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童话故事

童话是对口头民间故事的文学挪用，一般认为最初的童话是从农民妇女那里收集而来。妇女们在纺织、梳理或集体进行其他单调的任务时讲述这些故事，她们也常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量书籍在叙述中应用了童话元素，但本章只讨论这一类型的“经典”模式，即从查理斯·佩罗(Charles Perrault)，格林兄弟(the Grimms)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发展而来的童话故事。

我们所了解的口头故事《小红帽》，与从佩罗和格林兄弟那里流传下来的故事非常不同。口头故事的内容特别警告人们潜藏在森林里的狼人，故事中的农村女孩用智慧战胜了狼人并得以逃脱。保罗·戴拉鲁(Paul Delarue)在《外婆的故事》(The Story of Grandmother)^[1]里讲述的是一个更复杂的故事。故事中的女孩没有名字，也没有关于她的细节性描写。故事讲述了她妈妈让她给外婆送牛奶和面包，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她遇到了一个狼人，并告诉狼人她要去的地方有两条通道，一条铺满缝针，另一条铺满大头针。她选择了第一条路，一路上时时停下来拣缝针，而狼人取道铺满大头针的路先到了外婆家。狼人杀了外婆，把一些肉和一瓶血放在屋子里，这样女孩到了以后就会把它们当做牛奶和面包吃掉。小女孩到了外婆家以后，狼人要求她脱掉衣服并把它们扔到火里。但狼最终没能吃掉她，因为女孩急中生智要求到外面上厕所。狼人同意了，并把一根绳子绑在她腿上以防止她逃跑，结果女孩把绳子系到一棵李子树上后逃脱了。

伊冯·维迪尔(Yvonne Verdier)认为这个故事表达的是农村女孩在青春期开始学习针线活，作为接替老一辈人(外婆)的象征。维迪尔认为，从妇女讲述的口头故事能够看出女性在不同生理时期所习得的不同知识，因此讲述这样的口头故事与在农村女性成功习得家庭内务知识有关^[2]。

汉斯·彼得·杜埃尔(Hans Peter Duerr)的作品《德里姆蒂梅:荒野和文明的边界》(Traumzeit．Uber die Grenze zwischen Wildnis und Zivilisation)被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用于《童话与颠覆的艺术》(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一书中，此书提出对口头民间故事中的狼人进行一种不同的、更积极的阅读:

在古老的思想里，把荒野和文明分开的栅栏和篱笆并不代表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有时栅栏甚至被拆掉。有意想住在栅栏里面的人，在一生中必须至少离开栅栏一次。他们必须像狼或“野人”一样在森林中游走。用更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必须体验自身的野性，他们动物的本性。因为他们的“文化本质”只是他们存在的一方面，它被动物性束缚着。那些走出栅栏并把自己丢给他们的“第二张脸孔”的人才能看到动物性。

在面对狼和暂时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小女孩看到了自己动物的一面。她穿越了文明和野蛮的界限，为了生存走过了死亡的分界线。她回到家里是向一个完整的人迈进的一步。她成了一个女人，已经为自己有意识地融入社会做好了准备。^[3]

维迪尔和齐普斯从中世纪农民文化知识的角度，对口头故事《小红帽》中的女孩进行积极的阅读。这和佩罗在自己的版本中对顺从、软弱和美丽的女主角的消极写法形成对比。与之相关的是这一类型的一个主要规则，即幻想和快乐的规则。露西·阿米特(Lucy Armitt)在《建立幻想的理论》(Theorising the Fantastic)中认为，幻想以现实中缺乏的事物为前提，而幻想的乐趣在于读者对这种原始的神秘的体验。

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具有叛逆性的幻想小说成为了对神秘的预测，这种神秘起源于最初把人们划分为异类和被放逐者的区别界限。母性的身体，作为我们得到许可和遭到禁止的第一个地点，承担了领土的身份。它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是我们对家园领土探索的最初的象征。^[4]

建立了与母体和女性写作可用空间的联系后，阿米特接着讨论童话中的狂欢因素，揭示童话是如何用幻想和魔力来使读者在黑暗、危险和古老元素中感到不安的。在文化传统中，狂欢节的幽默和快乐建立在恐怖、恶心和放荡等因素的基础上。正是这些因素真正地扰乱了禁忌，逾越了限制和界限。阿米特认为，幻想小说为表面上固定而实际上不确定的结构而困扰。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也把逾越的元素和幻想联系起来:“童话关心性别区分、性别逾越以及根据道德和习俗确定的区别。这一点使这一类型和幻想有了更大的联系，因为幻想被理解为是不可能发生的。”^[5]可以看出，许多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童话的一个主要规则是它对魔幻的应用、它潜在的逾越倾向以及它扰乱传统男性读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