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阅读立场
本书对女性主义类型小说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讨。对于读者来说，采用何种阅读立场去理解此类小说，是它最终能否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关键。梅德伟杰夫(Medvedev)、巴赫金在《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一书中写道:
任何种类的艺术实体都是按照某种双重模式与现实相关联的;这种模式的具体情况决定了该实体的种类，即它的类型。作品首先考虑的是其读者、接收者，以及一些表达和感知的前提。再次，可以说是从内部角度，也就是通过其主题内容来思考和反映生活。每种类型都会用自己的方式，使自己的主题涉及生活、生活中的事件和问题等等。[1]
当我们把这段话应用在对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上的考察上，就能发现对于作品的内部角度，也就是作品的主题和表现策略等，很容易得到批评家的关注和讨论。而作品的外部因素，即读者的因素，是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但近年来这一点逐渐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因为读者的阅读过程和阅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说的性质和接受程度。
从读者的接受反应这个角度来看，类型小说通常被定义为单纯为读者提供娱乐的小说形式，是逃避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严肃的文学研究往往贬低类型小说中的逃避主义功用，认为类型小说为阅读者提供一个虚幻的、替代性的世界，以及可以预期的阅读快感，来满足读者对现实的逃避态度。但是，在当代文化研究中，逃避主义不再具有贬低的含义，而且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种所谓的逃避主义，就会发现它具有的积极意义。詹尼斯·拉德威的著作《阅读爱情小说》(Reading the Romance)将目光放到了爱情小说的文本之外，考察了读者的阅读习惯、过程和心理，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研究意义，她在研究女性为什么读爱情小说这一问题后做出了如下结论:“人们喜欢爱情小说因为其中的经历与日常生活不同。爱情小说不仅使人从日常问题和责任所产生的紧张情绪中解脱出来，还创造了女性完全属于自我的时间或空间，在那里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个人需要、欲望和乐趣中。”[2]
幻想的功能，可以被积极地看待和理解。人们喜欢阅读幻想不意味着就会将幻想带到现实生活中去。需要注意的是幻想具有游戏性、试用性，因此它具有产生虚构的自我的潜能。逃避主义这种更自由和更具创意的活动，以及它潜在的积极因素，对于讨论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很重要的。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文本本身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挑战，要求在特定的类型规则中建造女性自己的结构。除了获得阅读的乐趣，读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幻想和自我迷失，而是会要求更活跃的东西。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媒介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一文中提出三种阅读。“编码”阅读是指读者接受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对立”阅读是指读者不接受文本的内容;“协商”阅读是指读者接受一部分内容而反对其他的内容[3]。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 Gledhill)认为处于中立的“协商”阅读对于女性读者来说，是能够更准确描述读者、媒体产品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方法[4]。
在看待女性阅读的问题上，伊丽莎白·弗林(Elizabeth A．Flynn)在《性别和阅读》(Gender and Reading)中给出了三个相似的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读者主导的相互作用中，读者抵制文本、厌倦并可能放弃阅读。在文本主导的相互作用中，读者失去了自我，文本征服了读者，读者失去了洞察力。这暗示着抱着逃避主义态度的通俗小说读者采用的是文本主导模式。弗林的第三个模式是相互对话模式:“在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中，读者在体验中学习，而且没有失去批判的能力。”[5]这种更活跃的模式允许读者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本书。在过去，读者阅读大量某种类型小说的行为常被认为是他们完全缺乏判断力的表现，这在某些评论家眼里也成了文本主导阅读的证据。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阅读大量同一类型的作品会使普通的读者对类型小说变得非常熟识，因此他们能够对与传统类型小说不同的任何特殊文本做出自己的判断。萨利·穆特(Sally Munt)站在女性主义文本的阅读立场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女性主义读者会很活跃地质问她们所看到的文本，就好像这些文本是‘她们自己所作’，以此来证明她们对亚文化的信念以及对理想的探索和传播”[6]。
尽管类型小说具有一定程式化和逃避主义的特征，但类型小说读者会将自己的批评介入和阅读愉悦结合起来，而不是被文本主导的盲从者。事实上，在运用自己对类型的判断力的时候，他们可能更活跃。女性主义作家采取复杂的策略来参与通俗小说的转型，这也是与读者共同经历的转型过程。对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女权主义阅读角度的作家来说，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创举。而对阅读过程中积极建立女性主义阅读视角的读者来说，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她们激发自省、重塑自我的有效途径。
正如林·皮尔斯(Lynne Pearce)在《女性主义与阅读的政治》(Feminism and Politics of Reading)中总结的那样:“不管我们的文本实践是多么的不同，重要的是记住所有的‘女性主义读物’都是一种特别的政治承诺并有一段与之联系的历史。”[7]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与女性主义解放思潮和后现代文化紧密相连的，是对各种女性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回应，也顺应了以多元和流动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摈弃高雅和通俗对立的呼声，其目的是调动大众阅读兴趣、调整读者阅读视角、激发文本政治潜能。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一种承载着传统形式与新型思想的文化斡旋机制，是形式与社会历史两者合二为一的体现。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发展和意义，探究这个类型中的许多变化和差异，并全方位地关注它的内部与外部因素时，就能看到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对于女性文学本身的建构和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来说都是巨大的贡献，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表意实践的一场高度自知的干预。这是一种创造意义的新方法，一种再次协调构成当代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框架的各种复杂思想的手段，尤其是再次协调当代西方社会中男女性别意识形态的途径。
【注释】
[1]Tzevetan 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e．W lad Godzich(tr．)．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82．
[2]Janice Radway，Reading the Romanc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p．61．
[3]Stuart Hal，l“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Paper 7，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1973，p．1．
[4]Christine Gledhill，“Pleasurable Negotiations”，in Deirdre Pribram(ed．)，Female Spectators:Looking at Films and Television，London:Verso，1988，p．2．
[5]Elizabeth A．Flynn，Gender and Reading，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130．
[6]Sally Munt，Murder by the Book?: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London:Routledge，1994，p．199．
[7]Lynne Pearce，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London:Arnold，1997，p．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