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的女儿国——性别的对抗
不少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家把男女两性看成是不可调和和对立双方，她们具有分离主义的思想，排斥男性社会和文化，认为女性特质才是人类行为的最佳价值。在她们的小说中，男性是嗜权、专制、暴力的恶薮，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在对男性本质和男权社会进行无情的讽刺和鞭笞之后，她们往往通过战争或者灾难等情节，让男性彻底消失，进而描绘出纯粹由女性组成的桃花源般的理想社会。乔安娜·露丝的小说《女身男人》和萨莉·吉尔哈特的《奇境》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模式。
露丝是美国1970年代重要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其代表作是《女身男人》。在小说中，女性长期以来在家庭生活和劳动市场中遭受男性的歧视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残酷的现实使女人们意识到，只要有男性的存在，女性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尊严。为了实现她们心目中的理想乌托邦社会“Whileaway”，女人们团结起来，与男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少数女性被容许从事生育后代的工作，生下来的男婴就以黑市价格卖给男人。与此同时，她们逐渐研究开发了单性繁殖技术，使得女性最终能够完全脱离对男人的依附，并断绝与男人的任何联系，从而促成男性的灭绝。
吉尔哈特的《奇境》同样塑造了一个与男性完全隔绝的女儿国。居住在山坡上的“山上女人”(Hill-women)远离男性社会的纷扰，过着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并积极帮助城市里的女人们逃离“城市男人”(City-men)的压迫。在她们眼里，男人野蛮粗暴，把女人当成泄欲对象和生育机器，毫不在乎女性的尊严、权利和情感。她们对“城市男人”深恶痛绝，也完全排斥希望与她们结成联盟的同性恋“温士”(Gentles)。当“温士”们在生命奄奄一息之际向她们求助时，她们拒绝伸出援手，认为这些“温士”必须自己去理解、寻找并建立与母性、生命之源和生育能力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这类小说中，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分离主义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女性分离主义的代表人物简·亚当斯(Jane Addams)声称，女性比男性高明，如果社会建立在女性的价值之上，将会变得更具生产力、更加和平和公正。而克里斯塔蓓·庞克斯特(Christable Pankhurst)更是直接发出“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的口号[26]。从上述小说中可以看到，女性的独立和价值，首先是通过灭绝男性或者远离男性、进而依靠女性独立繁殖而实现的。在吉尔哈特笔下，“城市男人”是嗜战的沙文主义者，而希望加入“山上女人”的那些同性恋“温士”则是软弱无能之辈。而在露丝笔下，男人暴虐成性，是各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受尽欺压的女性不得不与男人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从而获得女性独立生存和发展的领地，建立一个趋仁乐善、和谐平等的社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女性乌托邦小说中所提到的利用染色体控制技术或者克隆技术实现单性繁殖的设想在生物学上已经大有实现的可能，但是，这种单性别的社会模式在伦理和实践上受到不少质疑。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实现女性价值是否一定要以男性的灭绝为前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往往通过排斥强势群体，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物质或者精神领地。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对男性的排斥是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对受压迫状态的本能反应;同时，她们将男性塑造成女性天敌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女性可以完全脱离对男性的依附，从而打破男性气质与理性、普适性的联系，瓦解男性文化，发出女性的声音。但是，此类小说中对男性的模式化描写，让那些对女性主义思想报以同情和理解的读者也感到过于偏激，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在这种小说文本中，女性的自我想象，以及对敌对目标的设定更多是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更多是缘于女性的自我投射，最终与男性文学一样只具有单性的文化性质。由于缺乏中立的观测点，其批评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必然大打折扣——这可以理解为批评方法、策略的欠缺，也可视为内在的理性根据的缺乏。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质疑是，“她们未能对理想女性社会的政治管理和社会机制进行合理的规划，也未能提供合理的社会权利分配方式和社会冲突解决途径”[27]。女儿国内的女性首领一般由大家公认的品行突出者担任，食物、消费和服务都按照公平原则生产、分配，重大决策都必须在群体内通过漫长而周密的讨论才能做出。女性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往往由社区或者群体施加压力，让矛盾双方互相体谅做出让步，在少数极端的情况下，将矛盾一方成员驱逐或者派送到另一个社区。这种农业经济模式下的小型部落式民主管理原则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或者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能够保证每个成员参与民主决策。但是这种模式显然无法适应人口更稠密、经济更复杂、技术更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而让整个社会重新退回到工业社会以前的农业经济时代，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情绪化的想象并不能代替哲学思考，尽管这类小说也具有一定哲学的感性描述，但其典型性格就是强调女性性别的立场，因此，对男性的挑战和紧张是最重要的策略——即强调一种对抗的立场和姿态，而非理性和建构的立场和姿态。在这种强烈的对抗语境中，被压迫的话语方式往往决定了话语的哲学性格、认识水平和思考品质。作为主动影响现实的文学，必须是思想的革命，而不仅仅是现实情景的被动反映或情绪化的感性宣泄。只有当文学摆脱了被动和压迫感(不管是事实的还是想象的)，进而主动进入文化的现场，参与并干预现实，才可能客观地剖析和批判现实，进而有效地预测新的历史可能性。由此可见，女性乌托邦小说所构建的女性单性别社会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甚至是感性的文化理想，它与建立在现实求证基础上的思想革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