客体化，意味着只有一种权力关系能够存在。她总结认为科幻小说需要开始重新思考平等而不是压迫的模式，特别是与女性有关的问题。
1976年勒瑰恩的文章《性别是必要的吗?》(“Is Gender Necessary?”)出现在由旺达·麦因泰尔(Vonda Mclntyre)和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on)编辑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选集《奥罗拉:平等之外》(Aurora:Beyond Equality)中。勒瑰恩在为她的小说《黑暗的左手》辩护时认为，虽然她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且这本书是关于如果性别从社会中被取消将发生什么情况的思想实验，但它仍不应该被看作是一本女性主义著作。她反驳对两性共享代词“他”(he)的批评，宣称自己必须使用这种规定的语言，而不是重新创造它。勒瑰恩后来对这篇文章进行反思，发表了《莱杜克斯》一文(“Redux”，1988)[13]，承认自己早期对代词的运用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卡萝·皮尔森(Carol Pearson)的文章《女性幻想小说及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Women's Fantasies and Feminist Utopias”)分析比较了布拉德利·莱恩和吉尔曼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她认为她们在看待合作、非暴力和非等级的社会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早期作品感伤地看待母亲身份，而后期作品则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因为这标志着作者拒绝核心家庭模式。她们的作品利用直觉的和移情的知识以及对自然的亲近，创造了一个被皮尔森称为是超越女性经历限制的社会[14]。
1978年，帕梅拉·安纳斯(Pamela Annas)在《新世界，新词语: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两性化》(“New Worlds，New Word: Androgyny in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中认为，科幻小说确实有革命的潜能，因为它的前提是讨论事物的本质。科幻小说所设想的其他社会模式，能够辩证地反对既定的现实，以此来创造一种非种族优越感的文学[15]。
1979年，雷切尔·布劳·杜普莱西(Rachel Blau DuPlessis)关于女性猜测小说的文章《女性主义寓言》(“Feminist Apologues”)也阐述了科幻小说的叙述潜能。科幻小说这一写作形式拒绝疏远读者的说教性的结尾。进一步讲，它关注集体和群体，而不是个人主角。从吉尔曼的《她乡》到后来的《女身男人》(Female Man)和《时间边缘上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女性已经看到了缄默群体的价值，以及体制如何主导着社会，其关注点是意识形态，并且女性作家也因此成功地与传统写作准则决裂。
到1970年代末期，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从最初对主流科幻小说的性别主义的批评，发展为重新发现女性在这一类型的历史中的地位，并欢迎1970年代出现的女性主义挪用，同时意识到科幻小说具有颠覆性的潜能，以及在描述话语方面展望女性发展经历的能力。
1980年3月，《科幻小说研究》为女性出了一本专刊。这既标志着主流批评的变化，同时也是乔安娜·露丝努力推动的结果。这一评论表现出了对以往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满，认为很多批评文章得以发表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观点吸引眼球，而不是因为探讨的话题与女性有关。乔安娜·露丝在《科幻小说中的性别战争》(“Amor Vincit Foeminam:The Battle of the Sexes in Science Fiction”)一文中认为，尽管许多20世纪早期和当代的科幻小说都不讨论女性，但后期作品中因为男性变得更具防御性，而允许对女性有更多的暴力。当代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把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这些问题的原因，而这些以男权为中心的暴露性书籍认为拥有男性生殖器是胜利的保障[16]。苏珊·格巴(Susan Gubar)的《穆尔与女性科幻小说规则》(“C．L．Moore and the Conventions of Women's Science Fiction”)认为穆尔所创造的吸血鬼形象，唤起了文化中将女性欲望看作是怪物和异类的厌女症观点。科幻小说让穆尔把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的分歧戏剧化了[17]。其他评论家讨论了齐默·布拉德利(Zimmer Bradley)和勒瑰恩的作品，并把勒瑰恩和皮尔西等人的作品进行比较。珍·普法尔泽(Jean Pfaelzer)则开始讨论19世纪美国的反乌托邦作品。
1981年，马琳·巴尔(Marlene Barr)的重要文集《未来女性:批判性选集》(Future Females:A Critical Anthology)称赞了近期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发展和影响。巴尔在前言中认为，目前科幻小说女性作家应该被给予批评的空间，也应该开始思考女性的未来角色[18]。艾瑞克·拉布金(Eric Rabkin)、罗伯特·斯凯克雷(Robert Scheckley)、斯科特·桑德斯(Scott Sanders)和安妮·哈德森·琼斯(Anne Hudson Jones)都认为男性作家是沙文主义者，但承认一些近期作品，如潘新(Panshin)的作品正在开始发生变化。皮尔森的《回家:四本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及父权制经历》(“Com ing Home:Four Feminist Utopias and Patriarchal Experience”)唤醒了更多的读者对19世纪乌托邦作品的意识。乔安娜·露丝的《近期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Recent Fem inist Utopias”)选择更公开的政治乌托邦作品来进行分析，认为维蒂格(W ittig)、勒瑰恩、布拉德利、皮尔西、吉尔哈特(Gearhart)和谢尔登(Sheldon)的作品表明了过去10年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的繁荣。所有这些作家虚构的社会，都是属于共有型的或者半部落型的，没有全面和完善的政府结构。它们是生态的、无阶级的和性开放的(为了把性与所有权关系和生殖分离)。大多数社区是由分离主义者和彻底的女同性恋组成。这些虚构的社会是对当代社会对女性的压力的反映，凸显了被孤立和隔绝的女性读者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苏济·麦基·查纳斯(Suzy M cKee Charnas)的文章《一个女人出现了》(“A Woman Appeared”)承认罗宾·摩根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了她的《走到世界尽头》(Walk to the End of theWorld)和《母系》(Motherlines)。她后来的文章对个体作者的作品进行了讨论，如勒瑰恩和皮尔西。
1982年，纳塔利·罗辛斯基(Natalie Rosinsky)发表专著《女性主义的未来:当代女性推测小说》(Feminist Futures:Contemporary Women's Speculative Fiction)，详细讨论了一系列女性主义“社会科幻小说”，认为虽然这些文本关注相似的题材和主题，但它们对待主题的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这取决于作者具体的女性主义立场。这本书指出女性主义到现在为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立场，例如女性中心的本质主义、兼有两性的女性主义、或“文化”女性主义，许多文本带有明显的美国女性主义立场。猜测小说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既存在于与读者的疏远中，也存在于读者、作家和出版社的互动之中。在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批评历史中，罗辛斯基是最早把读者期待看作是有价值的因素的女性主义评论家之一。
接下来的一年，马琳·巴尔和尼古拉斯·史密斯编辑了一本文章选集《女性与乌托邦:批判阐释》(Women and Utopia:Critical Interpretations)。在本书中，莱曼·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认为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是使得妇女愿望得到满足的途径之一;达芬妮·帕泰(Daphne Patai)认为女性主义自身就是一个最乌托邦的工程;而巴尔自己对查纳斯的看法深受查纳斯早期选集中的文章的影响。
1984年，卡罗尔·法利·凯斯勒(Carol Farley Kessler)在选集《大胆梦想:1836—1919年的女性乌托邦故事》(Daring to Dream: Utopian Stories by Women 1836-1919)的序言中，对20世纪初和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进行比较，认为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寻求社会平等中的精神层面，并关注家庭内务劳动。在早期乌托邦作品中，合作和公有制社会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甚至比选举权更重要。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关于受控机体的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及社会女性主义》(“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于1985年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她提出了一种通向未来的新途径，认为受控机体在它的创造过程中没有统一或原始的虚构源本，是一种特别和女性主义有关的新形式。受控机体的本质提出身份、界限、语言等问题，这些都是女性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哈拉维将受控机体与西方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女性相联系，认为受控机体象征着一种通向新形式的政治的方法，是一种重新书写她们自己身体和社会角色的边缘政治。哈拉维的文章为不少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家——如露丝、提波德雷(Tiptree)、麦因泰尔等人——带来了很多启示，重要的是她们继而影响了1990年代的科幻小说作家和科幻小说评论家，使她们能够用更有力的方法论来检验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对“他者性”的运用。
汤姆·莫伊兰(Tom Moylan)的《对不可能的事情的要求:科幻小说及乌托邦那个想象》(Demand the Impossible:Science Fiction and the Utopian Imagination)挑选出4个文本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文本出自露丝，勒瑰恩，皮尔西和德拉尼。莫伊兰把这些文本定义为“批判性的乌托邦作品”，认为它们具有颠覆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能力。作为一种反文化实践，他把这些作品放在1960和1970年代的反文化背景下，认为这些激进的作家挑战乌托邦小说类型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趋势，为想象中的不同的、解放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开端和自我反省。
和莫伊兰对意识形态的详细分析相反，西尔玛·斯林(Thelma Slinn)的《女性的世界:女性幻想文学中的神秘和神秘的制造》(WorldsWithin Women:Myth and Mythmaking in Fantastic Literature by Women)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斯林在讨论乌托邦作品时，着重分析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并借鉴弗莱(Frye)的观点，认为科幻小说能够提供讲述被父权制文化埋葬的古代虚构故事的新方法，这些故事赞扬团体精神、提倡沟通和生态。这篇本质主义文章还提到莱辛、勒瑰恩、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和皮尔西的作品，试图揭示关于地神或女神的古代虚构故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珍妮·沃尔马克(Jenny Wolmark)的《科幻小说与女性主义》(“Science Fiction and Feminism”)发表于1986年，作者经过深入思考，认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需要融合通俗类型，包括科幻小说，并应该把文化研究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文化介入的一部分。受到文化研究的启发，沃尔马克讨论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家是怎样在残留着性别主义的科幻小说类型写作规则中探索反父权制关系的。她认为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对科幻小说的利用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所导致的叙述的含糊和混乱使得这一类型的概念面临压力，虽然其中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1970年代总体的文化焦虑造成的[20]。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批评文章的数量增加了。《女性研究》于1987年出版专刊《女性主义面对幻想》(“Feminism Faces the Fantastic”)，并邀请了特约编辑马琳·巴尔和帕特里克·莫非(Patrick D．Murphy)。莫非在序言中批评女性主义评论家为了关注女性主义，而忽视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皮尔西等作家的作品中的想象性情节部分。如果她们关注这些想象部分，就会注意到女性一直用虚构情节来描写她们生活中遭到禁止的、受压迫的或保持沉默的方面，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就会跟女性主义作家步调一致。安妮特·凯因豪斯特(Annette Keinhorst)认为社区和集体社会是创造解放性社会的实质性尝试，但在设想如何对付那些反对社区价值的人和尝试塑造不具有压迫性的男性角色时，不少科幻作品是不成功的。尽管如此，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疏离使它们成为解放的变化的一个媒介。霍达·查基(Hoda Zaki)的文章认为分散的、无政府状态的乌托邦作品的自发创作不能起到对付异议的作用，并继续发展了这一论点，对乌托邦政治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它们既不进步也不具有颠覆性，而仍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了已有的保守观点并避开了所有重要的对立观点。
专刊中的三篇文章关注语言问题。安纳格列特·韦默(AnnagretWeimer)对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语言进行了法国女性主义式的分析，要求建立“母系语言”。《母语》(“Native Tongue”)的作者苏瑟提·哈顿·埃尔金(Suzette Elgin Haden)讨论了她创造的“Laadan语法”是怎样受到拉康(Lacan)，戴利(Daly)和丽诗(Rich)的影响的。既然语言是一个无法表达女性观点的封闭的系统，因此她受到驱使去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唯一对这一创造开放的类型就是科幻小说。克莉丝·克莱莫利(Chris Kramarae)认为大多数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失败之处在于没能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并挑选出埃尔金的《母语》作为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作品。总的来讲，这一专刊讨论了当代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的政治内涵和作品话语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后结构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都开始脱离自由女性主义的政治激进主张，转而开始关注语言。马琳·巴尔的文章认为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种不同的类型，用罗伯斯·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话来说，它们属于寓言。巴尔认为女性主义寓言不是用来指代一系列虚构作品的名词，而是科幻小说的另一种类别。
同年，马琳·巴尔的专著《与女性特质相反:推测小说与女性主义理论》(Alien to Femininity:Speculative Fiction and Feminist Theory)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这一小说类型缺少一种适当的批评体系。巴尔运用具体的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女性作家的具体文本，这些理论包括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读者反应理论以及心理分析理论等。她认为她正在为提供这样一种适当的批评迈出“第一步”。这本书讨论了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中创造的与挪用这一类型高度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分离主义社区、女性主义虚构故事中的女人形象、育儿问题以及虚构故事中通过机器人、外星人和受控机体表达不同形式的性的方式等。虽然本书探讨的问题可能不像前言宣称的那样具有创新性，但把女性主义方法论的问题引入对一系列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分析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当英国女性主义童话和言情小说的类型评论家开始接受文化研究对通俗文化的介入，并尝试在通俗文化领域进行女性主义挪用时，巴尔试图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从科幻小说这一传统类型中分离开来，以便让女性主义科幻小说能够融入“严肃文学”的经典联盟之内。
接下来的一年，莎拉·勒法努发表了重要文章《在世界机器的缝隙:女性主义与科幻小说》(In the Chinks of the World Machine: 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认为对于英国读者来说，女性主义对这一男权主义小说类型的挪用是成功的。勒法努把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不同分支，指出这一类型具有颠覆性和反对传统的历史，认为科幻小说一直是一种广阔的类型。这本书对女性主义对这一类型的介入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早期的作品简单地将角色安排为强壮的女人，后来则发展为更具有颠覆性的乌托邦作品和反乌托邦作品。反乌托邦作品挑战异性恋主义者的观点，而把女性的性自主放在重要位置。科幻言情小说通过创造爱情对象(如外星人、机器人或受控机体)进一步讨论了性自主的问题。勒法努在总结她对当代女性科幻小说的看法时，认为一些作家在寻求改变权威的立场，另一些作家则在寻找某种有效的情绪表达。最成功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从更相对的、更反讽的角度去摧毁本质主义的观点。这些作家成功地对科幻小说进行了女性主义挪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对4个作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她们分别为提波德雷，勒瑰恩，查纳斯和露丝。
勒法努的著作是英国第一本关于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专著。同时，勒法努与珍妮·沃尔马克和格威妮丝·琼斯(Gwyneth Jones)一起，将女性主义的议题放在了英国科幻杂志《基础》(Foundation)的日程上。1988年夏天，《基础》的“论坛”版面刊登了布莱恩·斯坦布福德(Brian Stableford)的回应文章，因为读者认为他对阿特伍德的作品《一个女佣的故事》(A Handmaid's Tale)的评论是一种虚伪的控诉。斯坦布福德以《女性主义与科幻小说》(“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为标题，认为女性主义者需要将男性读者加入她们的行列，这样才能超越分离主义者所制造的隔离区，并创造一个真正解放的蓝图。勒法努在回应文章中质问道，多年来女性在阅读科幻小说时不得不把她们的性别放在一边，为什么斯坦布福德在阅读女性乌托邦作品时，不能同样做到把他的性别放到一边呢?格威妮丝·琼斯，珍妮·沃尔马克和柯林·格林兰(Colin Greenland)后来都讨论了斯坦布福的“过时的”阅读立场。
在更具有学术性的美国科幻小说杂志《科幻小说研究》上，珍·普法尔泽(Jean Pfaelzer)讨论了女性主义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的融合问题。《先锋派的变化:女性主义乌托邦》(“The Changing of the Avant-Garde:the Feminist Utopia”)一文认为理论家和乌托邦作家都关心女性空间、差距以及在历史和话语中女性描写的断裂或缺失。普法尔泽将19世纪末的乌托邦作品和1970年代的乌托邦作品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联系起来，并援引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的论点，认为对理想的想象是一直存在的主题。她用后结构主义观点看待错位、历史和先锋派的问题，认为乌托邦作品之所以激进，不在于它们想象的世界，而在于它们自由的叙述方法，这摧毁了男权制的决定论，并引发了反抗性的主体[21]。
1989年，萝丝·凯威尼(Roz Kaveney)在卡尔的《从我的主角到科幻小说》(My Guy to Sci Fi)发表文章，讨论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激进影响，但更关注女性主义对这一类型本身的影响和反省[22]。这一类型本身具有包含异议的传统，因此科幻小说读者更能接受不同的想象的世界。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挑战性别主义的类型假设，因此充当的是一个“破坏者”来开拓这一话语。凯威尼对女性从事这一类型的写作历史进行了简短而丰富的总结，她关注勒瑰恩和露丝，认为她们分别是“美国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软派和硬派掌门人”[23]。凯威尼认为，在妇女运动期间如此多的女作家转向科幻小说的原因，是在于这一类型的语言能够表达激进的和女性主义的观点。
英国文学界的批评涉及整个科幻小说的范围，而美国评论家则倾向于限制在乌托邦作品范围内。同年，弗兰西斯·巴特克斯基(Frances Bartkowski)的《女性主义乌托邦》(Feminist Utopias)总结了过去20年的乌托邦作品，探讨女性在她们“还没实现”的社会中希望得到什么的问题。巴特克斯基紧密关注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争论和话语，指出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是社会批评而不是社会规划，更多的是讽刺性批评，而不是说教。她们对劳动分工、权力和话语加以关注，并要求重新定义社区、亲属关系、家庭以及肉体关系等的内涵。巴特克斯基总结认为女性主义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展示了女性对改变的希望和恐惧，能够在激进主义的话语中表达社会变革。
接下来的两年美国陆续出版了不少乌托邦小说的评论专著，如利比·福尔克·琼斯(Libby Falk Jones)和莎拉·韦伯斯特·戈德温(Sarah Webster Goodw in)编辑的选集《女性主义，乌托邦和叙述方法》(Feminism，Utopia and Narrative)和安吉莉卡·巴莫尔(Angelika Bammer)的《部分视角: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与乌托邦主义》(Partial Visions:Feminism and Utopianism in the 1970s)。琼斯和韦伯斯特的选集纵观乌托邦小说的历史，赞扬了这种形式叙述的巧妙性。在文集中，艾伦·皮尔(Ellen Peel)认为20世纪的女性乌托邦作品包含叙述能量，但这种能量又经常在乌托邦叙述所具有的怀疑主义中被消解。利比·福尔克·琼斯(Libby Falks Jones)认为近期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通过对读者身份进行虚构的方法来消除乌托邦作品、讽刺文学、寓言和科幻小说的界限，以此来创造女性经历的新模式。李·卡伦·卡娜(Lee Cullen Khanna)把勒瑰恩和莫尔的乌托邦作品进行比较，认为后者具有毁灭的创造性。克里斯蒂·安德森(Kristine Anderson)对乌托邦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叙述方法)进行了回顾，更消极地认为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所倡导的分离主义对欲望的描写，仅仅是一种不可信的思想实验。珍·普法尔泽对整个选集进行总结时认为，在读者关于当代现实的观点深层重建过程中，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确实对历史进行了政治介入。
《女性主义，乌托邦和叙述方法》一书称赞了虚构的乌托邦作品的颠覆性，而安吉莉卡·巴莫尔的《部分视角》用虚构的描写来质问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颠覆性，讨论了妇女运动文学是怎样反映了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乌托邦特征。巴莫尔将乌托邦作品分为三类:将乌托邦安排在现实之外的其他地方的作品;处于现实边界的作品;以及摧毁并改革文化印记的作品。巴莫尔运用西苏的理论，认为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并非是不真实的，它表达了一种欲望和力量，这种欲望和力量推动并塑造着历史。
和这种美国视角相对比，安·克兰尼·弗兰西斯(Ann Cranny-Francis)在《女性主义小说:女性主义对类型小说的使用》(Feminist Fiction: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1990)中的三个章节和露西·阿米特的修订版《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女性与科幻小说》(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Women and Science Fiction，1991)都在更广范围内对英美科幻小说进行了讨论。克兰尼·弗兰西斯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讨论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女性主义幻想小说和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她认为这些是女性意识形态成功挪用的类型。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对男权制准则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它与后现代主义一起形成了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对疏离感的运用、对科学知识的讨论和对外星人的塑造，都是成功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所利用的手段。女性主义幻想小说和乌托邦作品也创造了女性主义阅读立场，挑战了个人主义的主观性的话语，并凸显了使性别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那些社会制度。
露西·阿米特的选集关注“他者”的比喻和这一类型的读者互动，并讨论了一些重要的作者，如穆尔、勒瑰恩和莱辛。阿米特在序言中认为，过去10年对女性科幻小说的兴趣有利于这一类型向普通读者开放并得到学术界承认。她的这一观点与进入科幻小说主流领域的女作家相一致，这些作家包括莱辛、阿特伍德、卡特和皮尔西。皮尔西宣称自己的《时间边缘上的女人》是未来几十年内这一类型的里程碑之一。珍妮·纽曼(Jenny Newman)讨论女性对怪物的运用，而丽莎·塔特尔(Lisa Tuttle)探讨了1980年代的科幻小说中女性变成动物的主题，研究了当人类都是女性时对人类意味着什么。阿米特回顾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试图挑战父权制语言结构的历史，运用西苏和克里斯蒂娃(Christeva)的理论分析莱辛和埃尔金是如何试图摧毁主导性语言和社会框架的。莎拉·勒法努的文章《性别，次原子粒子和社会学》(“Sex，Sub-atomic Particles and Sociology”)探讨了对女性科幻小说将实现“软派”科幻小说的期待，并认为女性已经成功地拥抱了科学、机器和身体等科幻小说的“硬件”特征。虽然阿米特的选集不是对这一类型的概述，但它展示了科幻小说的广度，她还指出对这一类型的批评应该包括科幻电影和青少年市场，以及作家本身。
1992至1993年，马琳·巴尔继续尝试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从科幻小说这一类型中分离出来。她在发表《女性主义虚构情节:太空/后现代小说》(Feminist Fabulations:Space/Postmodern Fiction，1992)之后，又于1993年发表《迷失在太空:探索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及其他》(Lost in Space:Probing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and Beyond)。在以《努那维特》(“Having Nunavit”)为标题的前言中，巴尔认为在《女性主义虚构情节》中所探讨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这个词已经过时，并试图把所有女性主义猜测小说都置于女性主义寓言的名下。她认为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没有得到重视的原因，正是因为它被看作是类型化的，因此她试图通过将它置于后现代小说的经典中，与它们共享许多特质，从而使其重新得到重视。
这个方法当然是使女性科幻小说受到认真对待的一种方式，但同时它存在着许多问题。女性类型小说应该被重新评价，但不是通过否认这一类型的价值来进入文学领域。文化研究已经在重新评价通俗作品的问题上指引了道路，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应该颠覆学术等级制度和区分，而巴尔的方法是一种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纳入等级制度的守旧的想法。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和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出现的相似事物(如飞行、天体和平等主义社会等)进行了实质性的比较。《迷失在太空》的一半是直接的科幻小说批评，而另一半将女性主义寓言作为一种批评话语而展开讨论。巴尔用女性主义寓言作为一个包括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幻想小说、乌托邦小说和主流文学作品的词语。她没有否认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而是把它作为许多次类型之一。她宣称这是一次批评父权制主导性叙述的阅读实践，但事实上她想做的是将女性主义寓言纳入主流叙述中。玛吉·皮尔西在前言中赞同巴尔将女性科幻小说从被学术界忽视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尝试，但认为让女性科幻小说进入主流文学领域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内涵更大更丰富的领域，而不是改变女性科幻小说本身的标签。
同年珍妮·沃尔马克的《外星人及其他:科幻小说，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Aliens and Others:Science Fiction，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对相同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她反对巴尔所持的观点，认为巴尔重新创造了保守的二元立场。沃尔马克分析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在主题和语言上的汇合，但她并没有试图将它们进行合并。沃尔马克分析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对外星人的运用，以此来讨论主观性、身份和差异性等问题。外星人的比喻使女性主义作家能够创造性别和身份的新的定义，这为扩展差异性提供了空间。沃尔马克对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如何用外星人来探索种族边缘化、如何颠覆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和文化”以及如何重新定义自我界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女性主义者以计算机科幻小说中的受控机体为媒介，为自我和他人塑造新的主观性。对于沃尔马克来说，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优点在于它对暂时性的强调，以及通过表现性别矛盾来推翻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颠覆性的潜能，在于它对界限的毁坏，而不是试图重新对女性进行描写。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都运用了这种方法。
1990年代晚期科幻小说批评处于不是很活跃的状态。1994年，简·多娜沃斯和卡罗尔·考马丁(Carol Kolmarten)编辑的《女性乌托邦和科幻小说》(Utopian and Science Fiction by Women)继续关注大西洋两岸的乌托邦小说。这两位编辑在序言中详细介绍了乌托邦小说从17世纪开始的历史，她们认为女作家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写作乌托邦小说，是在美国1836至1919年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得以发展之后才开始的。一战以后，大多数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被当作科幻小说出版，而且女性传统一直得到发展。她们反对在世纪中叶出现这一小说创作断裂的说法，指出瑙米·密契森的作品即是女性传统不间断发展的证据。到1960年代，这一传统和女性主义理论进行着持续的对话。1970年代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蓬勃发展，促进了女性主义对很多西方文化的批评。皮尔西的《时间边缘上的女人》再一次被挑选出来作为“美国妇女运动的一本权威著作”。1980年代的乌托邦小说家对女性主义塑造的乌托邦能否变得完美持怀疑态度，这一倾向在女同性恋和黑人作家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她们总结认为近期皮尔西、斯朗斯基(Slonczewski)和巴特勒创作的乌托邦作品通过多样的表达创造了更为完整的乌托邦小说。这个选集包括一些作家的文章，如吉尔曼、密契森、巴特勒等。
露西·阿米特(Lucie Aim itt)的《当代女性小说及幻想小说》(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and the Fantastic)继续把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和当代其他虚构的作品——如恐怖小说、童话和魔幻现实主义等——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开始于巴尔和沃尔马克)。阿米特在2000年提出的观点是，把虚构作品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是“杀死文学”的做法[24]，如果把关注点集中放到类型的认同上，会阻止文学批评像文学创作那样去不断进步。虽然她没有进一步反对“女性主义科幻小说”这个词的陈旧性，但她确实发现这种界定在她讨论科幻小说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时是一种限制。阿米特对类型术语的反对，反映了20世纪末期的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种类的不适应。当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批评已经融入通俗类型，以此来丰富对文本的争论和评价时，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似乎为了勉强进入主流领域而拒绝作为一种类型种类。这种防御性的、守旧的策略与科幻小说激动人心的、颠覆性的本质相对立，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小说进行精确有益的批评相对立。
总的来讲，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批评没有侦探或言情小说批评那样具有争议性。许多批评文章对具体的女性主义作者和一些与话语权、受控机体、外星人有关的作品进行了非常好的分析。乔安娜·露丝的《天堂上的野餐》(Picnic on Paradise，1968)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它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女性角色。第二年厄秀拉·勒瑰恩发表了《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探索了性别缺失的世界，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选择成为男性或女性。1969年，安吉拉·卡特的《主角和罪人》(Heroes and Villains)探索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后的世界里一个年轻女孩的成熟过程。
1970年，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发表了她对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小说的看法，对此很多作家以具有女性主义阅读立场的小说文本对她进行了回应。在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 ittig)的《游击队员》(Les Guerillleres，1971)中，游击队员与男人和父权制话语进行斗争。詹姆斯·提波德雷(James Tiptree)在其具有颠覆性的作品《男人看不见的女人》(“The Women Men Don't See”，1973)中，描述女人如何不堪忍受在男权中心的文化中受到隔离，从而想与外星人一起生活的经历。厄秀拉·勒瑰恩的《被剥夺的人》(The Dispossessed，1974)讨论一个由女性主义原则统治的世界将会怎样。而苏济·查纳斯的《走向世界尽头》(1974)和乔安娜·露丝的《女身男人》(1975)倡导分离主义的女性世界。玛吉·皮尔西的《时间边缘上的女人》(1976)可能是最接近费尔斯通的回答，她描述了一个两性和谐的世界，在那里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性别、阶层或种族。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早期，许多女性科幻小说深入阐述和探索了女性主义各个方面的问题。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推翻了围绕女性特质的神秘性，并把所谓的女性特质看成是一种伪装的表现。相反，旺达·麦金泰尔的《流亡者的等待》(The Exile Awaiting，1976)和萨利·吉尔哈特(Sally M iller Gearhart)的《奇境:山上女人的故事》(The Wanderground:Stories of HillWomen，1979)强化了这种神秘性，使得男性特质和技术融合、而女性特质与自然融合。1979年，多丽丝·莱辛开始创作她的科幻系列小说《阿哥斯的坎努帕斯》(Canopus in Argos)，其中第一部作品是《希卡斯塔》(Shikasta)。接下来的《三个地区的婚姻》(The Marriages between Zones Three，Four and Five，1980)和苏瑟提·哈顿·埃尔金的《母语》(1984)一样探索语言内部的权力结构。1980年代中期英国的格威妮丝·琼斯(Gwyneth Jones)开始创作《神圣的忍耐》(Divine Endurance，198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创作《一个女佣的故事》(1985)。而非裔美国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76年的《派特马斯特》(Patternmaster)，她在《家族》(Kindred，1988)中探索了种族和压迫问题。1991年，玛吉·皮尔西在美国发表《他、她和它》(He，She and It)，探讨了和受控机体有关的身份和自主的问题。女性主义内部对一系列女性主义问题的争论和阐述，一直是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方面。
1990年代晚期，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由于大量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倒闭而受到重创。虽然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失去了像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繁荣，但科幻小说仍然层出不穷，拥有广大的读者，并继续发展成名目繁多的次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