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类型历史
欧洲最早的书面故事，有14世纪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和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等。这些作品中有许多通过讲故事消磨光阴的角色，而大多数这样的角色是女性，或讲述者宣称故事是从女人那里听来的。
1697年，佩罗的《过去的故事》(Contes du temps passé，Tales of Times Passed)第一次避开了这样的框架，使故事具有自己的特征。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鹅妈妈的故事》(Contes dema Mere)。在英国出版时标题为《鹅妈妈的故事》(Mother Goose's Tales)，暗示这些故事来自农村妇女。佩罗从法国农民那里获取口头故事，发展了童话的形式，并在每个故事后面附上旨在进行道德训诫的韵文(因此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化的)。佩罗的这些故事面向成人、贵族读者和青少年读者，但他附加的道德训诫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使得这些故事在16和17世纪成了童年的话语和培养孩子的教育工具。齐普斯曾评论道:“这种话语曾经而且现在还有许多层面的意义:为孩子们写作童话故事的作家们，开展了一场关于价值观和礼仪的对话，这场对话还涉及普遍的社会法规和不同的读者种类。”[6]
杰克·齐普斯进一步指出，佩罗口头故事的文学版本从普遍性的警告和乌托邦式的大团圆结局转变为更社会化的、劝告性的作品。佩罗《小红帽》里的女主角符合当代贵族理想的女性形象:她无助、幼稚、美丽。在某种意义上，她也应该遭到责备，因为她缺乏足够的审慎而最终被狼吃掉了。她脱去衣服，和狼一起钻到床上，并无知而好奇地评论狼巨大的身体。佩罗的《小红帽》警告年轻女孩抵制性掠夺者、控制自己的自然欲望，如果她没有压抑女性的欲望，就会引发可怕的后果。
正如本章开篇所说，佩罗的《过去的故事》是对口头传统的一次文学挪用，他在这个挪用中表现了17世纪贵族的性别意识形态，即有教养的女性是顺从而美丽的，而有教养的男性是主动、机智、敏捷和勇敢的。是佩罗让小红帽成为美丽的、被娇惯的女孩形象。她的红色斗篷在哥特教堂里意味着罪恶和诱惑。佩罗的故事具有一种优雅的理性，它们避开了魔幻的内容，虽然仍带有农民口头故事的印记。他的道德训诫有一种对世俗的讽刺，这很适合他的贵族读者。《林中睡美人》(“Sleeping Beauty in the Wood”)中的道德训诫是:“一个勇敢、富有的丈夫是一个值得等待的奖赏;但没有哪个现代女人认为用一百年的时间来等到一个丈夫是值得的。睡美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约定会带来幸福的婚姻，但现在的年轻女孩急切想结婚，我也就无心再强调这个道理了。”[7]
与早期的版本不同，佩罗的“睡美人”直到与王子结婚后才怀孕。当她的孩子受到王子母亲的威胁时，她的态度仍然是顺从的。佩罗的故事使童话变得十分流行，许多男女作家都写作童话。一些文学沙龙女性和才女，包括玛丽·让娜·莱里捷(Marie Jeanne Lheritier)、玛丽·凯瑟琳(Marie Catherine)、夏洛蒂·罗斯·科蒙(Charlotte-Rose Caumont)和亨利埃特·朱莉(Henriette Julie)，都创作童话作品。
书面童话历史上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出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德国，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如蒂克(Tieck)，诺瓦利斯(Novalis)和歌德(Goethe)写作童话或民间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歌颂幻想和想象的力量，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然的膜拜。后来的作家如布伦塔诺(Brentano)、艾辛多夫(Eichendorff)和霍夫曼(Hoffmann)继承了这个传统，批评那些崛起的中产阶级把文化变得商品化的行为。比如1803年在蒂克的《福文伯格》(The Runenberg)中，男主人公克里斯蒂安被藏在山下面的一个美丽的仙女和钻石所迷惑，抛弃了成功经营的农场、温柔的妻子和孩子。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并没有看到什么仙女和钻石，而只看到了一个干巴巴的木头女人和鹅卵石，因此他们都认为克里斯蒂安疯了。在这个故事里，克里斯蒂安的疯狂和幻想是故事的关键内容。后来，霍夫曼的《沙人》(The Sandman，1817)更是对资产阶级的生活进行公开批评。在故事里，人们被变成了机器人。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用这种模式来创造自己具有挑战性和扰乱性的故事，以此来批评德国发生的文化变化。
相反，19世纪早期格林兄弟收集的德国原创民间故事，是民族主义者统一德国的努力的表现(德国于1871年统一)。这些德国口头故事被用来显示一种特有的德国民族精神。证据再一次表明，大多数故事是从女性那里收集来的[8]。格林兄弟在1812—1815和1819年的两卷本《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und Hausmarchen，Children's and Household Tales)还关注成年读者，但特别为孩子们出版了一个缩写本。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和威廉·格林(W ilhelm Grimm)继承了佩罗发展的童话形式(事实上他们的版本是至今为止传播最广泛的一种)。和佩罗一样，他们不只是抄写口头故事，还通过改变或删除他们认为不适合国内读者的内容，把它们改写成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和文化期待的故事。《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有很多修订版和新版，从最初不加修饰的故事发展为精心制作的、更具文学性的作品。其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他们压制了某些方面的内容而宣扬了那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资产阶级的和父权制的观点[9]。然而，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他们更注重黑暗、具有扰乱性的和魔幻性的方面，这是17世纪佩罗的理性观点所摈弃的。
经过汇编和分类，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收集了超过200个故事。口头故事没有地理界线，因此许多为了发展民族认同意识而收集的故事实际上来自法国或意大利。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小红斗篷》(“Little Red Riding Hood”)，格林兄弟把它改为《小红帽》(“Little Red Cap”)。格林兄弟的《小红帽》版本删除了佩罗所在的年代里对性的宽容成分。故事中的小红帽仍是受责备的，但这次是因为违反顺从和破坏承诺:在答应妈妈不会去采花后，她偏离了应该走的路去采花。正如齐普斯在《小红帽的磨难》(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中指出，在更具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里，因为女性和儿童的缘故，性的内容被删除，违背合约的行为变成了罪过。在故事中小红帽没有脱掉衣服和狼一起钻到床上，而是被跳起来的狼吃掉了。格林兄弟重新为故事创造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这个结局取材于另一个民间故事《狼和七个孩子》(“The Wolf and the Seven Kids”)。一个猎人割开狼的肚子，救出了小红帽和她的外婆，然后把狼的肚子塞满了石头。于是女人被男性拯救了，而这个男性有力量战胜自然。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段，女孩和外婆联合起来战胜了另一只想引诱小红帽的狼。虽然从女孩的行为可以看出她吸取了教训，但也确实表现了在顺从的女孩的帮助下，外婆以智取胜。代与代之间的延续，被力量的成功联合所取代，只要女孩是顺从的。格林兄弟没有强调女主角外表的美丽，她是可爱的而不是漂亮的，仍然无助、幼稚和胆小。格林故事关注的主题，不再是佩罗的故事中那种关于性和惩罚，而是变成了社会规则。考虑到这些道德因素，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50年起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成为部分普鲁士小学的教学纲要的内容了。
虽然佩罗和格林兄弟的故事在传统的童话类型中占支配地位，19世纪的童话类型仍取得了很多进展。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于1837至1875年在丹麦专门为孩子编写了一本包括156个童话的丛书，这本书让他闻名遐迩。安徒生出生在农民家庭，被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抚养长大，这个家庭发现和培养了他的才能，后来他一直为丹麦国王服务。在故事《丑小鸭》(“The Ugly Duckling”)和《打火匣》(“The Tinderbox”)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人公遭到羞辱，但通过努力和坚持，他们真正的价值得到赏识并被奖励进入上层社会。和早期为孩子们写的故事一样，这些都是社会化的故事，符合19世纪资产阶级价值观。女性角色都特别不爱抛头露面并举止得体，就像《海的女儿》(“The Little Mermaid”)中的女主角那样。如果她们不符合以上的举止规范，就会像《小红鞋》(“The Red Shoes”)中的女主角那样因为不当的行为而受到惩罚。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 ilde)于1888年出版了童话故事选集《快乐王子故事集》(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王尔德的母亲斯普兰萨在当地收集爱尔兰民间故事，他的医生父亲常把从贫苦的病人那里听到的故事当做治病的报偿。这样的经历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王尔德的童话对安徒生的思想和墨守成规的故事进行直接批评的原因。王尔德的《星童》(“Star Child”)和《渔夫和他的灵魂》(“The Fisherman and His Soul”)与《丑小鸭》和《海的女儿》直接对立。王尔德的故事公开批评了安徒生童话中过于简单化的道德训诫，通过打破规则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质疑。评论家分析他的故事时发现，它们拒绝盲从因袭的态度，主张接受不同的思想。如《快乐王子》严厉批评了只顾自我满足而不顾穷苦人民生活的镇子上的管理者，并拒绝给这种社会不公平以团圆的结局。在他的故事里好人得不到赏识。和佩罗的故事不同，王尔德采用不好的结局，不是为了告诫人们去遵守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而是为了质疑管理者两面派的做法和社会不平等的现状。
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在《红皮童话书》(Red Fairy Book)之后，发表了《蓝皮童话书》(Blue Fairy Book)。他是19世纪末期4位主要童话作家之外又一位将童话发扬光大的作家。在英国，兰格继承了佩罗和格林兄弟的经典传统，作品最初没有偏离标准的道德训诫。然而，阿丽森·卢里叶(Alison Lurie)指出，兰格后期的选集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卢里叶认为《红皮童话书》中没有关于活跃的女性的故事，为了继续取得成功，后来兰格不得不加入他从民俗学者那里收集来的关于活跃的女主角的故事[10]。玛丽娜·沃纳进一步指出兰格曾用一组女性编辑、抄写员和改写者来汇编这些书籍，而且他依靠他的妻子利奥诺拉·阿莱恩(Leonora Alleyne)的帮助完成了后期的书籍。
从17世纪末期童话类型开始有书面形式起到19世纪末期，童话故事的创作可以分为两支:一个是抄写口头民间故事作为通俗文化的记录，要求有一定的真实性;另一个是用童话故事的形式来改写原创故事，更注重文学性和美学性。这两个分支不是完全对立的。研究者们对格林兄弟三个版本的故事进行分析发现，他们的故事从早期的不加修饰，逐渐变得更为精致、更为注重文学性。
童话类型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适应现实和不断被挪用的历史。和任何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它是所在时代复杂的文化争论的一部分。童话因为主要面向孩子，被看作是社会驯化的作品类型，因此公开地承载了传播启蒙意识形态的功能，不管此类故事是“抄写”民间故事还是新创作的童话。面向成人读者的故事更关注美学元素，而且通常更具有颠覆性和争论性。但是在面向孩子的故事中，如王尔德的故事，也有一些不是那么墨守成规。
回顾童话类型的历史，可以看出公开的道德训诫总是备受争论。每个文化都用自己的一套准则来压制早期的实践，这些实践的某些方面可能在童话故事中魔幻和神秘的内容背后隐藏或沉积了下来。佩罗的故事重写了来自农村的主人公的自主和力量，尤其是女主人公们。格林兄弟进一步挪用了早期故事来表现19世纪中产阶级关于良好行为规范的概念。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以及王尔德写作的故事是对这一类型经典规则的讽刺，他们批评并重新挪用这一类型，使它的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每个历史时期都塑造和改变了童话这一类型，以满足这一时期特定的文化需要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