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类型历史
科幻小说的创始人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太空旅行小说，例如毕晓普·戈德温(Bishop Godw in)的《月球上的人》(Man in the Moon，1638)和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到月球和太阳的旅行》(Voyages to the Moon and Sun，1656)。17世纪还出现了描写理想未来社会的小说，它们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发展而来，其中有几位女作家占据重要地位: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新世界的描述》(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World)，以及《呼唤炫目的世界》(Called the Blazing World，1668)，讲述女皇统治一群女人的故事。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的《一个严肃的建议》(A Serious Proposal，1694)、莎拉·斯科特(Sarah Scott)的《千禧厅》(Millennium Hall，1762)以及斯科德莱女士(Mademoiselles de Scudery)和蒙庞谢尔女士(Mademoiselles de Montpensier)等都描写了形式各异的理想女性社会。巴伦·霍尔伯格(Baron Holberg)的《尼尔斯·克雷姆地下世界旅行》(Journey of Neils Klim to theWorld Underground，1741)开创了在地球中心发现其他世界的写作传统。
大多数评论家在19世纪才开始承认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19世纪的西方社会极其动荡。工业革命在一夜之间颠覆了世代沿袭的工作方式，无数人的生活就此改变。城市迅速发展，在工厂里同机器打交道的新一代工人居住在城中庞大的贫民窟里，一次接一次的危机撼动着社会的根基。伴随工人阶级一起壮大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的政治运动。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人们对社会正义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妇女也积极争取社会正义，要求获得平等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大为震惊，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造物的宠儿。但他们又很快将进化论吸纳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己所用。地理研究及越来越多的化石资料动摇了人们对创世纪的固有理解，造成政治和精神创伤。无差别自我的概念则因对个体意识的本质的研究而遭到质疑。19世纪中后期，弗洛伊德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人们需要一种更复杂的意识运作模型。生活中的一切确定之物都受到质疑:阶级地位和阶级传统，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上帝的本质，自我的本质。面对这些挑战，作家们试图通过多种方法发现并解决问题，应对危机。
科幻小说是文学对这一危机四伏的年代所做的回应。如今被划归为科幻小说的传统手法最早出现在带有哥特式奇幻手法的作品中，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两部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和《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1826)，通常被认为是这一类型的开端。《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是一名青年医生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他发现了生命的奥秘，用人工方法造出了活人。但由于实验误差，这个活人面目狰狞，人们不敢与之接近，于是该活人迁怒于制造他的青年医生。在写作手法上，这部作品继承了哥特式小说的艺术风格，营造出一种阴沉、恐怖的气氛。但是，和传统的哥特式小说不同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不再是传统哥特式小说中的骑士英雄，主人公所要面对的灾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灾难，而是人类自己所制造的灾难。这部小说之所以被后人认为是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主要是作品中科技占据了重要位置，使人类的幻想具有科学依据，并通过这种手法，对人类本身的行为进行观察。小说描写了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与自己制造的怪物之间的恩怨仇杀，从而开创了科学幻想小说中“人造人”的一大题材。虽然在这部作品中科技第一次成为小说的主角，但雪莱更关注的是科技同社会的关系，并非科技本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错误不只是追求被禁的知识那么简单。他未能考虑到其研究的后果，这也是今天许多领域内的科学家(如核技术、基因操纵、试管受孕)面临的两难境地。雪莱利用技术同社会的冲突对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性别问题。为了造物，弗兰肯斯坦不仅扮演上帝，还篡夺了女性的作用。因此，他制造出的成品是大男子主义挪用和剥削女性生物能力的结果。这种能力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决定性的、又是局限性的特征。父权秩序将母性和女人强行归入男性主导的性别歧视主义中。弗兰肯斯坦否认母亲的存在，而性别歧视主义则是从意识形态上否定女性，将之简单地等同于母亲的躯体。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只能是灾难性的:弗兰肯斯坦创造的只是一个反映创造者意识碎片的怪物，而非拥有主观思想的个体。这个灾难性的创造物表明，科技若脱离社会便会造成巨大混乱。它也象征着性别歧视主义对两性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扭曲。小说表明，从根本上看，科技变革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是同父权制中定义的性别角色与权力差异相互联系的。
玛丽·雪莱的另一部作品《最后一个人》讲述21世纪末期一场毁灭欧洲的瘟疫过后唯一的幸存者的故事，创了科学幻想小说中的“世界末日”题材。
美国科学小说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几乎与英国同步。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en Poe)的短篇小说《汉斯·普法尔历险记》(Hans Pfaall，1835)是关于乘气球去月球旅行的故事，小说运用已有的科学以及假想的科学知识为工具，对人的心灵深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它的出现时间，早于19世纪末由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引发的科幻小说浪潮。
19世纪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以其作品多产和对科幻小说手法的创新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被公认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他一生中写了近百篇科学幻想小说，其中有64部长篇科学幻想小说，两卷中短篇集。他的作品深受《鲁滨孙漂流记》的影响，但扩大了旅行的范围——描写环绕地球、往地球内部、在海底、在空中以及围绕月亮的特殊旅行，其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女儿》(Captain Grant's Children)、《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和《神秘岛》(The Mysterious Island)。
儒勒·凡尔纳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于1863年在法国发表，接着又发表了《地心旅行》(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1864)和《飞向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5)。它们获得了巨大成功，凡尔纳继续创作了80部小说，都以特立独行的男性进行独特的旅行为内容，如《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螺号潜艇，《云中飞船》(Clipper of the Clouds，1886)中的飞行机器，或者《八十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1873)中所描写的经历。
《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的主要作品，也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幻想小说的代表。这部小说主要讲述巴黎博物馆生物学教授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位朋友乘坐尼摩船长的“诺第留斯号”潜水艇在海洋漫游的故事。它刻画了尼摩船长这一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并有两个大胆的科学预测:一是潜水艇的应用，一是电力的广泛使用。作者以近乎着迷的热情描述科学冒险，并常常能预料到未来的发现和发明，从而把科学幻想小说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凡尔纳的作品具有法国风范的典雅，追求科学上的准确和超前，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科学幻想小说的“科学派”或者“硬派”。直到19世纪末，尽管已出现了像凡尔纳一样具有影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但他们都只是在某一方面进行探索，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学形式。
在英国的科幻小说领域，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作品在考虑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更为严肃，他创作的动机最初开始于对玛丽·雪莱的回应。威尔斯总结了以前各个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特点，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科学幻想小说，使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形式出现在文坛。威尔斯一生写了9部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这9部小说集中写于1895—1908年。其中第一部，也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时间机器》(Time Machine，1895)，第一次提出了通过机械的发展赶超未来，并且把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用小说的方式加以表现。小说描述了一位时间旅行家乘坐自制的时间机器，穿越时空来到了数十万年后的未来世界。他惊讶地发现，未来的人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退化了。作者运用了一种近乎恐怖的手法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展示了一幅骇人听闻的人类退化的阴森恐怖的景象。接下来的小说《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1897)和《世界之战》(War of theWorlds，1898)更关注科学而不是社会问题。科学创新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问题继续出现在他于20世纪创作的作品中，如《月球上的第一个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当他醒来》(When the Sleeper Awakens，1899)、《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5)、《在彗星的日子》(In the Days of the Comet，1906)和《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1914)。但在后期作品中，科学家和技术创新人员在他们的社会中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从莫罗博士的疯狂实验，到占据支配地位的技术专家的乌托邦，这中间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但威尔斯与在他之前的雪莱一样，用科幻小说提出与技术有关的社会问题。在英国，这一类型从一开始就被用作社会批评的一种形式。
威尔斯的作品情节生动，矛盾突出，故事复杂有趣。他以小说的形式向读者描绘科学技术发展远景的时候，更多地关心科技被一小部分坏人利用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在《莫洛医生的岛屿》(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中，主人公莫洛医生通过动物实验，将一群动物变成了人，然后强制这些兽人服从他的指挥和命令。最后，莫洛医生被他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这些兽人杀死，兽人之间也发生内讧、相互厮杀，整个岛屿尸体横陈，一派浩劫惨象。作者力图证明:科学技术一旦被某些人用于自私和罪恶的目的，不仅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与祸害。另一部小说《隐身人》也反映出这一观点。威尔斯把他对社会的现状和人类未来的批判性思考融入他的科学小说创作中。他的作品通过科学幻想表现人类的社会问题，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启发了后来的反科学小说作家。
同时，威尔斯把幻想的和可能的、陌生的和熟悉的、新的和老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注重文学性，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思想，用小说的形式象征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发展，注重揭示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奇特的科学想象与深刻的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将科学内容服务于人物描写，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意义，奠定了现代科学幻想小说的基本形式，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科学幻想小说的“文学派”，或者叫“软派”。推崇这一派的西方人士认为威尔斯才是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之父”。
19世纪末期在美国，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用乌托邦小说形式成功地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这个潮流开始于英国布尔沃·利顿(Bulwer Lytton)的《即将出现的民族》(The Coming Race，1871)和《萨缪尔·巴尔特的艾洛恒》(Samuel Bulter's Erewhon，1872)。但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1888)是最有影响力的。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认为它不只是一本畅销书，而且促成了162个政治“贝拉米”俱乐部的成立和50多部乌托邦小说的创作[2]。这些俱乐部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和乌托邦小说之间的直接联系，有许多乌托邦小说因为受到《回顾》的影响而继续进行政治批判，包括威廉·毛里斯(W illiam Morris)的《乌有之乡》(News from Nowhere，1890)，以及一系列美国女性乌托邦作品，如玛丽·布拉德利·莱恩(Mary Bradley Lane)的《麦泽拉》(Mizora，1890)、阿米莉亚·加兰德·米尔(Amelia Garland Mear)的《皇家天文学家麦西亚》(Mercia the Astronomer Royal，1895)、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1911)、《她乡》(Herland，1915)和它的续篇《她在我们的家乡》(With Her in Ourland，1916)。
美国女性的乌托邦小说主要关注性别问题。《皇家天文学家麦西亚》展望了一个教育和机会平等的世界，那里女人可以成为皇室天文学家，而《麦泽拉》和《她乡》创造了女性的分离主义社会。这些小说以美国第一次争取女性选举权、教育改革和节育等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为背景，对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和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批评很有见地。玛丽·格里菲思(Mary Griffith)、弗洛伦斯·迪克西(Florence Dixie)、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安妮·登顿·克利兹(Annie Denton Cridge)、爱洛维丝·里奇伯格(Eloise O．Randall Richberg)、莉娜·弗莱(Lena J．Fry)和洛伊斯·怀斯布鲁克(LoisWaisbrook)在19世纪末进一步对女性乌托邦小说做出自己的贡献，她们的乌托邦社会往往被设置在其他星球，或者未知的国家。
在美国，20世纪初，由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读者数量大增，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求书籍，追求科学知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书刊行业迅速发展，为了宣传科技知识，有些科学杂志除刊登科学文章之外，还连载一些科学技术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他所编的《现代电气学》上连载的科学小说，起初故事简单而且较粗俗。1923年，他把一期《科学与发明》杂志的全部版面用于登载小说，命名为“科学故事专刊”，从根本上扩大了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接着开始出现了“科学故事”的专门杂志。1926年，《惊人的故事》杂志创刊。最初这些杂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转登凡尔纳、威尔斯等人的小说，并且把“科学故事”的定义确定为:凡尔纳、威尔斯型小说，惊人的浪漫故事融合着科学的事实和预见性的看法。不久，雨果·根斯巴克创办了《奇异的故事》和《科学奇妙故事》两种杂志。1930年，又出现了《超级科学惊奇故事》杂志。这些专业杂志之间的竞争，加上其他杂志继续刊登科学技术故事，大大推动了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雨果·根斯巴克注重科学幻想小说的科学性，他的努力对科学幻想小说“黄金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雨果奖”，是世界科学幻想小说的顶级大奖之一。
雨果作为科学幻想小说的鼓励者，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美国科学幻想小说的成熟应归功于哲学博士E·E·史密斯(E．E．Smith)。他的第一部作品《云雀与太空》于1928年在根斯巴克的《惊人的故事》杂志上发表起轰动。史密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主要有“云雀丛书”和“摄影师丛书”这两个太空小说系列。太空小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一直到史密斯的两个作品系列问世，才确立了创作模式。这个模式的特征是:故事冲突的双方往往牵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人公一方是人类，对立的一方或为人类或为其他高等动物。人物活动的场景在太空，而且使用了宇宙飞船编队等高科技运输工具。
简·多娜沃斯(Jane Donawerth)曾经对早期科幻杂志中的女性作品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到1929年，用技术和科学写作的女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些作家包括:索菲·文泽尔·埃利斯(Sophie Wenzel Ellis)、米娜·欧文(M inna Irving)、泰勒·汉森(L．Taylor Hansen)、利利斯·洛伦(Lilith Lorraine)、凯瑟琳·鲁德威克(Kathleen Ludw ick)、路易斯·赖斯(Louise Rice)和莱斯利·斯通(Leslie F．Stone)[3]。虽然她们大多数用男性讲述者和男性专家作为主角，但一些作家，如斯通，赖斯等人仍然成功地在主要情节中讨论了女性的选举权和教育问题。
1930年代美国科幻杂志中继续涌现出很多女性作家。1933年，穆尔(C．L．Moore)开始为杂志写作，她最早为《奇异故事》创作了《宇宙魔女》(Shambleau)。穆尔以强壮的、有男子气概的诺斯怀斯特·史密斯(Northwest Smith)为主角，创造了一个极其成功的系列，同时也成功地创造了以强壮的女性吉瑞尔(Jirel of Joiry)为主角的系列，她是最早用剑的女勇士形象之一。
在1920年代中期的英国，威尔斯的流行科幻小说引发了关于“未来学”的文化讨论，如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的《泰达路斯》(Daedalus)和《科学与未来》(Science and the Future，1924)，物理学家伯纳尔(J．D．Bernal)的《世界、人类和魔鬼》(The World，the Flesh and the Devil，1929)。这些作品又影响了推测性的社会科幻小说，包括奥拉夫·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和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等人的作品。和美国科幻杂志相比，英国作家用更长篇幅的小说形式来继续表达关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的严肃反思。
这一时期，出现了另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他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卓越的组织活动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他早年受根斯巴克派的影响，发表了不少史密斯式的太空冒险小说。他对写作十分严肃，创造了一种更富思想性、更接近科学现实的科学幻想小说。坎贝尔的“军团”系列、“CT”系列和“类人者”系列具有魔幻的魅力，并侧重对人性的探索。他本人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知道读者的口味和创作的方向。他十分注重科幻小说的文学性，经常组织理论探讨。他倡导作家要跳出传统的太空冒险、机器人题材的圈子，将注意力转向科学文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要改变重情节、轻人物的陋习，在小说风格与技巧方面精益求精。1938年约翰·坎贝尔接管了《惊奇科幻小说》的编辑工作后，引进了许多后来改变美国科幻小说发展的作家，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范·沃特(A．E．van Voght)和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由于坎贝尔坚持小说细节的科学准确性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种编辑政策导致一系列对想象未来文化的详细描写，如阿西莫夫的《基础》(Foundation)系列，这缩小了英美科幻小说的差别。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认为，到1940年代，科幻小说在英美两国都建立了标准[4]。因为坎贝尔支付的费用最高，他理所当然地能掌握最好的作家。雷伊·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詹姆斯·布利什、莱斯特·戴尔·雷伊(Lester Del Rey)，弗德里克·波尔(Frederick Pohl)、达蒙·奈特(Damon Knight)、罗伯里·劳内斯(Robery A．Lowdnes)和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都是他的固定作家。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如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艾瑞克·弗兰克·罗素(Eric Frank Russell)和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都曾为《惊奇科幻小说》写作，致力于上述工作的还有一些女作家，包括凯瑟琳·麦克莱因(Katherine McLean)、穆尔(C．L．Moore)、波琳·阿斯威尔(Pauline Ashwell)和威尔莫·施拉斯(W ilmar Shiras)。施拉斯描写了关于基因突变的孩子的故事，把他们描写成需要照顾的个体，而不是通常主流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对社会的威胁。但不是所有女作家都参与到了对这一小说类型进行扩展的任务之中。例如，利·布莱凯特(Leigh Brackett)用极其男权中心的观点来赞美男主角的男子气概行为，以至于她常被当时的评论者称赞为可以和任何一个男作家相媲美。
坎贝尔主编《惊奇科幻小说》几十年，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科幻作家。他们在心理学、哲学、政治等领域大胆探索，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小说，从而又掀起了一轮创作高潮。坎贝尔派是根斯巴克派的继承和发展。相比之下，他们的题材范围更宽，主题更深刻，而且他们更重视小说技巧，讲究文学性。随着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有些杂志又开辟了科学幻想小说讨论专栏，全国各地科学幻想小说爱好者还组织了各种俱乐部，出版期刊、发表评论以及仿作的小说，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科学幻想小说创作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在美国，科学幻想小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文学流派，出现了所谓科学幻想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例如克利福德·西马克、范·沃特、西奥多·斯特金、罗伯特·海因莱恩和伊萨克·阿西莫夫。这些科学幻想小说一扫某些作家为惊险而惊险、为神奇而神奇的陋习，显示出较为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较高的思想价值。
1950年代开始，这一类型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1952年出现了第一本平装本科幻小说《艾斯》(Ace)。美国的巴兰坦、印章和口袋出版社迅速地追赶了这一潮流;在英国，牧羊神和柯基出版社开始印刷平装本。虽然平装本在后来的科幻小说出版中占主导地位，但1950年代科幻杂志的蓬勃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杂志介绍了更多的新一代科幻小说作家。萨缪尔·R·德拉尼(Samuel R．Delany)、菲利普·狄克(Philip K．Dick)、约翰·布拉诺(John Brunner)、菲利普·约瑟·法莫(Philip Jose Farmer)、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布莱恩·爱迪斯(Brian A ldis)、马里恩·齐默·布拉德利(Marion Zimmer Bradley)、小库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J．G．巴拉德(J．G．Ballard)以及哈兰·埃里森(Harlan Ellison)最初都出现在1950年代的杂志上。英国发展了自己的杂志，以此与美国的流行杂志并驾齐驱，如苏格兰的《新世界》(New Worlds)、《真正的科幻小说》(Authentic Science Fiction)和《星云》(Nebula)，这些杂志发表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等人的作品。
1950年代女性科幻小说的显著特征是女主角是家庭主妇类型，她们在冒险中常常误入歧途，这强化了二战以后广泛流行的女性从工厂回到家里、主持家庭事务的范式。安·沃伦·格里弗斯(Ann Warren Griffiths)、米尔德里德·克林格曼(M ildred Clingerman)、玛格丽特·圣克莱尔(Margaret St Clair)、罗塞尔·乔治·布朗(Rosel George Brown)以及爱丽丝·埃莉诺·琼斯(A lice Eleanor Jones)专门从事这种关于家庭主妇故事的写作。凯瑟琳·麦克莱恩(Katherine McLean)、玛格丽特·圣克莱尔和泽纳·亨德森(Zenna Henderson)对女性科幻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是亨德森创造了一个系列小说，其中的外星人与常见的眼球突出的怪物不同，友善而敏感。1940和1950年代外星人已经成为亨德森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比喻意义，象征了女性被战后强化了的父权制文化隔绝的地位，尽管这种象征仍是缄默的和隐含的。1950年代安德烈·诺顿(Andre Norton)开始为孩子创作大量科幻故事，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总体上，1940和1950年代的女性科幻小说与权威的男作家和主角保持认同，它们维护父权价值观，因此与同一时期言情小说的性别模式相一致。
瑙米·密契森(Naomi M itchison)改变了以上写作传统，于1962年在《女太空人回忆录》(Memoirs of a Spacewoman)中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女主角。《回忆录》主要讲述一个女生物学家在外层空间通过将其他生命形式移植到自己身体中来进行生殖实验的故事。女性力量、对生殖的探索、生育以及与外星人感应的性关系使这一文本与前一个时代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飞跃，并对女性科幻小说作家起到了鼓舞作用。
受冷战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经历了世界观的重大起伏。“黄金时代”经典式科学幻想小说渐渐脱离人们的现实思考。于是，一场科学幻想小说的“新浪潮”运动在英国发端了，其宗旨在于改变科学小说自30年代末以来的陈旧的写作手法。这场运动对“黄金时期”的科学小说创作风格与特色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并在美国与英国均得到热烈的响应。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突破。计算机技术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人类利用火箭在空间轨道飞行，并实现了远古以来登上月球的梦想。但高速的、失控的工业化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如人们思想情感机械化，自然环境恶化以及高科技战争威胁人类生存等。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战后西方的生育高峰导致60年代青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迅速上升。数以千万计的人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他们沉迷于甲壳虫乐队与摇滚乐队的歌曲，实行群居生活，服用毒品，希望过着随心所欲、放荡自在的生活。
60年代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性解放、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校园反叛运动与反战运动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剧变的社会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思维方式与传统观念。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科学小说从题材到内容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家们并没有像上一辈人那样，较多地在星际探险以及科技造福于人类这些题材上打转，而是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战争的威胁、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倾轧、种族间的冲突、人性自由和心理健康等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题材。
1963年麦克·穆考克(M ichael Moorcock)成了英国《新世界》杂志的嘉宾编辑，并于1964年接管了编辑工作。穆考克和《新世界》开创了科幻小说的新篇章——“新浪潮”运动。“新浪潮”运动受“反文化”和嬉皮士毒品文化的影响，关注“内部空间”而不是“外部空间”。它本质上是一个英国现象，以穆考克、奥尔迪斯(Aldiss)、巴拉德(Ballard)、兰登·琼斯(Langdon Jones)、巴林顿·贝利(Barrington Bayley)、约翰·哈里森(M．John Harrison)和大卫·马森(David Masson)为代表。“新浪潮”在美国的代表作家有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urg)波尔·安德森(Poul Anderson)等。
“新浪潮”小说是更复杂和更具有自我觉醒性质的文学。它们探索了n人类扭曲的精神状态，是表现个人性格的一个新的视角。它们大力描写人类的不幸、隔绝、失望、忍受和友爱，与主流文学进一步接近，批判和悲观色彩强烈，并开拓了宗教题材和性题材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虽然迅速俘虏了读者的目光，稳固了科学幻想小说的群众基础，然而也引起了科幻创作界的反对。随着战争的结束，现实生活中代之而起的种族、环保、教育等问题，成为偏重科技成就的传统科幻小说内容上的缺陷;“黄金时代”热衷的科技题材，也在不断的复制重组中失去了新鲜感。“新浪潮”运动因之而起，部分科幻作家亟待摆脱传统科幻小说写作传统的限制，企图提升科幻小说的文学地位，于是不再把物理学一类的正统科学当作主要的内容，而是重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神学方面的表现;其写作手法极力接近正统的主流文学，努力学习吸取主流文学的写作技巧，并刻意回避传统科幻小说的科学描写，专注于科幻创作的文学技巧与对现实思索的追求。
这一时期更多女性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包括希拉里·贝利(Hilary Bailey)、约瑟芬·萨克斯顿(Josephine Saxton)、卡罗尔·埃姆斯威勒(Carol Emswhiller)、基特·瑞德(Kit Reed)、桑娅·多尔曼(Sonya Dorman)、帕梅拉·佐林(Pamela Zoline)和菲莉斯·戈特利布(Phyllis Gotlieb)。帕梅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认为女性作家的增加，是与把角色看作复杂的个体这一关注点有关[5]。1960年代晚期也出现了其他重要的女作家，其中很多后来成了科幻小说的先锋人物，如凯特·威廉(Kate W ilhelm)、安妮·麦卡弗里(Anne McCaffrey)，乔安娜·露丝和厄秀拉·勒瑰恩。麦卡弗里和威廉创作了更复杂和更引人注意的女性角色。在《歌唱的船》(The Ship Who Sang)中麦卡弗里塑造的主要角色是一个女性受控机体。她破坏了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创造了人类“肌肉”和受控机体的“大脑”，这些肌肉和大脑可以是任何一种性别。麦卡弗里于1968年开始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龙的世界》(Dragonworld)系列，这一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是《龙飞》(Dragonflight)。而露丝和勒瑰恩后来成为这一类型中最具创新能力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家和评论家。
1960年代不仅经历了科幻小说广度的扩展，而且出现了科幻小说平装本的繁荣。1965年托尔金(Tolkien)的平装一卷本《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和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星际奇兵》(Dune)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社因为科幻小说而获得了巨大收益。1970年代期间，科幻小说的形式从短篇故事转变为长篇小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人的新小说都经常出现在畅销书单上。
1970年代科幻小说的主要发展受女性科幻小说的影响。1970年代期间，关于什么是“真实的”科幻小说的标志的争论导致“硬派”科幻小说的出现，它关注技术和硬件，而“软派”科幻小说关注心理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一些作家和编辑开始认为它根本就不是“科幻”小说，并把“SF”作为“speculative fiction”(猜测小说)或“speculative fabulation”(推测寓言)的标记。他们认为这个词更适合他们创作的小说。正如1970年代期间“犯罪小说”(crime fiction)成为扩展的“侦探小说”(detective fiction)的更合适的名字一样，“SF”成了科幻小说类型所接受的名字，这意味着这一类型主导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浪潮”运动已成为强弩之末，失去了先锋性和冲击力，由于其过分忽视科技内涵，使得它有丧失科幻小说自身特点之虞。于是，一场以回归传统为表面现象的新的变革发生了，这就是“赛伯朋克”(Cyberpunk)运动。Cyber是“控制论”一词的前缀，punk意思是“反文化人士”。“赛伯朋克”运动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 illiam Gib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这个词通常指的是超越传统的新时代电脑工程师。
1980年代期间，计算机科幻小说作为新的次类型出现，这源于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推进。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微处理器的销售导致网络空间和因特网软件网络的出现。计算机科幻小说的主题是推测因特网出现的可能性。1973年布鲁斯·贝思克(Bruce Bethke)的短篇故事《赛伯朋客》(“Cyberpunk”)发表在《惊奇故事》上。1984年威廉·吉普森(W 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讲述了计算机黑客在网络空间中的工作，借鉴了“冷硬派”侦探小说言简意赅的风格，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计算机科幻小说作家包括约翰·雪莉(John Shirley)、刘易斯·塞纳(Lew is Shiner)、鲁迪·拉克尔(Rudy Rucker)、麦克莱德劳(Marc Laidlaw)、理查德·卡德雷(Richard Kadrey)和帕特·卡蒂根(Pat Cadigan)。
“赛伯朋克”运动是因对“新浪潮”的不满而引发的。“新浪潮”过分地向主流文学靠拢，引起其他科幻作家激烈的抨击。一方面科幻作家从“新浪潮”的教训中，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幻想小说的科学特质，积极开发现代的科技题材，使科幻创作又重归科技的描写;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传统科学幻想小说文艺性与时代性的不足，因此致力于兼顾科学幻想小说的文学与思想机制。这类作品在信息爆炸的科技背景下，对人类生活的文化价值进行了嘲弄和反讽。“赛伯朋克”运动很快传播到其他国家，而且超越出科学幻想小说的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亚文化现象。
科幻小说已经成为包罗一系列叙述方式和意识形态和小说类型，其主题日益丰富，包括热爱外部空间的“硬派”科技，对其他世界、分裂的自我和性别的关注，以及对当代文化和技术的发展进行颠覆性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