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同性恋业余侦探小说看性别建构的流动性
芭芭拉·威尔逊是女性主义出版社海豹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她是帕姆·尼尔森系列的作者［包括《集体谋杀》(Murder in the Collective)，《路上的姐妹》(Sisters of the Road)，《狗项圈谋杀案》(The Dog Collar Murdered)等］。这些作品中的女同性恋业余侦探调查谋杀犯，成功地挑战了在传统侦探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规则。业余侦探卡珊多拉·雷利(Cassandra Reilly)在《无聊的下午》(Gaudi Afternoon，1990)[20]中第一次出现。这篇小说更具有颠覆性，因为它的结局几乎没有涉及犯罪、也没有诉诸法律制度，而只有一个“受害人”要求具体的家庭解决方法。克里斯托弗·盖尔(Christopher Gair)就此提出了类型规则到底能够延伸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认为“这篇小说把犯罪小说类型延伸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最后走向内部崩溃”[21]。但像威尔逊这样的作家确实改变了这一类型的界限，《无聊的下午》被授予两个“神秘小说”奖项:“英国侦探作家最佳神秘小说奖”和“兰巴达文学奖之最佳女同性恋神秘小说奖”。
在这部小说里，威尔逊把描写的对象，从谋杀犯罪行为转向了绑架儿童犯罪，恢复了早期侦探小说的写作传统。在“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家们千篇一律地将谋杀作为“悬疑侦探小说”(“Whodunnit”)必不可少的元素，而在此之前的侦探小说中，许多女侦探就侦破过诸如绑架儿童之类的犯罪。小说中的卡珊多拉是一个文学翻译，她被一个家长雇佣去追查女儿的下落。她努力尝试侦查黛利拉失踪的秘密，并逮捕了绑架儿童者。就这样卡珊多拉介入了推理和代理侦探的工作，虽然她最初是依靠运气、而不是推理侦破了最后的绑架案。
黛利拉一共被诱拐了4次，如果不是两条青鱼让她的失踪变得充满悬念和紧急，这种重复几乎成了闹剧。《无聊的下午》对这一类型的真正改写在于它没有向警察求助，在结尾也没有提到与国家制度有关的正义问题。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黛利拉的父母的边缘地位(她的父母可以被看成是“罪行”的根源)得到解释:她的父亲是从男人变成女人的变性人，母亲是一个具有男性特质的女同性恋，因此小说更多的是在微妙地衡量每个人照看黛利拉的权利。最后母亲本恩和父亲法兰吉不得不为了孩子而与对方和好。结局是受害者——6岁的黛利拉——大喊着要求有一个满足各方要求的结局。在这篇小说里，正义的最终实现，需要各方加以协商，而不是仅仅对罪过和惩罚进行简单处置。一直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被成人们代言的受害者小黛利拉，最后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推翻了传统受害者处于从属和沉默的地位的传统。
这篇小说也讨论了偏离常规的女性性行为所引起的社会案件。从表面上看，“问题”或原因在于父亲变性后成了另一个“母亲”。但仔细研究在性取向方面的少数人群的权利后，可以看到案件真正的原因在于同性恋母亲不能接受前伴侣的变性。在这部态度宽容且内容丰富的小说中，社会犯罪的原因不是变性，而是无法容忍这样的逾越。本恩必须接受法兰吉的改变，而她所经历的背叛和困惑的感觉也应该能得到理解，而不是遭受谴责。没有哪一个侦探或司法制度能够强加给他们一个解决办法，他们必须在黛利拉小心翼翼的注视下，彼此协商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正义不是绝对的，但它却是可以协商的、可能实现的。
这一文本通过侦探小说的神秘化叙述，讨论了在异性恋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规则:性别身份和性别主观性的本质，以及同性恋社区内母亲和父亲权利的本质。对这两个原则的考察都以西班牙建筑家高蒂设计的建筑为暗喻式的背景。他的墓碑在基督教家庭观念看来充满了“惊人的怪异”、“扭曲的形状”，而且他很喜欢“对支撑结构的设计运用自由的方法，最后构成建筑物的形状”(第84页)。小说中探讨的家庭包括一个同性恋母亲和一个变性的母亲，这很明显是宣扬更折中和更开放的家庭制度观念，这与高蒂的“多样的品味”和喜欢公开表现“建造的过程”相互照应(第85页)。小说中具有明显象征意味的是:高蒂的家族教堂没有完成，还在进一步修建的过程之中。
性别身份和主观性的本质，是通过卡珊多拉对法兰吉和本恩的误认，以及她自己留短发引起别人对她产生性别困惑的经历体现的。卡珊多拉自己的身份是变化的、不固定的，她不知道自己的祖籍，连她的名字也是她自己取的。她的游荡生活意味着没有哪个情人是永远的，只有短暂的现在。她喜欢环游世界，“满足于逛街看看橱窗里的东西，而不是下手购买”(第11页)。
卡珊多拉对法兰吉、本恩和荡妇形象的阿普里尔的看法都是错的，这就积极地否认了侦探的经典凝视和甄别差异的能力。在这个文本中，男性和女性、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人的偶然行为和人的生物本性相遇并互相融合。“丈夫”最初被认为是一个强壮的青年男孩，但卡珊多拉后来意识到自己搞错了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我怎么会搞错了。老天在上，这个女人有胸，一只耳朵上带着莱茵石耳钉，她的手和脚很小……可以看出是一个女人。”(第41页)卡珊多拉之所以那么确信自己的最初的看法，是因为她坚持生物性决定性别身份。但是，当卡珊多拉在别人因为她的裤子和短发而称她为“男性”的时候大发雷霆:“我不像男性。我看起来像一个留着短发的中年爱尔兰裔美国人，西班牙语翻译。”(第39页)卡珊多拉回顾法兰吉的变性过程，以及她自己在社交中被看作是一名“先生”的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法兰吉的突出的骨节和粗大的手脚不再构成男性特质。“那么她的男性特质在哪呢?”卡珊多拉经过仔细地思考之后终于理解了:“她比我和我的很多女性朋友都更有女性特质。不只是手术改变了她的性别或荷尔蒙，这是一种拥抱女性身份的意识选择，不管女性身份是什么。”(第82页)阿娜喜欢装扮成男性，“我喜欢我男性的那一面”(第73页)。汉米尔顿偶尔也喜欢穿异性服装来获得“我自己通向女性部分的入口，那是我人格更温柔的方面”(第152页)。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在这个文本中被构建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不是像卡珊多拉醉后所理解的那种二元对立:
我好像在一个假面舞会上，每个人同时举起了他们的面具，我看见性别是站在我们和我们真正的自我之间的东西。我们可以随意穿上和脱掉它。奇怪的是，它像一个游戏。(第77页)
生物性不是绝对的定义，这反映在朱迪斯·巴特勒的关于“性别是一种表演”的理论之中。因为手术或健身能够改变性别的一些方面，导致的结果是黛利拉的父亲成为一个女人，而她的母亲像阿诺德·施瓦辛格那样强壮。法兰吉一直认为她自己是女人，她争辩说自己的品质没有变化，只是性别变了。最后，卡珊多拉因为总是被称为先生而感受到了移情作用:“我在想法兰吉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女孩的男孩，尽管每个人都把他当作男孩。”(第139页)性别身份成了一个存在的选择，最完整的性格是那些像阿娜和汉米尔顿一样能够承认自己双重性别的人。
对同性恋社区父母身份的问题的探讨，开始于卡珊多拉的朋友阿娜由于读育儿的书而产生的生孩子的想法。卡珊多拉反对她仅仅是为了生孩子而重新选择跟人长期同居的做法，这表明只有一些女人、而不是所有女人都有想当母亲的计划。卡珊多拉和汉米尔顿的童年经历表现了同性恋家庭生活中的暴力、所有权纠纷、被社会忽视等常见的问题，而本恩和法兰吉则主要在监护权的问题上纠结不清。监护权的战争成了谁有权成为真正“母亲”的战争。本恩，这个亲生母亲，从本质论者和生物的角度进行争论，而法兰吉则站在后现代的、行为的立场进行争论。小黛利拉接受不同寻常的家庭结构，只要家庭成员们相爱就行。她自己的朋友中，也有是女同性恋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孩子。阿娜从高蒂那里寻求灵感，在小说的结尾和同性恋汉米尔顿组成了一个不同的家庭结构。“这有一点不符常规，但我想它能够成功。”(第172页)卡珊多拉的梦唤起了雌雄同体文化，在那里，“他们有两种性别，对母亲和女儿之间那种紧张强烈的所有权关系也许会感到不可理喻”(第141页)。小说质问了传统母亲身份中的规范和所有权问题，倾向于更开放、健康和实验性的家庭结构，它建立在爱之上，而不是所有权的关系上。卡珊多拉正在翻译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和阿娜正在建造的育儿室，进一步深化了对女同性恋和变性人社区母亲身份的讨论。
《无聊的下午》以同性恋的理论为基础，成功地将其糅合进侦探类型小说，它对传统侦探小说类型形式和保守的异性恋准则(性别身份和家庭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复杂和反叛性的质问，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女性主义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宽容，并提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进的可行性。虽然在悬念方面它没有派瑞斯基那样精彩，但它在表现绑架黛利拉时仍包含了足够的悬念，坚定地保持了侦探小说的类型特点。同时，它在颠覆整个类型和类型准则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