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理论批判
在探讨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之前，首先要辨析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中文中的大众文化对应于英文中的两个概念:popular culture和mass culture。mass culture和大众媒体(massmedia)密切相关，它是随同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兴起的电子媒体。所以，mass culture是现代社会工业化、技术化和都市化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的mass culture具有生产制作的批量复制性，mass culture还有自上而下、强迫大众接受的性质。popular culture是一个比mass culture指涉更广的概念。早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产生之前，就有popular culture的存在。即使在媒体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有非媒体的popular culture存在，如单独出版发行的各种通俗小说，还有服饰、时尚、饮食等。popular culture比起mass culture来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popular culture是和严肃文化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相对的概念，它不具有精英文化或高层文化的意义严肃性，也不具有它们的神圣性和使命感，而囊括了一切具有通俗易懂性、意义浅显性的文化形态。对于popular culture一般有两种译法，或译作“通俗文化”，或译作“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译法强调了popular culture相对于高雅文化的通俗性特点，而“大众文化”的译法则强调了popular在词源上具有of people意思。应该说，这两种译法都是可行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里，无论是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还是美国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社会的一体化与极权化，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一体化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与科学技术一道，成为把人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工具。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提出用文化工业这个概念取代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确切地表述了以通俗化、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化和齐一性不仅消解了艺术的自由创造本质和个性化特征，而且通过迎合市场消费的需要、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娱乐消遣，消解了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平庸的、痛苦的现实相认同，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阿多诺还揭露了文化工业通过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民意识。
1937年，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分别撰写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和《哲学和批判理论》，明确指出了批判理论的研究目的、方向与方法。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是一种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所谓真正客观的理论，它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实证主义。传统理论的本质是非批判的，它把科学视为某种超社会的孤立知识，把科学理论当作一种与人的实际生活漠不相关的东西。批判理论全然不同于传统理论。霍克海默指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只是反映式的、根据现存现实进行某种所谓“科学”的社会观察。这种貌似客观的态度实际上抹杀了主体的变革性潜能，在本质上掩盖了现实与个体的矛盾，从而以驯顺的态度接受现实社会的秩序;而后者则反对现实性与既存性的权威，真正地剥去真实之上的伪饰，并以一种逆反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批判理论的目的绝不是知识本身的增长，而是要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可以说，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的争取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是相同的。但是，马克思着眼于以实际的革命行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试图从资本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进行这种颠覆。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因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不发达与物质匮乏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转向更深层次的对人的心理压迫和种种非经济压迫的文化精神控制上去了。
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并成功地建立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的基本精神渗透在他们所开展的大众文化批判之中，而大众文化之所以成了他们批判的靶子，其中的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不仅同样对社会现实缺乏反思与批判，它甚至还成为权威、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帮凶，同它们一道维护社会既定秩序。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锋芒的最初指向就是“肯定的文化”。“肯定的文化”这个概念来自霍克海默在1936年所写的《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一文。1937年，马尔库塞又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论述。什么是“肯定的文化”?马尔库塞解释说:
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的、永远更为美好和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肯定的世界:这是一个根本不同于日常生存竞争的世界，但可由每一个追寻自我的个人从“内心”而无需改造现实状态并加以实现的世界。[2]
因此，“肯定的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为现实的秩序调和，平息人们的反抗欲望。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前提和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开展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把法西斯主义看作启蒙精神辩证发展的产物。启蒙精神这种原本旨在支配自然、消除人类恐惧的理性力量，却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支配人类的力量。原本体现了人的主体力量的各种知识形式，反过来成为控制、操纵与镇压人类本身的工具。语言本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和媒介，但是，统治集团却将语言变为控制、灌输、欺骗与压制的工具。科学本来是人为了摆脱自然的控制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科学逻辑的序列、关联与演化都植根于社会的劳动分工之中，思维范畴体现了社会和统治之间的统一，于是，科学的演绎形式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权力，反映着等级制度和压制。霍克海默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把经济统治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因为权力要想具有真正的有效性，必须转变为权威，而权威是以文化制度为媒介所得到的同意为基础的。因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用合理的论证来争取群众，所以它必定会从心理上着眼，必然要激发群众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行为。大众文化正是法西斯主义操纵群众心理从而为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国家权力准备条件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关注开始于该学派的主要成员移居美国之后，当时美国流行的大众文化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批评对象。美国是大众文化异常繁荣的国度，美国学者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ells)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这种兴旺景象:
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成为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总统利用无线电广播使得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3]
美国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促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944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用来取代“大众文化”，表示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领域的影响和渗透也为众人关注，并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出极度的愤慨并做出强烈的批判，但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确实还没有哪个理论家或理论流派直截了当地说文化产品也可以是一种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体现在《文化的肯定形式》、《单向度的人》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等作品当中，总体上看，它们都对文化工业采取了批判的、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艺术应该彰显独创性、否定性与超越性，但是，文化工业却借助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手段，把艺术创作纳入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轨道，使艺术作品蜕变为服从于市场机制与交换原则的纯粹商品。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作品的创作与接受已经被价值规律所统摄，从而具有了商品的形式与特性。文化作品的商品化使文化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屈从于利润动机和交换价值。马尔库塞断言，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都是商品，他还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创作出来，其目的正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商品化了的文化所关心的只是利润和经济效益，文化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则被放在了微不足道的位置上。“文化工业引以为豪的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4]
整体而言，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成为纯粹赚钱的工具。利润第一甚至利益唯一的原则控制了所有的大众文化生产。为了更多地赚取利润，文化工业的富翁们还使用种种卑劣的欺诈手段。
第二，文化工业产品的赤裸裸的商品性还表现在对它的消费方面。大众把文化工业的产品当作一般的商品来消费。对于生产商来说，电影和口香糖都是一样的，都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同样，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这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电影和口香糖都是用钱可以买到的，并且，它们所带来的快适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一点，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指出:“人们买进商品、景色、食物、饮料、香烟、演讲、书籍、电影，等等。他们贪婪地消费着这一切，吞噬着这一切。”[5]在弗洛姆看来，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来说，电影、书籍等娱乐性的文化产品和食物、饮料、香烟等没有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商品。人们在消费完文化产品以后将其像垃圾一样扔掉，就像喝完一瓶饮料后扔掉瓶子一样。文化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在文化工业那里已经荡然无存，它只不过是能引起人的一点快适感的小商品而已。这些产品的功能和作用，也就只是相当于兴奋剂的作用而已。从大众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态度上，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性也可见一斑。
第三，文化工业的商品化倾向还在于它对于一切可能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文化活动的渗透。小说、音乐、电影、电视等各种艺术形式成为文化工业赚钱的工具，印刷品、影视、无线电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体被用作谋取利益的手段，文化工业的商业性还渗透到人们在闲暇时的一切娱乐消闲活动中。例如，野营本来是过去年轻人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一种休闲方式，而后来野营业出现了，它把个体的娱乐和消闲完全商业化和制度化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的体系的无处不在以及文化工业追求利润的无孔不入。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标准化与齐一化的文化生产模式对于文化有着严重的危害。这种生产模式通过把个人化的文化创作转变成规模化生产，实际上对文化产生了一种类似清洗的效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实际上是一种模仿，它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体性与创造性，还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与想象力。
法兰克福学派坚守着自己的文艺观——文艺是对现实的审美超越和否定，这种文艺观是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前提。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自律性并不是表现为与现实相疏离，或者在高高的云端俯瞰众生的苦难，恰恰相反，艺术的自律性使它承载着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这就表现在它对社会的否定之上。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因为它总是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生产方式，也不仅因为它的素材内容源于社会。毋宁说，它之所以成为社会的，正是因为它站在跟社会对立的立场，而只有当它采取这种立场时，它才是自律的。因此，艺术必须站在社会的反面，与现实做不妥协的斗争。艺术应该不仅仅反映与描画现实，它更应该超越与否定现实，展现人类对另一个社会的真切渴望。
但是，大众文化却没有承担起艺术否定与超越的使命，而是沦为现实社会秩序的帮凶。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工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工业的需要有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之分。所谓虚假的需要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而现行的大多数需要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它常常掩盖、否定和压制了各种真实的需要，成为奴役人们的工具。文化工业还通过对现实的美化或提供超越现实的幻想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控制。文化工业掩盖了现实的残缺与阴暗，而呈现给人们一幅明亮而圆满的画面。这种对现实的幻化是统治集团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重要策略。如果每个人都保持清醒，都能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现实，统治是难以进行下去的。于是，文化工业承担了让人们陶醉在幻想的自由当中、麻痹人们的反抗意志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工业成为一种谎言和欺骗。
文化工业把自己造就成蛊惑权威的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意识形态不仅驾轻就熟地绕过了各种明摆着的假象和真相之间的对立，而且注定会制造出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用来遮人耳目，或者把无所不在且毫无关联的现象奉为圭臬。于是，意识形态分裂成了呆板生活的一张张图片，以及赤裸裸的谎言，这些谎言并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被编造出来的……谁要是对这种单调乏味的权力抱有怀疑，谁就是傻瓜。文化工业驳斥了对它以及对它所复制的世界的所有责难。[6]
文化工业使人们深陷于它所精心设计的虚幻世界之中，并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正确判断力。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大众传媒，不仅灌输而且把特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通过潜移默化的宣传强加给人们，使得人们的生活模式化、工作程式化，造成人们否定性的减弱乃至消失。
总之，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凭借文化工业进行的意识形态控制十分有效，文化工业已经成功地通过弥漫在社会每个角落之中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迷雾，把虚假的需要和虚假意识强加给了个人，使个人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把虚假的需要当成真实的需要，把选择商品的自由当成真正的自由，并在这种幻觉中获得满足。这不仅意味着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丧失，更意味着人向单向度的人的滑落以及人的自然感性生命的沦落。
应当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人的命运的看法过于绝望，对现代人的单向度性格的指认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单向度的社会，而是一体化与分化并存、同一与差异并存、独裁与自由并存的社会。所以，现代社会既有使个体成为单向度的人的可能，也为个体的多元选择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且，即使在一个全面专制的社会中，个体的性格也不会全都是单向度的人格。因为压迫之下不仅仅会产生屈从，也同样会产生反抗。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由于亲眼目睹了国际工人运动的低潮，目睹了大众毫无理智地为纳粹主义摇旗呐喊，目睹了发达资本主义通过一些福利措施就能把工人阶级轻松收买，所以他们对工人和普通大众不能不表示出失望和担忧。其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持相近主张的理论家不在少数。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其著名的《孤独的人群》中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人的性格已经从内向性走向了外向性，也就是说，从自律、自励、自信走向了丧失原则、顺从他人、随波逐流。里斯曼等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所持的相近的观念告诉我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有其特殊的语境，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相近的观念还告诉我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性质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能仅作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