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同体的复合人格——性别的解构
厄秀拉·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是一部渗透着浓郁的女性主义颠覆思想的乌托邦小说，被评论家喻为在雌雄同体的世界里寻找性别平等的乌托邦之作。与希望消灭男性而实现女性自治的乌托邦小说家相比，她反对的不是性别差异，而是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性别特征。通过建立超越性别对立的雌雄同体模式，作者意在指出，男女没有本质差别，两者对于人类的生存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在同时代的哲学思潮中看到这种乌托邦的影子，而德里达的理论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性的。他寻求的“非两分的、非对立的性别”，为女性主义问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向——一个由逻辑学引发的价值体系的重构。在这种理论系统中，“非认同的性别特征表现在那些由不同设计所承载的、划分和多重化的每一个个人的身体上面。”[28]这种哲学思维通过理论假设构造了现实文化结构之外的一种理想的性别世界，成为德里达思想中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的论述，也成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重要哲学基础。德里达的全部智慧在于:只有当对应的性格被社会规则“强调”出来，性格的判断才可能成为显性的分割和界限。如果这种“强调”本身是错误或隐藏着错误的，那么，性别的历史经验将被全盘推翻。这是一种大胆甚至是颠覆性的逻辑假设，但至于这种“强调”何以是错误的或者隐藏着何种错误，德里达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论证。
如果说德里达的理论存在某种假想的特质，有论而无证，那么朱迪斯·巴特勒(Judice Butler)的理论在逻辑论证上建构得更加深入完整。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重要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等书中，她对性别问题进行了历史文化的归因，并试图找到消解这种“性别的虚构”的逻辑通道。巴特勒认为性别是社会行为和话语的沉积物，性别认同的意识是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产生和再生产出来的，是“一种对接受下来的性别规范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29]。因此，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而是受制度实践和话语限制的结果。
这种思想无疑是让女性主义作家兴奋的。因为这种通过对性格的哲学分析而引发的历史思考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开放性的思辨意味，它对那些难以利用男性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和探索的性别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思维，突破了女性的单向自我投射，以及女性与男性的紧张和对立，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解构，使得女性主义问题可能找到一种独立自主的、内在平衡的建构途径。在这种哲学参照之下，性别被作为男权中心文化的一种类型化的身份意识，仅仅是后天文化所形成的规则系统。由于男性和女性没有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社会性别特征，因此女性与男性的现实矛盾也可以放在交互和融合的语境中去解决。
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在这种思想中找到了建构雌雄同体的复合人格的理论佐证，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即是典型的一例。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被称为“寒冬”的格辛行星，这里的居民在一生之中可以视时机而定适合的性别，在每个月固定的发情生殖周期内，他们会随机呈现男性或是女性的性征，并进行性与生殖方面的活动。在格辛星人眼中并无男、女之别，评判一个人是基于人格，而非性别。对于格辛星上的人类生活，勒瑰恩这样描写道:“想想吧，在这里，人类不再被划分为强壮和软弱的、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主导者与服从者、主人与财产、主动与被动。事实上，一直占据着人类思想的二元论在格辛星上得到了弱化，或者改变。”[30]
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格辛星的首相伊斯特拉文，此人集男性强壮的体格和女性柔韧的体质于一身，机智稳重，具有突出的政治才能和博大的同情心。他象征着作为个体的人，有能力兼任传统的男性和女性职责，在养育后代、从事生产和参与政治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勒瑰恩的小说结构和语言上都出现了与此初衷背道而驰之处。首先，她采用真利·艾这个来自地球的访问者的视角，对格辛星人和伊斯特拉文首相进行观察和描述。艾无法摆脱地球人的惯性思维，在与首相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格辛星人所具有的女性特质表现出反感，并发出种种疑问:“在这里，没有任何能称为战争的导火索。争吵、谋杀、世仇、侵略、仇杀、暗杀、折磨、憎恨，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格辛星人的人性深处，但他们绝不诉诸武力，似乎缺乏准备行动的能力。在这方面，他们的行动就像动物，或者像女人。”[31]尽管艾盲目的男性优越感与首相所具有的开明形成对比，但他频频发出的质疑，无疑强化了读者用传统偏见去审视女性的倾向。此外，勒瑰恩仍然选用男性代词he来指称她塑造的雌雄同体人。尽管她曾对此做出过解释，认为he这个代词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指代男女两性的代词，从而可以避免再去创造一个中性代词的尴尬。但事实上，更多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与性别有关的语言中，男性的角度总是被当作一般的角度，因此语言革命应该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法国女性主义者、作家莫妮克·威蒂格(Monique W ittig)曾经指出:“仅有经济变迁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关键概念的政治变迁。因为语言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机体，为它打上烙印，强烈地塑造它。”[32]更为重要的是，勒瑰恩在小说中也未能充分赋予he被用于指称雌雄同体人时所具有的女性特征，从而导致读者仍然把伊斯特拉文看成是一个男性。她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也承认，她的小说未能把雌雄同体人塑造得令人信服，如果有机会重写这部小说，她会更加充分地强调雌雄同体人身上的女性特征和能力[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