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案例分析

在女性主义探讨的问题中，性别差异和两性关系是个核心话题。性别二元体系的划分是男女处于不对等关系的直接原因，迫使妇女形成依附于男性的弱势社会性别类型。如果要改变被传统性别偏见所统治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现实生活，就需要重新认识并塑造社会性别角色，解构禁锢女性数百年的二元性别对立，大胆构想，还原女性被性别紧身衣所掩藏的人之本相，从新的角度来解读性别问题。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就是探索新型两性关系的重要思想和文学阵地之一。

女性主义与乌托邦小说的内在关联，在于乌托邦精神是女性主义的根本精神。因为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还没有实现过，女性主义者便在理论上和作品中建构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模型。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不管是文本的还是政治的，都代表了每个时代女性最深切的愿望，其基础都是对既定的两性秩序的批判和否定，对理想两性关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肯定和追求。美国学者玛琳·巴尔在《妇女与乌托邦》中就曾明确指出:“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重构人类文化正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目标。”^[25]这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寻，也正是女性主义作家采取乌托邦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基本的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通俗小说类型，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和市场，借用这种小说形式，能够有效地宣扬女性主义思想，使得那些读者原先并不了解的女性主义主张，通过乌托邦小说这种读者喜爱并熟悉的形式传播开来。因此，乌托邦小说是非常适合女性主义的一种政治策略。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女性主义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厄秀拉·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1969)、乔安娜·露丝的《女身男人》(Female Man，1975)、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上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萨莉·吉尔哈特(Sally Gearhart)的《奇境》(The Wanderground:Stories of the HillWomen，1978)等。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与早期的同类小说相比，在思想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从19世纪晚期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核心，是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和财产权，而第二次浪潮则冲击了女性生活的更多层面，女性的生育、性、子女抚养、家庭角色分工和家庭暴力等新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都被纳入了女性主义讨论的议程，其探讨的主题包括重塑历史、尊重人类生活及其尊严、否定特权等级和观念珍视女性视野和女性经验等。因此，研究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特别是这些小说中的性别建构，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并深入地理解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时代意义。

那么，在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所塑造的理想两性关系的蓝图里，性别的枷锁应该如何拆卸下来，新型的性别模式如何实现女性的价值和尊严?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纵观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对两性关系的探讨模式，尽管其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1．纯粹由女性构成的女儿国;2．由雌雄同体者构成的社会;3．男女两性的角色分工近乎平衡的超性别社会。这三种模式，在上述4部小说中有突出的表现。本文以这4部小说为例，分析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性别模式所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阐述其进步意义和局限之处，并探讨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具有的重要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