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冷硬派”侦探小说的批判
莎拉·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是最成功的女性主义侦探作家之一，她于1982年发表的《索命赔偿》(Indemnity Only)中创作了私人侦探华沙斯基(Warshawski)这一形象。1985年，在巴尔的摩召开的一次犯罪小说作家会议上，派瑞斯基组织了一个女性作家团体，来抗议美国侦探小说奖项和评论对她们作品的漠视。这个团体后来发展成了“犯罪小说姐妹联盟”，一个支持创作这一小说类型的女性团体(涉及写作，评论，出版和销售各个方面)。派瑞斯基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担任了这个女性主义团队的主席，并积极地参与了管理委员会的活动。
在《烧伤迹象》(Burnmarks，1990)[19]一书中，侦探V．I．华沙斯基在派瑞斯基小说系列中第六次现身。它于1991年在英国由女英雄出版社在它的犯罪系列小说中出版，同年，基于此书改编的电影由凯瑟琳·特纳(Kathleen Turner)主演。派瑞斯基接下来的一部小说《守护天使》(Guardian Angel，1992)发表后，企鹅出版社意识到她的小说广受欢迎，因此尽力争取到了她的作品的平装本版权。
在《烧伤迹象》中，华沙斯基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单枪匹马的私人侦探面临劝阻和威胁她停止调查时，仍然寻找真相的故事。她具有专业技能、采取积极行动，而且随身携枪。在小说中她闯进一座大楼寻找资料，爬上屋顶，从被困的燃烧的大楼里逃脱，最后在夜深人静时死于枪伤。
通过改写侦探的主观性，华沙斯基批判了侦探形象的顽固传统。华沙斯基是一个孤独的人，家人都去世了，她自己又离了婚。但是她创造了一个新的团体，有她楼下的邻居康特雷拉斯先生，医生罗特，她父亲鲁泰南德·波比·马洛里脾气暴躁的朋友，还有这个故事中的害群之马伊莲娜阿姨。有时候她的团体对她的要求和压力让她难以承受;而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又尽其所能地对她提供帮助。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她感到了对于一个自主的女人来说，要在独立和自我牺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难题。她像她的叔叔那样，在需要的时候为别人提供帮助，但并不牺牲自己成为毫无自我的“天使”。后来她的这个团体扩展到了邻居和一些从事政治事务的人物，其中包括政客萝丝和她的女性主义支持者玛丽莎和维尔玛。
华沙斯基批评了故事中的主人公的恐惧和脆弱。她有恐高症，在荒废的大楼里寻找信息时，老鼠的出现让她惊慌失措。她发现汽车里的炸弹后，经历了一阵“惊慌的浪潮”(第305页)，这些担惊受怕的感觉，与她同财大气粗的大公司以及腐败的警察较量时所经历的内心冲击一模一样。她在遭到暴力而昏迷后，没有马上继续调查，而是心有余悸地在医院里待了两天，担心留下帕金森症或阿尔兹海默症等后遗症。
小说中关于身体的语言，在她受到头痛或饥饿的折磨时得到进一步渲染。血糖水平让她感到压抑并产生一种失败的感觉。小说通过主角自己的反省来告诉读者，贪吃也会影响她的调查。“贪吃是这个私人侦探的一个大敌……你很讨厌，我在付账时暗自告诉自己。彼特·温西和菲利普·马洛从来没有这种问题。”(第222页)但烹饪和享受美食也被赞扬为能够对付恼怒和压抑——“好，很好。我不再生气了。”(第203页)和过度的推理相反，华沙斯基的性格表现了一种健康的感情和非理性的重要性。
梦在整部小说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梦的内容通常与她充满智慧的母亲有关。这些梦作为警告和线索，使她没有像以前的女侦探那样做出草率的判断。是母亲的存在和她“强烈的独立性”(第96页)支持着她能够坚持探案。“很多时候，我想放弃时都会听到母亲的声音，鼓励我……在她眼里我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放弃。”(第227页)
在这部小说中，虽然女性的特质得到了体现，但这并不是以牺牲理性为代价的。小说突出描写了华沙斯基对案件的思考，以及她对证据之间关系的推理过程，正是为了挫败大男子主义者波比·马洛里对她妄下的结论:“你不知道怎样推理，怎样根据证据得出结论，因此你开始编造狂妄的幻想。”(第297页)马洛里想当然地认为华沙斯基肯定是个压抑的老处女，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她的性生活很活跃。通过采取华沙斯基所采取的抵制性主观态度，小说在突出了情感、身体的同时，也强调了理性。
小说中有关于性的描写，但华沙斯基并不认为男人是构成她女性本质的最重要的成分。她的目的并不是在寻找“好父亲的材料”，而是肯定她自己的独立价值和个体性。她在享受与罗宾的性爱时，把迈克尔对罗宾的妒忌看作“是轻喜剧而不是悲剧，我可不想扮演像苔丝德蒙娜那样的角色”(第105页)。
作品突出了凝视政治，这个主题在这个“冷硬派”私人侦探简洁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得到了强调，并对被凝视的客体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厌恶地低头看她……她的脸红了。她鼻子上断裂的青筋清晰可见。在清晨的光线中我能看见紫色的睡衣很久没有洗过。这种景象触目惊心。但也让人产生无法忍受的怜悯。任何一个人睡觉的时候都不应该暴露在外人的视线中，更何况是像我阿姨这样脆弱的人。(第7页)
这种凝视接着停留在阿姨寄宿的简陋的房子上。
当我太老了不能再赚钱的时候，我靠什么生活?我想到，我到了65岁，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用三个塑料抽屉装我的衣服——我感到全身颤抖，几乎让我失去平衡。(第32—33页)
这种控制性凝视的客体性，与主观性的老年联想相互渗透。平常被忽视或边缘化的穷人和老人是这部小说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对不平等和压迫的同情也体现在黑人吸毒少年的母亲萨瑞兹身上:“她与一个陌生人和一个白种女人在一起。她害怕法律和社会制度，而我精通这些。因此对她来说，我是它们中的一部分。”(第60页)阶级、年龄和种族压迫问题作为文本话语的一部分，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展示;事实上当芬赤利怀疑她的种族主义时，华沙斯基也被卷入到这些问题中。
作者没有用这种自主的凝视来区分和制造界限，而是构建了凝视者和社会之间的辩证法关系。与华沙斯基对差异而产生的同情性反省不同，男人们(例如迈克尔、波比和文尼)却抱着谴责的态度去制定法律，界定可接受的事物和不道德的事物之间的界限。这种态度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汇集于对伊莲娜阿姨的看法上，她嗜酒、拉客、勒索他人，让男人们感到厌恶。华沙斯基最初对此感觉到可笑，后来则对年龄歧视主义者进行了谴责。“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不能说明所有人都厌恶她。”(第318页)
在这部小说中，主要罪犯是联手合作的有权有势的大公司和社区政客，他们接受很多小公司和地方政客的贿赂，贪得无厌。虽然大公司、政客和一些警察被卷入腐败之中，这部小说没有公开质问法律机构在处理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萨瑞兹的怀疑被看作是她的无知的一部分(即使一名警察要谋杀她)，警察的腐败亦不足为奇。华沙斯基相信一旦她找到迈克尔的犯罪证据，哪怕鲁泰南德·马洛里再怎么粗鲁傲慢，他也会逮捕迈克尔。按照华沙斯基父亲的说法，警察在维持秩序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在华沙斯基眼里，父亲是警察品质的化身，少数滥用权力的警察在深受她父亲影响的警察组成的强大壁垒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小说也探讨了个人主义这个话题。个人主义是“冷硬派”类型小说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社区和团结原则的一个障碍。华沙斯基的主观性使个人和社区的关系变得复杂，但她没有挑战个人主义者的豪言壮语，而是捍卫了它们。当罗特对华沙斯基说害怕失去她时，华沙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你的意思是另一个人的朋友或情人能够分担?罗特，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永远经受磨炼或冒险。必须得有其他人来接替。但这个人不是警察。(第205页)
这个回答没有联合起来采取团队行为的意识，而是认为个人“独行侠”行为是解决腐败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女性主义团结的问题，在小说中被放置到了个人道德的对立面上。华沙斯基在解释为什么她必须反对萝丝的政治立场时说:“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你必须支持你的姐妹们做的所有事吗?即使你认为她们在虐待你?” (第334页)。但这部小说并没有挑战女性主义。它公开评论公司升职中的性别主义、警察机构的性别主义、建筑工人和汽车技工的性别主义，但它确实挑战了政治团结问题，而且其结果是个人主义得到了肯定。派瑞斯基的小说的结局不是除恶扬善和恢复现状，因为腐败是“这个镇上很平常的事”(第333页)。考虑到社区的中心地位和责任关系，小说以华沙斯基和波比·马洛里在他的生日聚会上和好作为结局。
《烧伤迹象》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冷硬派”侦探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批评，表现为它对女侦探女性特质、对抗的主观性和依靠廉价房生活的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的复杂重写。然而，它强化了这一类型更保守的两个规则:法律制度和秩序，以及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过，《烧伤迹象》在意识形态方面是采取了鲜明而复杂的女性主义姿态。作为女性主义文本，它赢得了广大读者;作为对这一类型的挪用，它在主流领域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