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逆转与扩展
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侦探小说作家J·A·詹斯(J．A．Jance)，创作了两个分别以男性侦探博蒙特和女性侦探乔安娜为主角的侦探系列小说。她在保留传统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对侦探性别内涵进行逆转和扩展，使小说主人公呈现出自我成长的动态过程，表达了消弭男女对立、去除性别偏见、实现两性对话、完善性别建构的愿望。
J．A．詹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侦探小说作家。她出生于1944年，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在大学期间曾经想加入写作训练班，但因写作班只招收男生而未能如愿。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梦想，从1985到2007年，她陆续发表了18部以男侦探琼纳斯·皮德蒙特·博蒙特(Jonas Piedmont Beaumont)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大获成功。在她创作博蒙特系列的同时，她于1993年开始创作以女警长乔安娜·布莱迪(Joanna Brady)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到2006年，这一系列已经出版了12部，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系列有很多相似点:都以在执法部门工作的侦探为主角;都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丰富有趣的故事情节;都对犯罪程序进行了真实可靠的描写。然而，仔细研究这两个系列的人物塑造，可以发现詹斯采用了不同的文学原型模式。在《一个女人的传记》(Writing a Woman's Life)中，卡罗琳·海布伦(Carolyn Heilbrun)对以传统侦探小说中以性别为基础的叙述建构进行了分析，并把以男性为原型的情节称为冒险(英雄)情节，把以女性为原型的情节称为爱情(家庭)情节[22]。在詹斯的两个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此理论相呼应的叙述结构，那就是冒险(英雄)情节仍主导着博蒙特系列，而爱情情节主导着乔安娜系列。但是，詹斯的侦探小说具有全新的女性主义思想，她保留传统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目的，并不是对侦探角色塑造的消极承袭，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对性别内涵进行扩展，使小说主人公呈现出自我成长的动态过程，以此表达作者期望消弭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最终实现男女两性之间的对话和融合的愿望。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系列的文本分析，探讨詹斯如何巧妙利用逆转和扩展的手段，表现她的自由主义女性思想。
侦探小说始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英美国家著名的侦探形象有爱伦·坡笔下的杜宾，亚瑟·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埃居尔·波洛等。侦探小说的主角多为男性，他们往往具有行动果断、冷酷无情、智力过人的特征。进入20世纪以后，硬派侦探小说更是将侦探塑造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硬汉。他们不仅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必须抵御金钱与美女的诱惑，浪迹天涯，闯荡冒险。他们永远是家庭关系的局外人，要么未婚，要么离婚，无牵无挂，自食其力。他们特立独行、固执己见，对人充满猜疑，拒绝他人介入和帮助，信奉以暴制暴的信条。侦探小说长久以来都强调和夸大着这些强悍、冷酷的男性要素，并排斥着以直觉、温情为代表的女性特征。1928年侦探俱乐部在英国成立后，拟定了侦探小说创作的“经典”，其中一条就是规定侦探不得依赖“直觉”[23]。
尽管男性侦探小说占据着垄断的地位，但女性侦探小说还是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层出不穷。19世纪末，随着“新女性”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许多女侦探、女气球驾驶员以及女记者的故事被创作出来。1861年，《一位女侦探的启示录》在英国出版，1864年《女侦探》在美国出版。英国小说家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于1898年创作的两名女侦探洛伊斯·卡利小姐(M iss Lois Caley)和护士韦德(Nurse Wade)大受欢迎，她们依靠女性的直觉，凭借精确持久的记忆力到世界各地去破案。
进入20世纪以后，女性侦探小说继续崛起。尤其是1960年代晚期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推进，女性侦探小说创作进一步的繁荣，实现了女性主义向侦探小说的大规模渗透，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侦探小说。这些小说表现了女性侦探在工作中遇到的歧视和困扰，并通过塑造智勇双全的女侦探人物向人们证实，女性也能在这种“男性化”的职业中一展才华。同时，小说也展示了现代社会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和变化，对如何实现两性之间的和谐发展提出了设想。玛西亚·缪勒(Marcia Muller)、比尔(M．F．Beal)、丽莎·科迪(Liza Cody)，吉莉安·斯洛沃(Gillian Slovo)、瓦尔·麦克德米、莎拉·杜南(Sarah Dunant)等女性主义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侦探小说，宣传女性主义思想。芭芭拉·威尔逊创作了广受欢迎的《无聊的下午》(1990)，并因此获得了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奖。到1980年代，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在英国和美国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出版现象，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由于长久以来侦探故事的英雄原型与一些传统上与男性相关的规范的联系非常紧密，很多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是否能够成功占用侦探小说这个阵地表示了质疑。塔妮亚·莫德尔斯基(Tania Modleski)在其著作中回顾了每种类型的历史，并认为在整个20世纪，包括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在内的各个类型小说都保持了基本不变的写作母题和模式，并未取得实质上的进步[24]。宝琳娜·帕默(Paulina Palmer)等评论家无法认同女性主义者挪用传统类型小说的行为，不愿意承认女性侦探小说家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是成功的事实[25]。因此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家们要在作品中注入女性主义思想，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传统侦探模式下的读者期待，例如侦探必须具备果断勇敢、绝不屈服等传统观念中属于男性的特征。一是女性规范描写下的读者期待，例如女性必然亲善和蔼、富有爱心，代表着和谐的价值观念。此外，在女性主义侦探小说中，对女主角的性格塑造和爱情生活的表现，很容易使得女侦探的成功或独立性受到质疑，从而使作品作为一部侦探小说的地位遭到破坏。因此，如何处理侦探小说中的性别塑造，是女性主义作家面临的一个难题。美国侦探小说家J·A·詹斯在自己创作的两个侦探系列小说中，通过逆转与扩展的巧妙手法，积极改变性别的原有内涵，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她的侦探小说既含蓄地修改了传统的侦探模式，改变了男性侦探角色塑造中的偏见与局限，同时塑造了新的女性侦探形象，使侦探小说成为一种表现男性和女性不断成长的文学模式。
詹斯创作的博蒙特系列的小说，从1985年第一部《判决有罪之前》(Until Proven Guilty)开始，到2007年的《被剥夺的正义》(Justice Denied)，已出版了18部。通过观察博蒙特系列的写作模式，可以看出每一部新小说都是对之前作品的继承、逆转与发展。自从在《判决有罪之前》中首次亮相后，博蒙特的行为和主要性格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符合以英雄冒险行为为叙事基础的侦探小说。这种包含着某些固有特征的基本模式，为博蒙特日后的行为变化和性格发展提供了基础。
博蒙特系列的基本模式首先反映在博与家庭的关系上。博蒙特的出身决定了他的英雄气质，也使他成为家庭生活和规范的局外人。博蒙特不知道他父亲的真实姓名，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还没来得及跟母亲结婚就死了。博蒙特的外祖父母发现其女儿怀孕后就和她断绝了关系。博蒙特声称自己同情女性，因为他觉得母亲独自把他抚养成人实在是一件英雄之举。他不把家庭生活放在心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根据他的道德规范，他“拿一整天的工资就要为人民做一整天的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首先是一个侦探”[26]。他“大多数时间在热狗屋饭店吃饭，那里的服务员知道他喜欢辣味热狗和纵横字谜游戏”[27]。在整个博蒙特系列中，他的家庭只是被蜻蜓点水般地提及。对家庭生活的漠视，对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的缺席，成了塑造他作为侦探身份的基础。
其次，博蒙特系列的基本模式也体现在他的爱情生活中。在《判决有罪之前》中，博蒙特的爱情经历，成为了塑造和影响他未来生活的基础。博蒙特在调查一个5岁女孩的死因时，遇见了安妮·科利(Anne Corley)。她身着红色礼服，开着红色保时捷，姿态优雅，并且是一户殷实之家的女继承人。但他们结婚之后，博蒙特才意识到安妮具有双重人格:一个是他爱着的完美女人安妮，另一个却是精神错乱的杀手。她替乱伦罪的受害者报仇，并亲手杀死了犯罪嫌疑人。婚礼后不久，安妮就让博蒙特以自卫的名义杀了她。博蒙特在爱情生活中的挫折，使他接下来在与女性建立认真的长期关系时多少会遇到困难，但这次婚姻同时也使他继承了一份丰厚的财产，这使得他和朋友的许多问题魔法般地迎刃而解。他不再为工资而工作，享受着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使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对官僚的敌对态度。除了财产，他还继承了安妮在亚利桑那州的律师拉尔夫·埃姆斯(Ralph Ames)。他后来成了博蒙特的好朋友、纠纷调解人、财政顾问和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博蒙特的这些经历，正好把他置于杀死危险美人的私人侦探的传统中，同时也贴近了另一个侦探小说传统，即一名贵族侦探凭借财富和背景，采用非同一般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与侦探小说宣扬其主角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是一脉相承的。
在保持了传统男性侦探元素的基础上，詹斯在小说中对博蒙特的部分性格特征进行了逆转，重新定位博蒙特的角色，让他远离孤立，并与女性伙伴、团体生活和家庭生活建立更多的联系。这些逆转因素主要表现在博对女人的欣赏、对朋友和团队的依赖以及对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回归。
博蒙特开始欣赏他的女同事的能力，在《躺下等待》(Lying in Wait)中，他认为两名女法医是“有才华的女人，她们机警、政治敏锐……在这个传统上不属于女人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28]。他和搭档苏·丹尼尔森(一位单身母亲)合作得很好，并总结了他们两人关系的互利方面:“你给我培养孩子方面的建议，我教你怎样和同辈相处。”[29]他们的工作任务跟她的家庭事务有时会产生冲突，但博蒙特意识到不能因为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而把她排除在任何行动之外。
随着小说系列的推进，博蒙特开始更多地依靠与其他警官及同事的团队合作。他的第一个搭档罗恩·彼得斯因公致残后，被重新安排到情报部门工作，经常为博蒙特提供重要的信息，使调查工作得以在更全面的背景下开展。和同时代的女性主义私人侦探小说家一样，詹斯让她的男性侦探变得不再那么孤立，其人际关系的建立不再仅仅出于职业考虑，而是具有建立个人情谊的双重目的。这些关系让他看起来更有人性，同时对他解决案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博蒙特与罗恩·彼得斯的两个女儿关系亲近，有时像父亲一样地照顾她们。另外，律师拉尔夫·埃姆斯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帮助博蒙特扫除调查中的障碍，并帮他处理财政和公司业务。他还处理调查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并为调查过程中无辜的受害人提供免费服务。埃姆斯还替博蒙特安装电话答录机，做美味的饭菜，并鼓励博蒙特忘记他和安妮·科利的经历去和别的女人约会。埃姆斯的种种行为，集中体现了朋友的重要性，是詹斯对博蒙特早期封闭性格的逆转。
更重要的是，随着该系列的发展，博蒙特克服了酗酒的毛病，重新建立了和儿女们的联系，并开始和成熟的职业女性恋爱。詹斯抛弃了硬汉侦探总是遭遇不幸爱情的陈词滥调，让博蒙特与成熟而漂亮的女性发展认真的恋爱关系。詹斯在不同的小说中引入了一些强势的女权主义角色，如总裁玛丽莲·赛克斯和艺术家罗达·亚特伍德。这些女性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与博蒙特的恋爱最终失败。恋情结束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女方接受不了博蒙特因为忙于工作而对她们的忽视;或者是因为想要孩子，却无法获得博蒙特的认同。在整个系列里，博蒙特的性格从硬汉原型开始走向偏离，他变得更加懂得反省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过失对周围人的影响，并接受他对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他开始承认由于自己对家庭生活的忽略，摧毁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并使他和孩子们的关系变得疏远。
此外，詹斯还用讽刺的手法减弱男性侦探人物的英雄主义色彩。有时博蒙特会讽刺自己行为过时、与现实脱轨的荒唐想法，他自嘲道:“J·P·博蒙特骑马去救人，但那里没有人。这就是我的生活故事。”[30]小说有时取笑博蒙特的男权主义观念，例如当他告诉罗达·亚特伍德“枪就像女人。它们的基本装备相同，但你必须对每一支枪现场试验才能知道它的性能”时，罗达反驳说:“这对每个现场试验的人也不一样。”[31]罗达的话让博蒙特感到理亏，明白自己的观点已经站不住立场。小说明确地指出，任何聪明的女人都应该挑战类似于博蒙特所持有的那些错误的言论和观点。小说对博蒙特的讽刺态度和博蒙特对自己的讽刺态度，凸显了这个系列的幽默特质。
此外，詹斯含蓄地批评了传统侦探小说的一些反社会行为，例如对暴力的滥用。评论家克莱格·福特(Creg Forter)就曾指出，在传统侦探小说中，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侦探被建构成男性力量的标志，他们“放纵地使用暴力，认为这种暴力对净化社会是必需的”[32]。但是詹斯所塑造的博蒙特的性格中没有早期侦探的无节制和无端的暴力，博蒙特的好朋友中，也没有那种容易激动而诉诸暴力的人物。虽然博蒙特有时会生气，但从来不会极端到杀死或伤害他人，他只有在遭到攻击和自卫的情况下才会出手。此外，詹斯把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强势特征重新定义为弱势特征，例如把酗酒、固执以及缺少人际关系看作是失败和弱点的标志，而不是对孤胆英雄的证明。
在继续创作博蒙特系列的同时，詹斯于1992年开始创作乔安娜系列。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小说是1993年出版的《荒芜的心》(Desert Heart)，而2008年出版的《控制损害》(Damage Control)则是本系列的第13部小说。该系列以女侦探乔安娜·布莱迪为主角，系统而整体地展现了乔安娜从一个悲伤的寡妇变成一名合格警官的渐进式发展历程，显示出与博蒙特系列相当不同的叙事模式。在《荒芜的心》里，乔安娜丈夫的安迪·布莱迪正在竞选警长，却意外地被人谋杀。故事发展到《失乐园》(Paradise Lost，2001)的时候，乔安娜再婚了，并决定在重新选举时竞选该职位。而小说系列再发展至《控制损害》的时候，乔安娜已经成为了一名老练的警官。虽然每部小说展现的是一次独立、完整的案件调查过程，但这些小说总和起来，就是乔安娜的生活的渐进过程，表明她个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的经历使得她更多地发现自己的身份、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也让她意识到她在学习和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塑造乔安娜的这些经历和感悟，表现了对女性特质和女性价值的强调和肯定。普利西拉·沃尔顿(Priscilla Walton)曾撰文指出所说，女侦探小说通过挖掘和展示女性的潜质，对男性侦探小说的诸多模式进行了逆转，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以强悍的男性特征为主导的侦探小说[33]。
首先，乔安娜坚信集体价值观的重要性，将警察工作看成为集体服务，而不是强调惩戒个人犯罪。同时，她关注得更多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而不是机械地完成法律文书，虽然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管理者，从来都严格遵守规则并及时完成文书工作。布莱迪与她圈子里的人有很多联系，这些关系形成了一个帮助她追查和侦破案件的网络。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需要旁人来帮助她照顾孩子，为她提供建议和支持。例如前夫布莱迪的父母、牧师朋友玛丽和现任丈夫杰弗里。竞选警长获胜后，乔安娜被要求提供一张照片，用于警长的官方照片展示。她选择了一张自己身穿女童子军制服的个人照。这一形象表现了她对团队和集体价值观的忠诚，同时也暗示了她对男性权力的拒绝。乔安娜把警察工作定义为一种为集体服务的形式，她所履行的职责范围是维护社区治安，这项职责被女权主义警察组织认为最好地展现了女权主义者的价值，而不像男性警察的工作那样强调对罪犯进行惩罚。
其次，女性所体现的道德意识和人际交往的密切联系，在乔安娜身上得到了有力的展现。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认为，女人的道德责任意识往往源于个人关系，而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规范[34]。在乔安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对家人的爱和承诺而产生的道德意识，影响和决定着她的侦探工作。乔安娜的个人身份和警察身份的影响因素首先来自她的父亲。由于乔安娜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她的警长父亲汉克·D·莱思罗普一直把她当儿子看待和培养，叫她“小汉克”，教她射击、玩扑克牌。从乔安娜的个人生涯可以看出，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系列男性期待和做侦探工作的潜在天赋。她通过运用这些天赋，推翻了人们对于她作为女人的传统偏见，从而使她在工作和与他人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对乔安娜的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她的丈夫安迪。在乔安娜系列的第一部小说开始时，乔安娜在一家地方保险公司工作，并且成为了公司合伙人，而安迪已经决定与时任警长竞争，并正在搜集证据，力图揭露与警长关系密切的毒品犯罪分子。当安迪和乔安娜正准备庆祝他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之时，安迪被毒品犯罪分子射杀，还被诬陷成毒品团伙的头目，为了避免暴露而自杀。调查案件的警官、包括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官员都认为乔安娜可能是毒品交易的一分子。因此，乔安娜决心成为一名侦探来洗清她和丈夫的名声。如果没有丈夫的意外事件，乔安娜本来应该会延续在保险公司的工作，而不会去竞选警长。但由于对爱人的承诺和责任，她决定去履行这一使命。如果说乔安娜从父亲身上继承的是期待和天赋，那么她从丈夫那里继承的则是职业责任。
最重要的是，乔安娜体现了女性如何通过完善自我、实现个人成长的过程。乔安娜在当选警长以后，一边展开侦探工作，一边收获工作和生活中的经验和智慧。在该系列第二部小说《墓碑勇气》(Tombstone Courage)中，她努力地克服手下职员对她这样一个没有官方背景的女警长的敌视态度。尽管她击败了竞选对手迪克·瓦兰德和弗兰克·蒙托亚，但她尽力争取与他们取得和解，并说服他们加入她的团队。当她了解到警员们所信奉的“墓碑勇气”后，意识到这是引导警官冒险、死亡的鲁莽的勇气，就越来越清楚地强调进行更多训练的必要性。在第三部小说《开枪/不要开枪》(Shoot/Don't Shoot)中，乔安娜在亚利桑那州警官学校参加培训，在那里她遇到了更多制度方面的性别歧视和骚扰，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反而在工作上更加游刃有余，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更为果敢、练达。在《骷髅峡谷》(Skeleton Canyon)中，她抑制住自己的恻隐之心的冲动，没有立即去营救一名受伤的持枪歹徒，这表现了她从警察新手到老练的执法者的转变。“乔安娜……过去总是认为自己心软——是那种容易被伤感故事骗取同情的人……这次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对付的人，是一条受伤的响尾蛇而不是一只受伤的狗。”[35]看到歹徒受伤被困在车内，她没有像一般传统女性那样大发慈悲地把他从车里拉出来，而是爬到车上以便更好地观察，结果她发现他手里正拿着一把刀等着她。在该系列2002年出版的小说《失乐园》(Lost Paradise)里，乔安娜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更为深切的使命感。在森林里追踪杀人犯时，她“突然感到自己离死去的丈夫和父亲越来越近，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就像她又在听他们曾经常给她讲的事情——随时准备去保家卫民。他们两个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不可能再做别的事情了”[36]。当乔安娜在逮捕一个女杀人嫌疑犯时，脸部被那个女人像门把手一样大的钻石划出了一道三英寸的伤口，这伤疤像是一次仪式，标志着乔安娜完成了这样一个嬗变:从求助者、到拥有男性一样的权力、最后成为行使该权力的人。她不仅在内心获得了成长，在工作中也不断地变得更为强大。
传统侦探小说中性别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的，为了推翻这种陈旧的性别定义，以詹斯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们应对的方法不是单纯地排斥传统叙事模式，而是有意识地应用这种叙事，并将之与其他手法进行有意识的结合。詹斯在创作博蒙特和布莱迪的侦探系列小说时，使用了不同的文学模型来塑造不同的结果。博蒙特的人物原型显然是传统的硬汉侦探，是与犯罪斗争的专家。但是，虽然博蒙特的性格具有传统规范所定义的男性特征，但其硬汉特征的“硬”的边缘已经被软化，其性格内涵也随之逆转。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不再那么孤立和独立、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更和谐，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成年孩子们的生活中。在乔安娜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首先强调乔安娜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的身份，她身上仍带有传统女性所固有的局限和弱点。随着故事的发展，她的侦探技能日益增强，越来越具有作为法律从业人员的权力和威严，凸显了她在这个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职业中的出色表现。她实现了自己的独立和权威，而她所遵守的行为规范，显示出了女性所特有的素养和优势，体现了詹斯所推崇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念。
詹斯所创造的这两个角色在显示了传统规范下的性别特征的同时，对其内涵进行了逆转和扩展，逾越了性别之间的界限，加强了两性之间的联系与融合。由于这两个系列都提倡女性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自由，提倡男女两性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而不是对男性特质的彻底否定以及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彻底推翻，因此它们是自由女性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詹斯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思想，排除了女性分离主义的单质性文化倾向，同时脱离了对男性的情绪化对抗，因而具有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和理性的建构姿态，使得侦探小说成为了探讨女性主义问题这样一个具有历史延展性的文化命题的特殊载体。
【注释】
[1]Steven Knight，“Radical Thrillers”in Bell and Daldry(eds．)，Watching the Detectives，pp．172-187．
[2]Rosalind Coward，and Linda Semple，“Tracking Down the Past:Women and Detective Fiction”，in Helen Carr(ed．)，From My Guy to Sci-Fi，p．54．
[3]Ibid．，p．44．
[4]Ian Ousby，The Crime and Mystery Book:A Reader's Compani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7，p．15．
[5]M ichelle Slung，Crime on Her Mind:Fifteen Stories of Female Sleuths from the Victorian Era to the Forties，Harmondsworth:Penguin，1975，p．19．
[6]Ibid．，p．19．
[7]Steven Knight，“Radical Thrillers”，in Bell and Daldry(eds．)，Watching the Detectives，p．175．
[8]Martin Priestman，Detective Fiction and Literature:The Figure in the Carpet，London: Macm illan，1990，p．203．
[9]“十条戒律”不允许出现未知的毒药或工具、非自然力量或幽灵;侦探必须宣布他的所有线索，并且不能靠偶然或者直觉发现线索;他也不能是罪犯;小说中只允许出现一间神秘的房间;小说开头就必须介绍罪犯等等。引自Ian Ousby，The Crime and Mystery Book:A Reader's Compani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7，p．67．
[10]Patricia Craig and Mary Cadogan，The Lady Investigates:Women Detectives and Spies in Fi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46．
[11]Barbara A．Rader and Howard G．Zettler(eds．)，The Sleuth and the Scholar:Origins，Evolution，and Current Trends in Detective Fiction，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1988．
[12]Maureen T．Reddy，Sisters in Crime: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New York: Continuum，1988，p．2．
[13]Sally Munt，“The Investigators:Lesbian Crime Fiction”，in Susannah Radstone(ed．)，Sweet Dreams:Sexuality，Gender and Popular Fiction，London:Law rence and W ishart，1988，pp．91-120．
[14]Sally Munt，Murder by the Book?: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ondon:Routledge，1994，p．200．
[15]Peter Messent(ed．)，Criminal Proceedings: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me Novel，London:Pluto，1997，p．123．
[16]Victoria Nichols and Susan Thompson(eds．)，Silk Stalkings:When Women Write of Murder，Berkeley:Black Lizard，1988．
[17]Victoria Nichols and Susan Thompson(eds．)，Silk Stalkings:More Women Write of Murder，Langham，Md:Scarecrow Press，1998．
[18]Priscilla L．Walton and Marina Jones，Detective Agency:Women Rewriting the Hard-Boiled Tradi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24．
[19]Sara Paretsky，Burnmarks，London:Virago，1990．
[20]Babara W ilson，Gaudi Afternoon，Seattle:Seal Press，1990．
[21]Christopher Gair，“Policing the Margins:BarbaraW ilson's Gaudi Afternoon and Troubles in Transylvania”，in Peter Messant(ed．)，Criminal Proceedings，London:Pluto，1997，p．123．
[22]Carol Heilbrun，Writing a Woman's Life，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8，p．5．
[23]Merja Makinen，Feminist Popular Fiction，Hampshire:Palgrave，2001，p．100．
[24]Tania Modleski，Loving with a Vengeance:Mass 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Hamden，Connecticut:Archon，1982．
[25]Paulina Palmer，“The Lesbian Thriller and Detective Novel”in Elaine Hobby and Chris White(eds．)，What Lesbians Do in Books，London:Women's Press，1991，p．2．
[26]J．A．Janice，Failure to Appear，New York:Avon，1993，p．145．
[27]J．A．Janice，Birds of Prey，New York:W illiam Morrow，2001，p．12．
[28]J．A．Janice，Lying in Wait，New York:Avon，1994，p．22．
[29]Ibid．，p．14．
[30]J．A．Janice，Trial by Fury，New York:Avon，1986，p．270．
[31]J．A．Janice，Minor in Possession，New York:Avon，1990，p．275．
[32]Creg Forter，Murdering Masculinities:Fantasies of Gender and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Crime Novel，New York:New York Up，1979，p．219．
[33]Priscilla L．Walton，Detective Agency:Women Rewriting the Hardboiled Tra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34]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5]J．A．Janice，Skeleton Canyon，New York:Avon，1997，p．339．
[36]J．A．Janice，Paradise Lost，New York:W illiam Morrow，2002，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