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童话故事的批判与影响
自从19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评论家对童话故事采取了两种批判立场:一种认为童话故事与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串通一气的;另一种认为童话故事是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场地。女性主义批评家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指出，那种最让人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都强化了父权社会的模式化观点。而另一些从事女性主义童话故事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评论家却认为，尽管父权社会对某些童话故事采取了鼓励和推崇的态度，但从更宽泛的范畴来看，仍有不少童话故事彰显了勇敢、积极的女性形象。
在1970年代末期，对童话的批评的一个倾向是，许多批评家开始将童话的阐释作为女性声音和思想的代码。有些批评家从心理分析模式入手，如吉尔伯特(Gilbert)和格巴(Gubar)在1979年、舒利·巴塞拉(Shuli Barzilar)在1999年都发表了相关的研究结果。有些批评家则采用历史研究的角度，如玛丽娜·沃纳和希瑟·里昂(Heather Lyons)。在1990年代，对于童话到底是父权意识形态的同谋还是对手的争论一直都在进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安吉拉·卡特的研究者们对她的《血屋》(The Bloody Chamber)的不同批评立场。
1970年，阿丽森·卢里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名为《童话解放》(“Folktale Liberation”)的文章，她明确地指出兰格的那些具有颠覆性的童话是献给女孩子们的一份礼物，因为童话“支持的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孩子、妇女、穷人，反对的是既有的秩序，尽管这经常是以乔装掩饰的方式来表现的”[11]。卢里叶认为，过去很多女性主义者将童话看作男性沙文主义的洗脑工具，而华尔特·迪斯尼公司正是倾向于选择那些有着温顺被动的女主角的童话[12]，因此这一类型的童话在美国最为人熟知。但实际上，在欧洲的许多童话中，却能找到女性主义者所赞同的颠覆性的文学因素。她还指出，在童话中存在着许多积极进取的女主角，还有许多强势的巫婆和继母。由于童话的女性口述传统，女性自然就成为童话中的中心人物，而童话所关注的事物也自然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家庭关系、工作和生存问题。由于童话不断地被中上层社会的男性所编撰，因此他们在筛选过程中剔除了表现女性的积极方面的童话。但是，有一些童话故事集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足智多谋和勇敢进取的女性形象，例如安德鲁·兰格后期编撰的童话集(主要由他的夫人完成)就是一例。应该说，卢里叶的文章涉及了许多女性主义者争论的议题的雏形。
1972年，玛西娅·利伯曼(Marcia K．Liebeman)对卢里叶认为兰格的童话是对女性读者的鼓励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兰格在一生中编撰了许多童话故事集，为了让童话故事集能够成为一个系列成功地出版，他不得不四处去搜罗新的故事，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是把一些表现积极的女主角的故事也包括进来了。利伯曼从兰格早期编撰的童话故事集中发现并分析了父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性别模式，女性的被动得以称赞，而男性的主动得以宣扬。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对童话故事发起女性主义评论的先导者之一，利伯曼在《我的王子将有一天会到来》(“Some Day My Prince W ill Come”)[13]中对童话人物的分析，成为1970年代女性主义童话批评的主流。她将兰格童话中的女性人物分成年轻和年老的两类。年轻的女子如果漂亮而且温顺，那么就会得到报偿。但如果她们模样丑陋，就会被塑造为脾气暴躁的角色。因此，美貌变成了一种值得去追求的道德属性，而那些被有幸被选中获取胜利果实的女孩子是“她们中最最美丽的”。年轻女孩大多都处于被动状态，等待着拯救和报偿;而她们中有许多人是受害者，这无疑是对殉难的美化。在童话故事的这一套体系中，年轻女子获得报偿所涉及的因素有:外貌迷人、被人拯救、通过(嫁给王子的)婚姻提升社会地位等。与此相反的是，年老的妇女通常很主动，甚至很强大，但她们无一例外都被描述成其貌不扬，甚至是面目可憎。童话当中也有少数善良、能干的女性，但她们都是遥不可及、转瞬即逝的仙女，对读者缺乏现实性的激励作用。那些坏女人，不管是妖怪还是凡人，都绝对是丑陋的，而丑陋本身就是对她们的邪恶的解释。利伯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童话故事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两分模式——年轻的女性被动、温柔、漂亮;年老的女性邪恶、主动、丑陋。由于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读者在阅读童话故事时，往往都会忽略童话中的离奇、神秘的成分，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女主角的认同之上，所以利伯曼对童话故事的女性主义阐释对后来的评论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1974年发表的《女性仇恨》(Woman Hating)中，进一步推进了利伯曼的观点。她同样认为童话强化了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格林和佩罗的童话告诉女孩子们，女性特质是通过胆怯与害怕来表现的。
寓意都是很简单的，我们早就已经很清楚了。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是绝对相反的两极。英勇的王子绝不可能与灰姑娘、白雪公主或者睡美人有什么共通之处。她不可能完成他去做的事情，更别说完成得更好了。他是主动的，而她是被动的。如果她是屹立着的，或者醒着的，或者主动的，那么她就是邪恶的，必须被摧毁。[14]
德沃金把这种任意施加的法则，看作是对反叛或异议的惩罚:“对女人的定义有两种。好女人是受害者，坏女人一定会被消灭;好女人一定会被拥有，坏女人一定会被杀死、被惩罚或被废除。”[15]
在德沃金看来，童话故事并不是让人理解社会或者促使社会变化的武器，而是散发给孩子们的寓言故事，让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适应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种种角色，尽管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心意。
1973年，女性主义评论家李·卡瓦勃拉姆(Lea Kavablum)发表了激进女性主义的评论《灰姑娘:激进女性主义，炼金术士》(Cinderella:Radical Reminist，Alchemist)[16]。她在文中将灰姑娘看成一个女性主义的模范，灰姑娘拒绝与她的姐姐一样采取竞争性的、机会主义的行动，而是巧妙地避开了厨房和壁炉的家务之累。卡瓦伯伦认为，灰姑娘将“王子”看成她的内心力量的象征，是一个成功争取到自己的性活动的独立女性。
凯·斯通(Kay Stone)则从20世纪美国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了童话故事中的性别模式化描写[17]。她在1975年对美国童话故事进行的研究中发现，美国最流行的童话正是宣扬温顺女主角的那种类型。事实上，在蔚为大观的格林兄弟童话故事集中，只有25%(甚至更少)的故事为美国儿童所了解。格林童话中，只有20%的故事表现的是被动的女主角，但这些故事却占了北美童话的75%。她认为《灰姑娘》的故事之所以广泛流行，是因为女主角超常的善良和耐心;睡美人和白雪公主则被动到了需要被男人来唤醒的程度;而《牧鹅姑娘》和《六只天鹅》中的女主角非常纯真，成为了野心勃勃的邪恶妇人设计的阴谋的牺牲品。这种被动、善良和耐心的美国角色模式被华尔特·迪斯尼进一步强化。斯通认为，迪斯尼选择《灰姑娘》、《睡美人》和《白雪公主》这三部电影表现被动而漂亮的女主角被恶妇所毒害，绝不是偶然的。在迪斯尼看来，男主人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行动，克服了困难;而女主人公已经很完美了，因此她们需要的仅仅是维持原状(一张漂亮的脸蛋、一双小巧的脚、一副可爱的性情)。在《睡美人》原著中，王子趁着睡美人熟睡之际让她怀孕了，而迪斯尼却在电影里回避了这一点。因此，斯通认为在美国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童话故事主要被用来强化父权意识形态，但实际上童话故事中存在着大量自主独立的女性形象，只不过被人们忽略了。
在英国，希瑟·里昂(Heather Lyons)在为公开大学开设的“文学与学习”一课中也呼吁人们对童话故事的理解应该加入更多的历史意识。在《对童话故事中的性别主义的再思索》(“Some Second Thoughts on Sexism in Fairy Tales”)一文中，她指出过去女性主义对童话故事的摈弃是由于缺乏理解造成的。她总结了女性主义对童话的争论后指出，实际上童话中主动的和被动的女主角兼而有之，这取决于哪些童话被挑选出来，而过去那些被动性别模式之所以成为童话中的经典，正是由于出版干预的结果。同时，同一个童话，由不同的人来述说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候，女人给女性听众讲述的童话故事里，会出现极其愚蠢的男人这样颠覆性的角色，这很有可能是女性的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而不是要跟男人势不两立。“这种讽刺是带着爱意的、含蓄的，而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正表明了也许世界并不完全由能干的男人和不能干的女人构成，它也有可能是由同样愚蠢和容易犯错的凡人构成的。”[18]
里昂继续讨论“讲述角度”这个主题，认为虽然一些童话是嫌忌女人的，但是讲述方式决定了嫌忌女人的程度。她以《渔夫和他的妻子》(“The Fisherman and HisW ife”)的两个版本为例，第一个版本中妻子是贪婪的、过分苛刻的;而第二个版本描写了她强烈的愿望，是对男权制礼仪的挑战，厌女症在故事中的表现没有口述版本中那么强烈。她总结认为，女性主义者不仅应该写作新的童话，还应该讲述旧的故事并赋予它们新的女性主义的含义。
1970年代末，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格巴(Susan Gubar)和卡伦·罗伍(Karen Rowe)等人都关注童话的吸引力，并引用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的理论[19]作为讨论这种吸引力的基础。1979年，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出版了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其中有一个章节叫《皇后的镜子》(“The Queen's Looking Glass”)。在这一章中她们讨论对童话进行心理分析的可能性以及那些描述女性文化密码的神话。吉尔伯特和格巴援引贝特尔海姆对皇后和白雪公主争夺国王/父亲宠爱的描述，认为皇后“自恋地”转向镜子事实上是转向对父权制的认同。她们指出皇后对白雪公主过度的愤怒情绪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释，认为活跃、有想象力的皇后象征了那些想要摧毁神话中软弱无能的白雪公主形象的作家，代表了在排斥女性的文化里的一种反抗力量。在象征女性无私的玻璃棺材和反映父权制的镜子之间，女性作家必须开辟一条写作的路。吉尔伯特和格巴认同早期女性主义者采用的天使/魔鬼两分法，但认为需要采用更复杂的心理方法来分析女性。
同年，卡伦·罗伍(Karen E．Rowe)在一篇文章《女性主义与童话》(“Feminism and Fairy Tales”)[20]中指出，童话爱情主题在女性杂志中是经久不衰的。她借助贝特尔海姆对青春期女孩对独立和童年安全感的矛盾的渴望的讨论，来分析作品中邪恶的巫婆(阻止成熟)和减轻这种焦虑的仙女教母(养育)形象。贝特尔海姆还指出，年轻女孩必须把她对男人的性的厌恶转变为浪漫的承诺。罗伍接受贝特尔海姆对童话进行心理分析的内容，突出阐述了女性角色自我牺牲和谦卑的特点，以及文本中对顺从这一品德的赞美。罗伍总结认为童话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讲述女孩子们对变成女人的焦虑的同时，也灌输了将女性自我变成附庸的意识形态，使她们把婚姻看成是残酷现实生活的避难所。罗伍认为童话所表现的这种浪漫神秘表达了女性对男人和婚姻的期待，而不是她们的实际经历。
1980年代的童话批评的主要发展不是对童话的评判分析，而是出现了大量将童话和讲述神秘女人(智慧的女人或女神)的神话联系起来的书籍，并出现了分离主义者的立场，即把故事看作是象征迷失的女人的声音。派翠西亚·摩纳罕(Patricia Monaghan)的《关于女神和女主角的书》(The Book of Goddesses and Heroines)、西尔维亚·布林顿·佩雷拉(Sylvia Brinton Perera)的《女神的发展》(The Descent of the Goddess)、玛尔塔·维格勒(Marta Weigle)的《蜘蛛和老处女:女性与神话》(Spiders and Spinsters:Women and Mythology)以及芭芭拉·沃克(BarbaraWalker)的《女人关于神话和秘密的百科全书》(The Woman's Encyclopedia of Myths and Secrets)都是这类书籍的代表。
1990年代对童话的分析不是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而是“以女性为中心”，这段时期可以被定义为“后女性主义者”时期。舒利·巴塞拉(Shuli Barzilai)主张对《白雪公主》进行以女性为中心的心理分析阅读，而玛丽娜·沃纳的书《从野兽到美女:关于童话和它们的讲述者》(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主张对童话进行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分析。可能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伦敦布鲁斯贝利出版社(Bloomsbury)于1990年以《别告诉大人们:颠覆的儿童文学》(Don't Tell the Grown-Ups: Subversive Children's Literature)为标题出版了阿丽森·卢里叶早期散文的选集。
1990年，巴塞拉的《阅读“白雪公主”:妈妈的故事》(“Reading‘Snow White’:The Mother's Story”)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杂志《征兆》(Signs)上。文章反对贝特尔海姆对白雪公主进行心理分析的方法，因为他把父亲形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它也反对吉尔伯特和格巴的女性主义心理分析阅读，因为她们忽视了关键的母女关系。巴塞拉发现以上两种解释都把男性生殖器形象或男性统治置于女性冲突的中心，她认为如果他们忽视了故事的基本元素，他们的阅读就不可能是透彻的。在对一系列《白雪公主》类型的故事进行分析后，她指出虽然这个故事的许多方面在其他童话中都有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年老的母亲形象和年轻女孩之间的嫉妒和战争。
巴塞拉认为《白雪公主》表达了母女关系出现偏差时的固有的难题。她把这看作是母女两人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的一个方面，认为皇后最初经历了成为母亲的愿望的满足，然后当7岁的孩子不再听话、希望独立时，她就变得残酷了。巴塞拉运用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法，认为皇后重新经历了“镜子”阶段，当女儿与她意见相左时，她失去了全局意识。孩子的分离带来了与衰老有关的联想，因此皇后的镜子不是父权制的声音，而是她自己分离焦虑的反映。皇后对白雪公主的诅咒是让她返回到顺从的婴儿时代的一个方法。在这样的阅读中，巴塞拉认为《白雪公主》是一个探索女人之间关系的故事，是没有经过男性形象干扰的。
1994年，玛丽娜·沃纳在《从野兽到美女:关于童话和它们的讲述者》一书中，以社会历史分析的角度去阐释童话故事。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审视了这一类型的“讲述者”，用材料证实童话来源于女性并探索女性作为讲述者的形象。虽然男性可能在书面形式的故事中占主导，但故事来源于女性。沃纳还建议重新思考当女性是讲述者时，童话可能会出现怎样不同的样式。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各种故事的意义或故事内部的主题，在《灰姑娘》和《睡美人》中审视了女人之间竞争的关系，在《蓝胡子》和《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中探索了爱情元素。这本书还讨论了童话中“金发女子”的意义以及许多女主角的沉默处境。沃纳反对千篇一律的心理分析，提倡关注物质特性的新的历史视角。她认为童话表现了人类的行为是如何植根于物质环境、嫁妆习俗、土地占有、封地管辖、内部等级和婚姻制度。
虽然沃纳反对心理分析阅读，但沃纳对故事的分析与巴塞拉的考虑十分相似。《从野兽到美女》在分析邪恶的后母这一形象时，也认为故事表达了女性的忧虑和幻想:
这些故事讲述的经历是女性所记得的、实在的经历……它们根植于婚姻和家庭的社会、法律和经济历史中。它们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如果你承认鹅妈妈的故事作为老妇人的故事是女性的证言，那么你就会听到故事中婆媳之间的紧张、不安全感、嫉妒和愤怒，还有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的脆弱。当然，女人和女人斗争是因为她们希望将自己孩子的利益置于其他人的孩子之上;妻子和母亲对男性持家者的经济依赖加剧了并仍然在加剧着对自己骨肉的偏爱。但另一种情况也会引起女人之间的战争，嫌忌女人的童话从女性的角度反映了这种情况:即争夺王子的爱。[21]
沃纳和巴塞拉都严厉地批评了女性主义者把童话“贬损”为性别范式的工具的做法。她们的研究对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都有益处。沃纳和巴塞拉不是反对女性主义，而是认为早期女性主义立场比较狭隘，不利于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家承担起了挑战传统童话的重任。在这期间，她们既重写经典故事，也创作新的故事来挑战父权制并提出新的女性主义观点。一些作家如简·约伦(Jane Yolen)和安吉拉·卡特对童话的历史比较了解，而其他作家在重写童话时时格林兄弟或佩罗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一些作家面向青少年读者，而另一些作家关注成人市场。总体上，孩子们的故事关注活跃好胜的女主角，而成人文本关注男女角色之间的冲突并更广泛地批评社会的女性特质构建。
1971年，美国诗人安妮·赛克斯顿(Anne Sexton)发表了《变形》(Transformations)，以诗的形式重写了格林童话(如《小红帽》和《灰姑娘》)，并赋予其现代经历的框架。她的诗质疑了这些故事对我们的意识的慰藉作用，揭示了它们怎样限制了女性的期待。同年，英国作家坦尼斯·李(Tanith Lee)发表了《龙的秘藏》(The Dragon Hoard)，之后又发表了《海查地王子和一些其他的奇事》(Princess Hynchattiand Some Other Surprises，1972)，都是主要针对孩子们的文本。她为成人重写的《红得像血或来自格雷梅姐妹的故事》(Red as Blood or Tales from the Grimmer Sisters)发表于1983年。1974年，创作了大量幻想作品的美国作家简·约伦开始创作系列童话，包括《对着花哭的女孩，月亮绶带和其他故事》(The Girl who Cried Flowers，Moon Ribbon and Other Tales，1976)、《第一百只鸽子》(The Hundredth Dove，1977)、《织梦者》(Dream Weaver，1979)以及《睡丑人》(Sleeping Ugly，1981)。幻想小说、科幻小说和其他推测性质的小说的作家似乎与童话类型产生了共鸣，例如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的幻想小说《可塔体尼》(Kittatinny，1978)中的一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海的女儿》的批评。类似的作品还有1983年厄秀拉·勒瑰恩的《妻子的故事》(“The W ife's Story”)。
1977年，在安·汤姆佩特(Ann Tompert)为孩子们创作了《聪明的公主》(The Clever Princess)的同时，奥尔加·博洛马斯(Olga Broumas)继承了安妮·塞克斯顿的做法，将童话用在她更直率的诗篇《开始于O》(Beginning with O)中。两年后，安吉拉·卡特在英国发表了《血屋及其他故事》(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Tales)，她的作品中包含了从幻想和哥特小说中借鉴来的推测性的描述。因为其中直白的色情内容，美国1981年版本将其命名为《血屋及其他成人故事》(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Adult Tales)。
在作家们或多或少出于女性主义的目的使用这一类型的同时，出现了许多公开的女性主义组织，如马其赛特郡童话集体(Merseyside Fairy Tale Collective)于1978年发表了《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小猪倌》(The Swineherd)和《白雪公主》;爱尔兰女性主义者童话集体(Irish Fairy Tales for Fem inists collective)发表了《拉普兹尔》(Ride on Rapunzel，1992)、《玛菲特女士》(Ms．Muffet，1990)、《疯狂和坏的童话》(Mad and Bad Fairies，1990)、《哭泣的美人》(Sweeping Beauties，1989)和《舞会上的灰姑娘》(Cinderella on the Ball，1991)。
一些女性主义编辑也出版传统故事选集，突出颠覆性的女主角，既面向孩子也面向成人。1980年阿丽森·卢里叶主编了《聪明的格雷琴及其他被遗忘的民间故事》(Clever Gretchen and Other Forgotten Folk Tales);1982年乐迪·科廷·波格列宾(Letty Cottin Pogrebin)主编了《为自由的孩子所作的故事》(Stories for Free Children)。女性主义出版社——女英雄出版社发表了《女英雄童话故事》(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的合订本，第一本由安吉拉·卡特于1991年主编，第二版开始由卡特主编，在她去世后由玛丽娜·沃纳于1992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