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类型小说的理论批判
历史上有少数理论家和批评家，例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及其妻子等人对类型小说进行了比较细致深入的分析，大多数理论家都是针对包括类型小说在内的大众文化这个整体现象进行批判。
从总体上看，现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经过了从批判到辩护的转向。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这是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由来已久的传统。事实上，从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看，最早对文化进行理论思考的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就持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立场，赋予了文化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看来，文化关涉人的精神生活，它存在于人的心灵;与文化相对的概念是文明，它关涉人类的物质生活。阿诺德把文化的重任赋予了中产阶级，而这首先要求排除功利主义对中产阶级思想的污染，使他们成为真正有修养的阶级。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重要思想来源的利维斯主义(Leavisism)也为大众文化的批判提供了资源。在20世纪的30年代，《细绎》(Scrutiny)杂志的创始人F·R·利维斯和他的妻子Q·D·利维斯(Queenie Dorothy Leavis)就对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冲击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对大众文化及传媒施加给大众的消极影响作出了批判。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所奠定的文化精英主义传统，坚信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利维斯认为，工业革命的冲击使得原本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裂变为庸俗的代名词，变成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标准化和平庸化的内容取悦大众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征服了所受教育较少的大众，它还向少数人所控制的精英文化发起了冲击。基于这种认识，利维斯呼吁少数人行动起来，主动抵制泛滥的大众文化。
利维斯把文化“堕落”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化所带来的批量生产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具有相似性。同利维斯相比，法兰克福学派所面临的社会语境更为复杂，斯特里纳蒂指出:“在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垄断之中，消费者的资本主义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通俗文化和大众媒介出现与发展之语境的各种关键特征。”[1]作为一个主要由犹太学者组成的“左派”知识分子团体，法兰克福学派深受纳粹党迫害，所以，该学派的理论家对纳粹党的专制统治及其专制文化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对德国纳粹统治下的文化进行了痛彻的批判。纳粹迫害造成的心理创伤使他们对于极权主义非常敏感。他们发现，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虽然和纳粹德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美国的社会仍然是一体化的社会，美国的文化仍然是标准化的单质文化，这种单质的文化仍然是极权统治的帮凶。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把美国的大众文化与德国纳粹文化等量齐观是很偏颇的一种态度，但他们对美国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的批判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们既通过美学批判谴责大众文化的标准性与齐一性，也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谴责极权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对人民的操纵与蒙蔽。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们不仅仅把大众文化批判与现实语境相结合，还把这种批判与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审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的批判理论具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觉。在一定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批判的坐标，成为人们继续对大众文化展开探讨的理论基点。
自阿诺德开展文化研究以来，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判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调，但这种状况随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崛起而得到了改观。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了为大众文化辩护的逻辑，从而同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对峙的两极。事实上，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存在着维护大众文化的“不和谐”的声音，其典型标志就是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 in)从技术乐观主义角度对大众文化的辩护。但是，由于本雅明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微妙关系，他的观点时常被人们所忽略。而文化研究学派拒绝高雅和低俗的文化二分法，将所有文化形式看作连续统一的文化表现。他们试图重新定义大众文化、传媒和日常生活的文化，将大众文化合法化、政治化、独立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本身的价值。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文化理论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后现代主义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思想潮流。作为对美学现代主义的反对而发端于建筑领域的这一思想倾向，迅速传播到艺术、文化乃至哲学领域，从而形成了对现代性的合围之势。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文化同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这是没有异议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大行其道并日益蚕食原本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的传统空间的情况下，如何对之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成为摆在文化理论界面前的重要任务。美国学者詹明信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一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化相比在美学意义上的欠缺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从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调的文化分期理论出发，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而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也成为大众文化的辩护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