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女性欲望主体地位的童话版本
著名英国女作家安杰拉·卡特的作品《血屋及其他故事》显然是对童话的重写。安吉拉·卡特对童话的兴趣开始于1960年代早期民间音乐在英国兴起的时候。那时她正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习中世纪英语。童话的两个鼻祖，乔叟和薄伽丘是她最喜爱的两个人物。1977年她为格兰茨出版社(Gollancz)的儿童书系列翻译了《查尔斯佩罗的童话》(The Fairy Tales of Charles Perrault)，在书的前言中赞扬了佩罗那种温和而愤世嫉俗的写作风格。她对佩罗的一生，以及他创作的故事的文化背景做了详细的描述，并把“简单粗俗”的原创口头版本和佩罗“应用理性”对它进行的改写做了对比。她又把佩罗的讽刺和理智的风格与后来格林兄弟神秘、狂想的风格进行了对比。在前言中，她认为佩罗的版本忽视了《小红帽》中许多困扰性的、阴暗面的和性方面的内容:
我们不要费尽心思去探讨施虐受虐的神秘。我们必须在解释这个世界之前，学会如何对待它。一些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的现代学者倾向于忽视或指责佩罗，因为他将一些带有困扰性的、顽固的特征融入举止良好、有良知的形象中去，以至于他们不再是让人觉得是具有困扰性的。[23]
1990年代，在第一卷《女英雄童话故事》的序言中，她讨论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历史和本质。她认为童话是对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非官方的”表达，记录了无名的可怜人的真实生活，有时候这种真实让人感到难过，但这种记录采用了问心无愧的寓言家的形式，并以乐趣为原则。人们对民间故事进行记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对它们进行研究，有的是为了宣扬其中的意识形态，但她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对它们的利用。她认为在19世纪:“删除性的内容、减少性的场景并拒绝接受所谓‘粗俗’的内容……改变了童话的性质，并且事实上改变了它对日常生活的视角。”[24]而卡特对童话的重写，正是通过再现这样色情和粗俗的内容来表达女性的欲望。
1979年，卡特发表《血屋及其他故事》，这是她对童话进行高度文学化加工的版本，包括10个故事，对佩罗和格林兄弟的很多经典童话进行了互文性链接，其中的故事包含了她声称佩罗抑制了的性、困扰和顽固的内容。书中出现了不同时代的事物并置的细节，如电话、摩托车、证券交易所等现代新鲜事物，与陈旧的社会人际关系同时存在，女人仍是交换或买卖的财产。这是为了呼吁人们注意在现代社会，过时的封建关系仍然存在。卡特的故事不仅重新挪用了童话类型，而且创造了复杂的戏仿，即同时弘扬和质疑这种类型。
出于戏仿的目的，她的故事引用了早期的童话(这些童话引用了早期形式中的叙述细节和神秘而野蛮的风格)，但它们也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早期版本进行了批评。例如，《里昂先生的追求》(“The Courtship for M r Lyon”)真实地再现了父亲遭遇搁浅的雪景(虽然现在它是一辆摩托车而不是马车)以及有着神秘入口的房屋。而《雪孩子》(“Snow Child”)改写了《白雪公主》，使女性(皇后和女孩)为了吸引国王注意的竞争公开化。而在佩罗的版本中，这种竞争是隐含的。《与狼为伴》(“The Company of Wolves”)以佩罗的《小红斗篷》为蓝本，把原来不及千字的一则童话故事改写成一篇7 000多字的短篇故事，文体、风格迥异，内容、结尾也大相径庭。
《与狼做伴》中的小姑娘去看外婆，途经一片树林，在林子里碰上的不是一只凶狠的狼，而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猎人，即一个化装成猎人的狼人。结尾是开放式的。狼已经吃掉了外婆，小姑娘却安然无恙。既无猎人出来杀掉狼，连小姑娘自备的防身武器(一把刀子)也未被动用。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帮狼人宽衣解带，同狼人一起上了床。
《与狼做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她关上窗，让这不祥的哀歌留在窗外，把头巾推往脑后。脱下红斗篷……她把红斗篷裹成一团，扔进火里，烈火顷刻把它烧成灰烬。接着，她脱下了贴身的衬衫。洁白的乳房照得满室生辉……薄薄的平纹细布衬衣在火里化作一缕青烟，像一只魔鸟飞出烟囱。她脱下了裙子和羊毛长袜，把它们也扔进火里，现在，她全身一丝不挂。她脱掉木底鞋，轻快地跑到那个有一双红眼睛、蓬乱的长发里长着虱子的男人跟前。她踮起脚，解开他的衬衫领口……当他得到她答应他的那一热吻时，窗外那上百只狼齐声高嚎，就像是在唱婚礼预祝歌。
而佩罗的《小红斗篷》是这样描写的:
小红斗篷拉开门闩，进了门。
当狼看见她进了门，就藏在被窝里，对她说:
“把饼和黄油放在面包箱里，过来同我躺在一起。”
小红斗篷脱了衣服，上了床。她惊奇地发现姥姥看上去很古怪。她对他说:
“姥姥，您的手臂好大!”
“手臂大，好抱你，亲爱的。”
“姥姥，您的牙好大!”
“牙大好吃你!”
话音刚落，那邪恶的狼扑向小红斗篷，几口就把她吃下肚去。
佩罗在正文后的“教训”中告诫说:“小孩子，尤其是长得漂亮、教养也好的女士，千万别去同陌生人搭讪。”卡特的《与狼做伴》则是站在女性主义者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冲击像佩罗这样的男子中心论和传统的道德规范。
因此，在卡特的《与狼做伴》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个少女，一个在性行为上采取主动、进取、挑战姿态的少女。代表男性的狼人失去了他施虐的威力，成了少女手下的性俘虏。她征服了他，而且快乐地活着。
然而，卡特作品中极其色情的描写导致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认为它们是迎合男权中心的色情文学，是非女性主义的，而另一些评论家则维护它们，认为它们试图重写女性的性。1997年，负责出版卡特的论文选集的编辑评论道，卡特的“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停止与读者的冲突。读者们一直在争论卡特对欧洲传奇的改写，是反对父权制的，还是与之相勾结的”[25]。因此评论家对卡特的争论几乎和女性主义评论家对童话类型本身的争论一样激烈。但很多评论者坚持认为《血屋及其他故事》是使女性摆脱男权中心的价值观下消极附庸的一次尝试。卡特曾写道:“对规范我们生活的社会小说的研究——布莱克(Blake)称之为‘迷惑思想的镣铐’——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26]
卡特重写的童话探索了女性在处理性关系中的能力，而不是再现男权中心的观点，不再把女性作为性行为和性虐交易中的消极受害者。这些故事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并指出如果女性放弃自己对欲望的“迷惑思想的镣铐”的观点，她们就会发生转变。开篇故事《血屋》建立在佩罗的《蓝胡子》的基础上，在里面男性被锁定为暴力者的角色，但最后新娘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爱屋里的女士》(“Lady of the House of Love”)探索了受害者——暴力者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反常态，因为其中女人是吸血者，英俊、纯洁的男青年是她的猎物。吸血鬼对男青年的爱，以及男青年对吸血鬼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接受和怜悯，使故事与传统的文化结构决裂，这可以从故事的主题中看出:“一只鸟只能唱一首它会的歌，还是能学一首新歌?”(第103页)对于卡特来说，性行为不是“自然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在《狼人爱丽丝》(“Wolf-Alice”)中，爱丽丝以让人难以理解的怜悯接受了伯爵，把原本在镜子中没有影像的狼人变成了更像人的生物，“好像她柔软、湿润、温柔的舌头把它变成了人，最后，伯爵的脸在镜子中反射了出来”。与开篇故事中丑陋的侯爵不同，在最后一篇故事中，伯爵的丑陋形象最终得以改变。经过10个故事后，人物之间的交易规则已经被改变，人物关系的结构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女人需要通过拒绝接受受害者角色这种前提，来促使不平等的交易产生变化。
卡特在《尔王》(“The Erl-King”)、《里昂先生的求爱》，特别是《血屋》(“The Bloody Chamber”)中讨论了这些性吸引方面问题。《里昂先生的求爱》中的女孩把自己比作“羔羊小姐，代表着纯洁、牺牲”(第45页)。在这个故事中，男性的注视使最初习惯受虐的女孩变成一个客体:
我在光滑的镜子里看见他用估量的眼光注视着我，就像行家在检查马肉……当我看见他的眼里充满欲望，我垂下了眼睑，但在我的视线离开他时，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突然我看自己就像他看我一样……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自己堕落的潜力，这让我喘不过气来。(第11页)
然而，当她对肉体引燃的欲望熄灭之后，她反省着自己反叛的“胆量和愿望”(第28页)。她意识到她没有选择，在父权制下的交易中，她是一个不平等的客体。
我玩过一个游戏，在那里每一步都被和他一样压迫和强大的命运所控制，因为那个命运就是他;我输了。输在无知的伪装上，输在他邪恶地占有了我。我输了，就像受害人输给了刽子手。(第34页)
为了获得女性主观欲望的位置，必须要拒绝接受受害者地位和囚禁在男性让女人变为客体的注视中。在《里昂先生的求爱》这篇质朴的童话中，美人最初把自己看做受害者，是为父亲牺牲的羔羊，并被里昂“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性格所吸引(第45页)。虽然她认为自己是无力的，但故事不断地反对这个观点，认为野兽更害怕她，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个资产阶级处女害怕体验欲望，当他吻她的手时，“她感到手指上他的火热的呼吸，他口部的汗毛僵硬地触着她的皮肤，他粗糙的舌头舔着她的手”(第46页)，她“会紧张地把手从他的触摸中撤出来”(第48页)。当她返回到垂死的野兽身边，她再也不能继续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也就承认了他作为施暴者的错误。当她采用他原来对待她的态度来与他平等相待时，他变成了一个男人:“她猛扑向他，铁床架发出声音，她吻着他可怜的爪子。”(第50页)
对这个故事更具世俗性和物质主义的改写是《老虎的新娘》(“The Tiger's Bride”)，它更符合卡特所认为的民间故事的标准，因为女主角的物质生活状况与醉鬼兼赌徒的父亲息息相关，他仅仅把她当做财产。这个女主角“愤恨那些在暴力面前沉默的愚蠢的女人”(第52页)，她自己受到了很多物质压迫，但却拒绝自怜的殉身。她从农村保姆那里了解到了一种对性关系不同的、粗鄙的看法。她对男人的“兽欲”的真正本质的好奇与他对女性肉体本质的好奇是一样的。当他要求看她的裸体时，她拒绝成为他注视的对象，并且狂笑着回答他的要求:“我会为你把裙子拉到腰部。但……我会把腰部以上全部盖住，而且不许开灯。你可以看我一次，先生，而且是唯一的一次。”(第59页)
他第二次要求看她的裸体也被拒绝。她还迫使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因为这样她可以平等地做同样的事情。在父权制下她是一个女人的“模糊的影像”，因此她决心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在交易关系中变成同样有力量的野兽。
正如《老虎的新娘》里所说:“老虎永远不会和羔羊躺在一起;他承认所有的契约都是相互的。羔羊必须学会和老虎一起奔跑。”(第64页)卡普兰(E．A．Kaplan)等撰文指出，在男权中心的框架下，没有什么东西是女性欲望的主题。如果一个女人“享受到性的乐趣，它只是建构在她被视为客体的基础上的;这种乐趣绝不是来自对他人的欲望(主观立场)”。她进一步揭示道:“女人已经学会将她们的性与主导的男性凝视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在发现她们作为客体具有色情性时包含一定程度受虐倾向的立场。”[27]
卡特的观点是物质主义的，而不是神秘主义的。卡特童话中的女人学习拒绝男权中心的地位，她们抛弃了伤痕累累的文明去体验自己体内的野性，并占据了一个新的主体位置，这个位置与父权制分道扬镳。卡特的童话赋予作为欲望主体的女人以力量，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正在激烈争论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也就是《血屋》发表的年代，许多女性主义评论者都对女性主义色情文学产生了争论，她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女人能否构想并且享受与男人发生关系时的积极乐趣?能否把女人看作是异性恋欲望中得到授权的主动行为者?卡特的这些故事在理论上涉及当代女性主义者的争论主题，并主张女性获取恰当的物质地位。
【注释】
[1]Paul Delarue，“The Story of the Grandmother”，Le Conte Populaire Francois，Vol．1，Paris:Erasme，1957，pp．373-374．Translated by Zipes in Trialsand Tribulations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pp．21-22．
[2]Yvonne Verdier，“Grand-mères，sie Vous Saviez:le Petit Chaperon Rouge dans la tradition orale”，Les Cahiers de littérature orale，4(1978)，pp．17-55．
[3]Jack Zipes，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New York:Routledge，1983，p．30．
[4]Lucie Arm itt，Theorizing the Fantastic，London:Arnold，1996，p．8．
[5]MarinaWarner，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On Fairytales and their Tellers，London: Chatto，1994，p．133．
[6]Jack Zipes，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New York:Routledge，1983，p．10．
[7]Angela Carter(trans．)，The Fairy Tales of Charles Perrault，London:Gollancz，1977，p．71．
[8]Karen E．Rowe，“To Spin a Yarn:the Female Voice in Folklore and Fairy Tale”，in Ruth B．Bottinger(ed．)，Fairy Tales and Society:Illusion，Allusion and Paradig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6，pp．53-74．
[9]见Maria Tatar的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Fairy Tales，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证明了格林兄弟怎样通过改写，将故事变为更能让社会接受和更有创造力的童话的。
[10]Alison Lurie，“Folktale Liberation”，New York Review of Rooks，11(17 December1970)，pp．42-44．
[11]“Folktale Liberation”，reprinted in Alison Lurie，Don't Tell the Grown-Ups:Subversive Children's Literature，London:Bloomsbury，1990，Chapter 2，pp．16-28．
[12]女性主义评论家如Simone de Beauvoir的The Second Sex(1953)，Betty Freidan的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以及Kate M illet的Sexual Politics(1970)，都用童话女主角如灰姑娘Cinderella和白雪公主Snow White来作为父权制角色模式下消极女性的典型。
[13]Marcia K．Lieberman，“Some Day My PrinceWill Come”，College English，34(1972)，383-395;Reprinted in Zipes(ed．)，Don't Bet on the Prince，pp．185-200．
[14]Andrea Dworkin，Woman Hating，New York:Plume，1974，pp．47-48．
[15]Andrea Dworkin，Woman Hating，New York:Plume，1974，p．48．
[16]Lea Kavablum，Cinderella:Radical Feminist，Alchemist，New Jersey．Guttenberg，1973．
[17]Kay Stone，“ThingsWaltDisney Never Told Us”，in Claire R．Farrer(ed．)，Women and Folklor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5，pp．42-50．
[18]Heather Lyons，“Some Second Thoughts on Sexism in Fairy Tales”，in Elizabeth Grugeon and Peter Walden(eds．)，Literature and Learning，M 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78，p．51．
[19]Bruno Bettelheim，The Uses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Harmondsworth:Penguin，1978．该书采用比较固定的弗洛伊德分析模式，认为童话是一种展现了冲突和成熟过程的心理分析寓言。
[20]Karen E．Rowe，“Feminism and Fairy Tales”，Women's Studies，6(1979)，237-257．Reprinted in Zipes(ed．)，Don't Bet on the Prince，pp．209-226．
[21]MarinaWarner，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On Fairytales and their Teller，London: Chatto，1994，p．238．
[22]Jane Yolen，Moon Ribbon and Other Tales，London:Dent，1977．
[23]Angela Carter(trans．)，The Fairy Tales of Charles Perrault，London:Gollancz，1977，p．18．
[24]Ibid．，p．xvii．
[25]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 Broughton(eds．)，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London:Longman，1997，p．4．
[26]Angela Carter，“Notes from the Frontline”，in M icheleneWandor(ed．)，On Gender and Writing，London:Pandora，1983，p．70．
[27]E．A Kaplan，“Is the Gaze Male?”，in Ann Snitow(ed．)，Powers of Desire:Politics of Sexualit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3，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