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类型小说研究现状
英美学术界对于类型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通俗小说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图书馆拒不收藏通俗小说作家的手稿和作品，文论家也不以通俗小说为研究对象，直至20世纪早期才开始有零星的研究侦探小说的著作问世，而对于西部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研究，则分别延迟到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后。
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前后，随着英国福利制度和普及教育的推行，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提高。中产阶级是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和庞大的消费群，他们日益膨胀的大众文化的需求引导着文学的发展方向。随着为少数人服务的高雅文学的日益萎缩，大众化的通俗小说相对繁荣起来。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霸主地位，促使它希望在文化上也处于中心地位。1951年，美国成立了“美国学”协会，重点研究过去所忽视的通俗文化。紧接着，英国也成立了“英国学”研究中心，把通俗文化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到了60年代，美国成立“通俗文化协会”，编辑、出版了《大众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等高等学府也纷纷开设通俗文化课程。这意味着通俗文化开始在学术界有了地位。70年代至90年代是通俗小说腾飞的时期，诞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通俗小说研究专著。更令人注目的是，90年代新版的多卷本的《美国文学史》和一卷本《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都包括了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幻想小说等内容。
20世纪后半期的英美通俗小说研究热也和同一时期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密不可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原是西方建筑学上的一个词汇，50年代末被美国诗歌评论家查尔斯·奥尔逊(Charles Olson)用来表述自己的看法。鉴于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使用这个词，且没有进行适当解释，由此引起学者的广泛争论。尽管学者们的看法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意识、思想观点和艺术主张，但它们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反对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如果说现代主义崇尚高雅艺术，鄙视通俗文学，那么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这种严肃和通俗的对立逐渐消失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争论在美国文艺界展开。纽约知识分子文人集团在这场讨论中逐渐分裂为了左、右两派，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对通俗文艺的看法，以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为代表的“左派”强调群体社会和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严厉批判艺术的等级制，并提出消除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之间的隔阂。菲德勒明确指出: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 ir Nabokov)、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广泛采纳了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他分析了当代美国一些知名作家，发现他们无不采用西部小说、科学小说、色情小说等所谓亚文学的构成要素和写作方法进行创作。最后他得出结论:后现代主义小说实际上是通俗小说，它致力于创造新的神话，在其真实的语境中创造一种原始的魔力。
到了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当代西方文学已经走上通俗化的道路。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后工业化资本主义。与之相适应，在思想文化上便有了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发展到了后工业化资本主义阶段，不仅劳动力已经商品化，而且精神领域(如艺术生产，甚至各种理论的生产)都已普遍地溶入了商品生产的形式。正因为这样，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除，出现了以通俗化、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
除此之外，当代英美通俗小说研究热还和同一时期出现的另一股思潮——女权主义运动——密切相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正值女权主义运动高涨之际。受女权主义思想冲击，广大妇女开始走上社会，思索自身的种种问题。一时间，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如《戈迪》(Godey's)、《宝库》(Casket)、《象征》(Token)等。这些杂志的畅销促使许多妇女选择了专栏作者这个职业，其中一些作者把视点移向小说领域，创作了大量女性通俗小说。鉴于这些小说以女性为中心，反映女性熟悉的家庭婚姻主题，因而受到广大女性读者的欢迎。整个19世纪后半期，大西洋两岸都流行这种家庭言情小说。到20世纪初，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通俗小说作家的队伍。言情小说已经为女作家所垄断。在哥特小说和历史小说领域，女作家的数量颇为壮观。甚至在向来以男性唱主角的侦探小说领域，女作家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江山。
20世纪后半期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直接成果，是肯定了通俗小说女作家在文学界的地位。在新的女性主义思想冲击下，一些女性学者对数百年来英、美文学传统进行了反思。她们发现，传统的文学经典一直以男性为标准规范，女性总是被视为异己，根本不能在其中得到承认。即便有少数女作家被接纳，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实际上也是被当作男作家的作品来看待和解读的。这种以男性为中心而建立的文学经典的影响和后果，是产生了一套符合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阐释策略，而这些阐释策略一旦确立，就会进一步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经典，并对女性文学予以排斥。而女性通俗小说的特点恰恰在于，不但作者是女性，而且创作的视角和主题也属于女性，即以女性为中心。对这些作品的批评，也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确立一套批评标准，以此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伴随着这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大量19世纪和20世纪的女性通俗小说得以重新定位和评价，并由此推动了当代女作家进一步创作各种题材和各种类别的通俗小说。1970年代未，埃里卡·琼(Erica Jong)所著的《怕飞》(Fear of Frying)之所以成为超级畅销书，显然与女性主义思潮有关。而同一时期的家世传奇小说，如柯林·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的《荆棘鸟》(The Thorn Bird，1977)，也都和女性主义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玛西亚·缪勒(Marcia Muller)等一批女作家又掀起了女侦探小说热。她们一改以往侦探小说中将女性作为受害者或男凶犯合谋者的俗套，塑造出许多充满当代女性主义气息的女侦探。一直到现在，女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在英、美图书市场依然占有优势。
如果总结一下类型小说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热点，就会发现其原因和背景是相当丰富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使得通俗文学在创作与理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兴。而女性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等当代理论思潮对传统文学史的质疑以及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通俗文学的研究。
【注释】
[1]西蒙·弗里思，《通俗文学:来自民粹主义的辩护》，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新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
[3]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4]罗伯特·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09页。
[5]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09页。
[6]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