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类型小说的传统评价与再思考
对类型小说和其他通俗文学作品主题及形式的否定，是基于传统美学观对文学的认识出发的。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的古典美学，到20世纪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美学主张，无论保守的，还是反叛的，都无一例外地把主题的深刻、手法的创新视为文学艺术的生命。文学被认为是高雅浪漫的，它与日常生活对立，或高于日常生活;它们是作家个体独立精神的创造物，是知识分子自由心灵的家园和避难所。但是，通俗小说与大众文化却失去了高雅、浪漫和超凡脱俗的性质，被现代社会的商品化洪流纳入文化工业，成了一种可以被复制的、平面化的、无深度感的、唾手可得的商品。因而，在这样的作品面前，人们只可能成为直接感官刺激的接受者，不会对意义作更多的思索，也不会对价值作更哲理性的判断。
对类型小说批判的着眼点往往是它与严肃小说——也就是“纯文学”——的区别。在文学批判传统中，纯文学具有以下特性。
一、主题的深邃性与批判精神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怎样去写文学作品以及对其如何欣赏无不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制约。在特定的文化区域中，文学能十分确切地反映其特定文化的诸多特质。对此，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最大差异表现为，纯文学关注的是作家个体的经验，是个体对世界的看法与探索。
首先，纯文学是以发现、记录和解释个体的经验的新途径为目的的。作者是以表现社会中的个人(常常是作家自己)与周围社会发生联系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冲突作为其作品主题的。作者本人一般不考虑作品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应，而是自由地凭借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构筑自己的文学殿堂。他们一般致力于一种超人的信念，力图通过个人的思想和生活的独特体验去把握和揭示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本性。因此，作者把作品主题的深邃性放于首位，竭力通过作品向读者倾诉和灌输作家自己对社会、生活、人生及艺术的理解，企望以此来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和觉悟。几千年文学史的发展表明，大浪淘沙之后的作品无不带有晓谕与启示，无不传递出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力量，它总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彼岸世界奋进。
其次，纯文学作品的主题，总是一次次地向左右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提出挑战，总是想揭示出理想与现实的不同点。背负着强烈使命感的作者总是在鲜花下看见荆棘，在幸福中感知危险，对现实社会抱以强烈的批判精神。由于作者在作品中所要张扬和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个人意识和体验，带有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和新的艺术建构的理想，因而必然与传统的观念和艺术模式相悖，充满对传统的叛逆精神，所创造的世界带有极端的个人倾向。纯文学的作者总是期望通过深邃持久的艺术来打动人心，鼓舞人们去拨开现实生活的迷雾，去与各种潜在的危险作斗争。因此，纯文学作品常作用于人们的深层意识层次，更多的是起到警示和启迪作用。
二、艺术的独创性
纯文学的第二个显著特性表现为艺术的独创性。纯文学的作家们在内容与形式上，往往追求一种终极的美与真，呕心沥血地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作家们都把追求作品的独立品格作为写作的最大目的。艺术个性、艺术创造、艺术典型自然也成为衡量纯文学作品质量高下的首要标准。
纵观西方文学的发展史，几乎每一个作家、每一种文学流派都在竭力创造属于自己而区别于他人的艺术主张和艺术范式。每一次潮流的更迭，也都是对前一种潮流反叛的结果。
当一个诗人如果不写登峰造极的作品，不抒发完美无瑕的千古绝唱，如果他无法与受到世人高度崇拜的不朽的阿芙洛狄特相媲美，那他最好还是去做点儿别的……(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潮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美国诗人T·S·艾略特［T．S．Eliot］)
每一种东西都是一种忘却，一种创造的象征;宗教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堂，激情创造出一个新的尘世，艺术把天堂与尘世混为一体，从尘世中创造天堂。(美国作家丹·西蒙斯［Dan Simmons］)
从以上作家对艺术追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纯文学的作家，无论哪一种流派，都始终把追求美与个性的极致看作艺术创作的目的，是作家心灵、个性、激情的充分显现，而不允许为了其他目的而放弃艺术的独创性。
三、功利的超越性
在工业文明完成以前，文学往往是少数人享有的文化形式。在那样的时代，文学是心灵的避难所。作家和读者都把文学视为圣洁之地，是心与心交流碰撞的地方，是情感与灵魂相互沟通的场所。因此，文学所关注的是芸芸众生在人世间精神心灵无所依托的处境。在此种意义上，作家不关心读者的多与寡，他们只寻求理想的读者，在心智和情感上和他们相互认同的人。作家、读者都把写作与阅读作为纯粹精神领域的活动，是超越任何功利性的意识活动。
从纯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作用来看，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意识层次，所带来的美学效应是升华与净化的作用。人性的升华与净化是指人在阅读纯文学作品后，往往会产生精神灵魂的震颤，所得到的不是肉体感官的满足和松弛，而是精神的提纯与道德向善的飞越，它过滤了世俗的杂念，安抚了不安和困惑的心灵。
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受美学的兴起再次印证了纯文学的“净化与升华”这一美学效应。接受美学直接把文学史看作是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关系史，也是读者接受作品和作品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的历史。因此，对读者来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引导力量。德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姚斯明确指出:
阅读经验能使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惯性、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在接受活动中，艺术给予人们一种对世界的全新感觉，从宗教和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们看到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为他们设计新的愿望、要求和目标，为他们打开未来经验之途。[2]
读者阅读作品就是一次特殊的心理活动，其中融注了读者整个生命和精神的高峰体验。读者在与作家的灵魂对话中，可以暂时消解其间的对峙和鸿沟，走向一种瞬间的同一。在心驰神往、激情洋溢之时，读者可达到对存在真理的感悟。纯文学这种潜在的引导力量，召唤读者进行一种深度的自我探寻，剔除生命中的委琐、粗俗和困顿，使负重而不安的人生获得解放，使生命力重新获得诗意的光辉。在这种意义上，姚斯指出，艺术经验是人的解放的车轮。
在对类型小说的负面批判中，许多评论家认为类型小说与严肃文学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不同的倾向，因而在意识形态和美学机制上都有以下特征。
一、普及性的、短暂的
在现代的商品社会，等价交换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关系。基于此，通俗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一种最广泛的文化产品。作者、出版商与大众读者之间是一种最简单的交换关系。由于读者的需要导致了通俗文学作者的创作和出版，因而其作品只能是普及性的，并且是大量生产的。通俗小说所演示的故事、形象、理念也是表面化的，随时会跟随读者的口味发生改变，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很快就代替了曾经红火的故事和形象。
二、标准化的、俗套的
在强调艺术个性的精英文化看来，通俗文学的致命弱点就是艺术个性的泯灭。标准化、程式化、惯常化的审美定势是其不变的创作规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中，个体的衰微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取代了民间艺术和雅艺术。通俗文化的产品缺乏任何真正的艺术特征。在现代社会中，通俗小说同流行音乐一样，受到合理化和标准化的统摄，只是千百次地重复熟悉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它获得了社会大众对这种千篇一律的东西的认同。
三、保守的、非探索意义的
通俗小说的主题往往是保守的，不具备意识形态方面的探索性，它关注的是人群中最大多数所认可和遵循的道德理念，而绝非少数精英的探索和反思。因此，从意识形态和精神发展的层面分析，通俗小说属于最保守、最稳固的一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由于通俗小说的着眼点，或者说期望读者接受的目标，并不是要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而是要满足读者最基本的心理愿望，因此，大众读者的心理缺憾和寻找满足的要求就是通俗小说主题倾向的导航标。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察通俗小说的主题，可以看出快乐原则是其最根本的方向。快乐原则是人类心理自我调节的一种机能，它是对人们生活和精神缺憾的一种自我补偿。快乐原则引导我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愉悦的领域，尽可能地放松和舒适，以补偿由生活本身造成的精神心理的种种缺憾。例如，类型小说中的言情小说满足了人们对多样化爱情或情欲的心理需求，其在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从而构成了对读者的召唤。而类型小说中的暴力、恐怖主题则揭示了我们心中对黑暗世界的疑惑和向往，转移和宣泄了反社会的情感。英雄传奇所宣扬的丰功伟业最能勾起社会大众的白日梦。侦探小说则表现了人世间未解之谜对人们的永久诱惑。总之，所有通俗小说的主题都是对社会大众读者心理缺憾的一种补偿，它的基础建立于调节人类心理机能的快乐原则之上。
第二，社会大众的文化状况决定了通俗小说非探索意义的主题倾向。当代社会大众处于工业文明的时代氛围中，工业文明的文化决定了一元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多元意识形态的建立。精英所坚守的意识形态已退守于很狭小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大众不再受某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社会已无法形成超越个体追求的共同的人生价值。关注自身感受、关注眼前利益、关注物质结果，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以往对社会、对人类的生存思索也已成为社会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情，这也就决定了过去纯小说中的那种形而上的探索意义的主题不可避免地日渐式微。
第三，通俗小说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也确立了其非探索意义的主题倾向。通俗小说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读者的认可，这种认可不是少数人的认同，而是大多数读者的购买。排行榜、销量成为评价通俗小说的唯一指标。出版发行量的多寡要求作者和出版商把图书主题倾向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心理愿望和兴趣爱好紧密相连。通俗小说的主题倾向必须迎合和强化大众的社会文化价值，提供和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浪潮。因此，纯小说以作者为主体的探索主题无法囊括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探索主题所具有的严肃性和个体意义，在大众以娱乐为中心的文化状态中，已显得沉重、痛苦，其结果只能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通俗小说非探索意义的主题倾向的事实，并不是否认其小说的意义倾向。通俗小说的各种类型除了满足读者的精神、心理的愿望，同样具有鲜明、积极的主题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的内涵并非作者的个人探索，而是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及道德的浓缩或积淀，并且这种意义对社会不具有反叛性，而是呈现出肯定和强化的特征。
尽管许多文学评论者对通俗小说持否定和贬斥态度，但是现代社会高度都市化的社会生活，又使得通俗小说每年的出版量远远超过纯文学作品。因此，学者们不得不关注通俗文学作品存在的事实，研究的思路也大大拓宽，不再仅局限于从文学的角度去做评价，而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通俗文学作品，通俗小说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和对社会生活的正面价值，开始得到更多的认可。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总体对通俗文学作品的负面评价中，出现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对其进行正面探讨的观点。包括类型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同其他流行文化一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它在现代社会的勃勃生机，以及它对当代社会大众精神生活和心理行为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而仅就这一点来说，只局限于从传统文学或美学的角度来认识把握通俗小说，其视野不免显得有些狭窄和古板。对此，我们应拓宽研究类型小说及其他大众文化的视角，将其纳入到当代社会文化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行为等层面来分析，就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
对于精英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宣扬社会理想、传播文明、弘扬正义、激发人生信念，让作品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引导、规范社会大众的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学功能。精英文学侧重于强调政治性，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因而它潜在地包含着反思意识、批判意识、探索意识、教化意识和悲剧意识。它们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不合理现象，把它们展示、暴露出来，并挖掘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源，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深刻批判，形成一种特殊的震撼力，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理想的追求。因此，精英文学十分注意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忽视娱乐功能。通俗文学的读者和作者，则把文学的价值定位在消遣和娱乐上。通俗文学作家不像精英文学作家那样把文学看作是批判现实的武器，而把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摆在第一位。历史地看，通俗文学的诞生就是出自于与古典传统精英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学价值理念，它强调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这是由人们的精神需求所决定的。在大众看来，文学发挥游戏与消遣效应是他们调节生活的一种需要。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闲余时间中，人们需要轻松的读物来进行娱乐消遣。通俗小说吸引一般大众或是知识分子的磁力皆来自趣味性，而趣味性是达到游戏、消遣目的的必备要素，也是娱乐功能的灵魂。趣味性同时还是通俗小说进行教化的媒介和桥梁。通过阅读通俗小说，读者从获得趣味而逐渐进入陶醉的境界，以至达到消遣娱乐的效果，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与眼界。大众文学是与大众一起产生的，它也是大众意识的反映，体现出大众的娱乐需求。
在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观随社会工业化的进程而变迁。通俗小说及一切流行文化是直接面对社会大众的，它对社会大众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最为敏感，反映也最为及时。在美国，过去许多学者对通俗文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仅是庸俗文学而已。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学者们对通俗文化的研究态度，开始从轻视转为重视，从主观转为客观，从片面转为全面。他们认识到，通俗文艺能够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中读者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早在1894年就关注到这一事实。他注意到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工业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交流，而是精神、思想和情感层面的交流和联系，而其中又有许多线索把这种精神、思想与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神奇的线索，库利认为是大众传媒和通俗作品。“最接近社会真实的是人的思想……为了组成社会，人们显然都需要在某个地方聚集，他们只能在思想上聚集。”[3]而承载这种聚集的形式，正是大众传媒和通俗作品。
当然，库利也承认，尽管新兴的大众文化不能包括艺术的最高形式，但它仍满足了人们的迫切需要。
我们时代的新事物就是表现肤浅思想和感情的手段，通过便宜的印刷、电影和广播等大量增长。也许肤浅的生活比起以往更加显眼，它也更加多样化，而且不那么混乱……我们的精神生活比起我们的祖先更富有活力，更丰富多彩，也更广泛统一，但也可能缺乏更深刻的沟通，缺乏安宁。[4]
库利看到了大众传媒和通俗作品在文化层面上对社会大众的作用，并认为简单地反对“贫乏的大众趣味”未免太过草率。
社会学家M·J·列维(M．J．Levy)曾仔细分析过“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8点差异，使得“现代化”内涵中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特征更为具体明晰。列维认为:(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程度较高，因此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和近邻共同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情感生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狭隘的个人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的;而非现代化国家的权力如同封建社会一样，即使在权力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依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的社会关系是传统习俗的、个别的，具有感情色彩;(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有高度发展的法律及监督组织，而在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法律及监督组织也是建立在“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是多层次的[5]。从列维对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分析中，至少有两点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一是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感情中立，二是现代化社会具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信奉的是合理主义，人们对事对人往往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就使得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个人的兴趣和利益出发，而很少考虑事物的意义方面。这也就使得通俗小说的主题和视点面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而不会包含说教强制的意味。另外，现代化社会高度发达的媒介交换机制，又会带来文化的流行。在这一市场化的运作过程中，文化随之普及，艺术的欣赏群也随之扩大，这是传统文学依靠文化人的相互影响、文学评论杂志的介绍所远远不及的。
从库利和列维等人的分析和通俗小说在现实中的实际效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把通俗小说的研究范围拓展到社会文化的层面，我们就会发现，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通俗小说以及流行文化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已远远大于纯文学或精英文化，日益成为大众心理愿望的一面真实的透视镜。因此，对于通俗小说及其流行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就不能仅仅站在传统文学的角度，而应拓展到文化的层面，这样就能比较清楚地把握和挖掘我们过去所没能认识到的方面，重新认识通俗作品的积极内容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意义。
二、社会调适和心理安慰
通俗小说和其他大众文化，对社会和社会大众群体来说，还有纯文学和精英文化所不能起到的另一个作用，这就是社会调适和心理安慰的作用。
学术界向来对通俗小说的评价都离不开“精神麻醉剂”等字眼。这些评价反映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通俗小说以及流行文化的定位。论据之一是认为通俗文化对人的作用，同精英文化对人的作用是有差异的。纯文学及精英文化作用于人的深层意识和观念的层次，而通俗小说和流行文化却作用于人的感觉和下意识的层次。因而，它不可能产生思想上的震撼，而仅仅是麻痹了人的感觉，让人产生对生活的某种幻象而沉醉其中。实际上，这种评价本身的另一面却揭示了这一事实:通俗小说以及流行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疏散和调适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有心理学上的积极意义，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通俗文学就主题来说，与纯文学比较，探索意识的淡化是一大显著特征。它形成一种大众私人生活空间里轻松随意的文化形式，基本不提供否定生活现实的价值倾向。对它的接受者而言，它也没有任何咄咄逼人的强制性，有的只是轻松的暗示和劝导。因此，它与读者的接触面是安适和温暖的。通俗小说努力使主题的叛逆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以期在最大范围内适应社会大众多样化的私人生活所期望的文化需求。因此，“通俗小说主题的非意识形态性对社会成员是一种调剂，它可以使社会成员从社会主体的角色和每个人面对的焦虑中暂时逃逸出来”[6]。这一特点使读者大众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充分享受读书的快乐，使自己的情感处一种安闲平和的状态，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焦虑与不安，达到心灵的平静和松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透过它们，我们能够看到特定时间内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这种评论角度对我们理解通俗文学有两点启示。第一是“特定时间”，即通俗小说是对“特定时间”内的人们起作用的;第二是强调“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这就是说畅销书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它的内容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表达了社会认同的经验。从特定时间而言，通俗小说是一种即时性文学，即时性表现在它是为当时的社会而写的，它表达的是当时的社会心态。从社会功能而言，由于它反映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人们的思想变化，它显现了隐藏在繁复生活背后的社会心态，并为郁积的社会心态提供了一条疏散的渠道，成为通俗小说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通俗小说的种类繁多、内容迥异，风格品味也相去甚远，但在显现和疏散社会心态这一点上却又是殊途同归。
此外，每一部作品的通俗文学意义总是历史性的。例如有的作品在创作当时由于表达和疏散了社会心态，是以通俗文学作品的形式而被社会所接受的，但随着历史的变化，这种社会功能逐渐减弱或消失，而作品中本来包含的一些美学内容或思想内容日益突出，于是被看作雅文学、纯文学乃至经典作品。被视为现代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等，最初也是被本国读者作为通俗文学读本而接受的。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只能是一种纯粹即时性的作品，它是适应当时社会心态即时产生的，也随着这一时间的消失而从历史上消失，因为这类作品除了具有一定的疏散社会心态的功能，其他的内容是相对比较单薄的。关于社会心态还有一点需要稍加说明:社会心态是一个不同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具体内容的概念，但同时它又包含着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例如对英雄的崇拜、好奇心、性爱的非现实性满足等，都可以追溯到人类本能的结构上去，这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人所共有的，也必然反映在社会心态之中。当然，同一种本能结构的反映，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当通俗文学作品对社会心态的疏散功能集中在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的方面时，它就可以越过“即时性”的界线，对非特定时间下的读者继续发挥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另外，这也帮助我们解释了通俗文学为什么具备一些相对稳定的样式，一定的样式往往建立在一定的基本人性要求之上，例如以英雄崇拜和惩恶扬善为特征的侠义小说，在浪漫之中使性爱得到非现实性满足的言情小说等。
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理解通俗小说，有利于摒弃那种简单的价值判断原则。将疏散社会心态的这种社会功能作为通俗文学的特征，并不等于对通俗文学的美学原则可以忽略不计。通俗文学不可能也不能没有自身的独特美学规范和美学原则。这就是说，通俗文学为了更好地达到疏散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功能，更强烈地显现出社会心态，就有必要借助种种适合于自己的美学规范和美学原则来进一步征服读者。人们常说的构思的精细奇特、悬念的巧妙设置、虚实的巧妙结合、寓意的广泛深刻、语言的质朴白描等，就是通俗文学创作常常依赖的美学原则。通俗小说的美学原则往往是批评家所诟病的对象。但对于这一问题，还需要辩证地看待。首先，通俗文学通常被指责为在创作上存在着程式化的现象，缺少艺术的创新。程式化的描写在通俗文学创作中的确存在，但相对于社会某种共同心态的运动变化来说，人们对形式的接受以及形式自身的演变无疑要稳定得多。因此，熟悉的形式往往更容易获得读者的接受，从而有益于作品社会功能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创作的程式化现象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它第一要义的实现。其次，通俗文学创作在美学原则上尽管存在程式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程式就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因为相对于社会心态的变化，这种美学上的变化显得缓慢得多。第三，通俗文学的美学原则的确存在着民族的、地域的乃至时代的文化差异。今天的中国读者在阅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时还常常会为其中大量的神社、魔门的氛围所困扰，因而将其视为文学先锋、新潮文学的典范，但这种阅读障碍在拉美读者中却并不存在，那里的文化传统使他们对神秘的魔门氛围比较熟悉，因此，这些作品在他们那里一度成为通俗文学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为了强化疏散的社会功能，常常需要采用一些相关的美学原则作为必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