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侦探小说的批判与影响
1975年米歇尔·斯朗(M itchelle B．Slung)发表了《她关注的犯罪:从维多利亚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15篇女侦探故事》(Crime on Her Mind:Fifteen Stories of Female Sleuths from the Victorian Era to the Forties)，对文学历史上男女作家创作的“女性侦探”进行了梳理。她开篇指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共出现了60多位女侦探，包括从爱德华时代初次进入社交界的少女到聪明的轻佻女郎，从爱管闲事的老年妇女到理智的情妇。斯朗把这种现象与“新女性”文化(拒绝家庭事务，追求刺激和事业)的出现联系起来，虽然她指出在现实中女性也许并不能成为警察侦探。在早期侦探小说中，侦探们在职业工作中过分表现女性特质，通过女性直觉解决案件。在20世纪早期，这种范式开始确立，女侦探依靠乏味的女性常识去断案，而男侦探则依靠推理过人的才智来解决案件。
厄尔·巴根尼尔(Earl F．Bargainnier)将斯朗的工作往前推进了一步，她于1981年编辑了《十个神秘的女人》(10 Women of Mystery)，其中有10篇介绍女性作家的文章。她在此书的介绍部分中指出，在让女作家和她们的女主角同时受到男女读者广泛欢迎这方面，侦探小说是独占鳌头的。不久，凯瑟琳·格里高利·克莱因(Kathleen Gregory Klein)1994版的《伟大的女性侦探小说作家:从经典到当代》(GreatWomen Mystery Writers:Classic to Contemporary)介绍了117位受欢迎的女性侦探作家。
1980年代中期，对侦探小说的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出现，大多数出现在规模较小的类型小说杂志上，如《线索:侦探杂志》(Clues:A Journal of Detection)，而且这些文章的女性主义批评色彩并不浓厚。简·彭内尔(Jane C．Pennell)的《女侦探:女性解放运动前后》(“The Female Detective:Pre-and Post-Women's Lib”)讨论女侦探婚后是否选择工作的问题。珍妮·艾迪森·罗伯茨(Jeanne Addison Roberts)在《女性主义的谋杀:阿曼达·克罗斯对女性身份的重建》(“Fem inist Murder:Amanda Cross Reinvents Womanhood”)一文中，对卡罗琳·海布伦(Carolyn Heilbrun)的分析很有见地，她阐述了女性主义理论是怎样影响了卡罗琳·海布伦的后期侦探小说，以及女性主义的发展是怎样把女主角从兼有男女两性特质，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形象。
198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派翠西亚·克雷格(Patricia Craig)和玛丽·卡多根(Mary Cadogan)的《女性调查:小说中的女侦探》(The Lady Investigates:Women Detectives and Spies in Fiction)，将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带入了文学主流。关于侦探小说的女性主义争论开始于1980年代末期。《女性调查》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大西洋两岸的女侦探形象，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这本书以详尽的、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对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例如，作者认为克里斯蒂把马普尔小姐的八卦和爱管闲事转化为了对社会更有用的品质，但她爱傻笑和优柔寡断的性格，仍然象征着一个恭敬顺从的女性。作者总结认为，女侦探在开始阶段是多愁善感的、中间是脱离常规的、最后变成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有效角色。女侦探作为一个作家塑造出来的角色，是两种品质的“最实际、最吸引人和最和谐的体现，这两种品质在过去常常与女性无缘:那就是行动的能力和实际的智慧”[10]。
同年，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开始探讨侦探类型是不是一种不适合女性主义者的小说类型。她考察了柯荻丽亚·葛雷(Codelia Gray)和吉麦玛·肖尔(Jemima Shore)塑造的新生代自由、敏捷、性感的女侦探，认为虽然她们有能力挑战侦探小说的规则，但她们不能影响这一类型本身的保守政治。许多伟大的女作家如克里斯蒂，塞耶斯和詹姆斯都创作关于性和社会的保守题材，她们都把女性的性作为犯罪的扰乱因素，并把个人责任作为犯罪的原因。虽然女性主义作家用男性罪犯来表现社会压力，并用性生活自由开放的女主角来挑战女性的性作为社会混乱原因的描写，她们的女主角仍是资产阶级的城市职业侦探，维护的是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卡普兰在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真正的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存在的话，它是否会失去这一类型的叙述乐趣。
1986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侦探小说的会议，有一个部分是“女性和犯罪小说”，主要演讲者是卡罗琳·海布伦(Carolyn Heilbrun)和阿曼达·克罗斯(Amanda Cross)。两年后这次会议的讲稿被收录在《侦探与学者:侦探小说的起源，发展及当代趋势》(The Sleuth and the Scholar:Origins，Evolution，and Current Trends in Detective Fiction)[11]中出版。海布伦的《主题演讲:性别与侦探小说》(“Keynote Address:Gender and Detective Fiction”)认为英国侦探小说一直都是兼具男女两性的，男侦探是有魅力的、女人气的;而美国侦探小说最近才采用了这一形式。她认为兼具男女两性的特质是对性别范式的对抗，因此侦探小说挑战了传统性别内涵，而且事实上，女性作家已经改变了这一小说的类型规则。
1988年有两本对性别持不同观点的书出版:雷迪(Reddy)的《女性犯罪小说作家》(Sisters in Crime)和克莱因的《女侦探》(The Woman Detective)。凯瑟琳·格里高利·克莱因(Kathleen Gregory Klein)的《女侦探:性别和类型》(The Woman Detective:Gender and Genre)认为这一类型是保守的，把女性放置在中心位置的变化只是表面的。克莱因在回顾这一类型的历史时，把分析限定在职业侦探范围内，而忽视了更具有颠覆性的业余侦探小说，而业余侦探们已经做了很多她呼吁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应该做的事情。克莱因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对通俗文化持反对性立场，这使她无法对女主角进行细致的女性批评，并使得她得出结论，认为当女性主义写作试图与侦探小说融合时，侦探小说类型的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
莫林·雷迪(Maureen T．Reddy)的《女性犯罪小说作家:女性主义与犯罪小说》(Sisters in Crime: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回顾了近期犯罪小说中各种各样的女主角:业余的、学术的、警察和女同性恋侦探。雷迪也认为侦探小说是保守的，但通过将这一类型进行分类研究，能够看出女性主义变化。10条关于公平竞争的“黄金戒律”把侦探小说定义为是男权主义的，因为它是一种线性程序，并通过男性权威形象赶走扰乱性因素。女性主义作家建立了一个反传统，这被她称之为“犯罪小说”。她认为女性主义的重写具有“拒绝线性发展模式、消除既定的权威并运用对话体的形式的特点”[12]。莉莲·奥丹尼尔(Lilian O'Donnell)的小说只是改变了主角的性别而保留了父权制文本，派瑞斯基塑造的华沙斯基(V．I．Warshawski)这一女侦探形象则重新划定了“冷硬派”侦探小说的界限，并迫使读者重新考虑他们通常的阅读方法。最激进的、颠覆的文本来自正在发展的女同性恋侦探小说，它挑战着类型规则并批评社会结构。
同年，萨利·穆特(Sally Munt)的文章《调查者:女同性恋犯罪小说》(“The Investigators:Lesbian Crime Fiction”)[13]认为，成功的女同性恋侦探小说批评了整齐划一的文本结尾，尤其是千篇一律的主观主义。侦探小说的叙述乐趣来自于发现。在最具有颠覆性的女同性恋侦探小说中，认同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反映了欲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后几年，潘多拉出版社负责“女性犯罪作家”系列丛书的编辑罗瑟琳·科沃德(Rosalind Coward)和琳达·森普尔(Linda Semple)开始讨论女性创作的被遗忘的作品，以此来挖掘侦探小说更激进的经典作品。她们发表了《追踪过去:女性与侦探小说》(“Tracking Down the Past:Women and Detective Fiction”)一文，指出女性作家的侦探小说正在复苏的现状，详细阐述了早期女性作家的隐藏的传统，并分析了为什么女性如此擅长犯罪小说的原因。她们反对类型小说必然是保守的和男权中心的观点，因为她们认为类型的界限是流动的且经常是颠覆性的。女性作家不一定更具有进步和激进的立场，但她们中的许多人从1940年代已经开始讨论女性的私生、堕胎和无权状况。现在的女作家又增加了色情文学、强奸和性暴力等问题，来审视性别问题中的受害地位。她们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逾越性的文学，如果考虑到业余侦探，这一类型还是一种不太重视法律和秩序的文学。女性一直被犯罪作品吸引，是因为它的关注点和冲突性与女性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年出版了4篇关于女性主义挪用的论文。玛奇·洪姆(Maggie Humm)的《女性主义侦探小说》(“Fem inist Detective Fiction”)认为女性主义侦探作家正在通过讨论这一类型的局限性来讨论女性目前经历的界限。洪姆运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人类学著作中关于界限的学说来定义性别，她认为传统的侦探小说通过维持界限来驱除异己，并加强道德共识，而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则跨过了界限，通过把性别政治与经济和父权制压迫联系起来。她们的书反对线性秩序和个人视野，她们的侦探表现得更有集体性，是团队中的调节者，更关注家庭事务而不是公共事务。因此女性主义作家挑战了对女性的遏制规则。
莫林·雷迪的《女性主义犯罪小说中的反传统:克罗斯，格拉夫顿，派瑞斯基及威尔逊》(“The Feminist Counter-Tradition in Crime: Cross，Grafton，Paretsky and W ilson”)继续详细探讨女性主义作家是怎样创造反传统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是女性侦探权威和权力的来源，而腐败与资本主义男权制相联系。在女性主义侦探小说中，真相是相对的，秩序通常是犯罪的根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被看做比抽象的公正更重要。女性主义侦探卷入案件，结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平等的姐妹关系，而不是爱情或独自隐居。
琳恩·帕克特(Lyn Pykett)的《女性调查:女性主义下的女侦探》(“Investigating Women:the Female Sleuth after Feminism”)对新出现的一些女性主义犯罪小说持更加怀疑的态度，她认为不是所有女性作家都在真正挑战这一类型的保守价值观，但一些女作家确实是在进行这一工作。弗雷泽(Fraser)、詹姆斯和克罗斯只是通过加入更现代、年轻的女性侦探“更新”了这一类型，而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在挪用这一类型时探索了它的政治导向。对种族、阶层、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的讨论导致了思想性小说的出现，在这些小说中，侦探形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安·克兰尼·弗兰西斯(Anne Cranny-Francis)的著作中有一章是“女性主义侦探小说”(“Feminist Detective Fiction”)，她在文中认为侦探小说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传统的侦探小说经典和哥特小说为例)，因此女性主义者需要改变读者的立场，并挑战规则以有效地挪用这一类型的意识形态。她承认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具有一些新颖的要素，例如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侦探拥有专职工作，成为经济独立、性自主、聪明和勇敢的女主角，并抱着客观的态度投入到调查中。罪犯常持有父权制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但业余侦探们更具实验性的调查模糊了罪犯和受害人的界限。然而，克兰尼·弗兰西斯质疑对这一类型进行挪用的尝试，认为对意识形态的严肃挑战会导致悬念的减少，其结果就是不可能保持侦探小说的写作规则，因此女性主义对这一类型的挪用会遭到阻碍，表现激进意识形态的小说不适合纳入侦探小说类型。
与克兰尼·弗兰西斯对类型规则的质问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极看法相反，马里恩·萧(Marion Shaw)和赛宾·范纳克(Sabine Vanacker)在《反思马普尔小姐》(Reflecting on Miss Marple)中乐观地评价了女性主义者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挪用。同年，宝琳娜·帕默(Paulina Palmer)的文章《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惊险小说与侦探小说》(“The Lesbian Fem inist Thriller and Detective Novel”)在讨论这一类型的问题上，进行了更具有实际内容的分析，对女性主义挪用侦探小说的可能性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帕默肯定规则是保守的，且有时是种族主义和嫌忌女人的。她认为女同性恋作家必须找到转变这些态度的方法。大多数女同性恋侦探是“冷硬派”，因为作品强调对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歧视的批评。作品采用不明确结尾的做法，也和女性主义小说如出一辙。女同性恋侦探小说也能够面对有关集体行为的问题，如女人之间的对抗和竞争。“冷硬派”侦探小说中的性征服传统，使她们能够写作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探索支配和服从的问题，以及观察的凝视问题。对帕默来说，女同性恋“冷硬派”小说成功地挑战了规则，重写了女性主义侦探小说。
大卫·格洛夫(David Glover)和科拉·卡普兰在《文化中的枪支?犯罪小说与通俗政治》(“Guns in the House of Culture?Crime Fi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opular”，1992)中认为，女性主义犯罪小说作家改变了人们对女性能力所受到的限制的看法，但他们指出这些关于女性和男性特质的变化常常出现在极其暴力的叙述中。他们回避了通常对暴力的批评谴责，认为暴力使得身份产生了理想的变化，因而带来了叙述乐趣。
萨利·穆特对当时女性主义侦探小说的研究《书中的谋杀:女性主义与犯罪小说》(Murder by the Book?: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分析了各种女性主义:自由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女同性恋、心理分析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萨利·穆特质疑了侦探小说本质上是以男性为中心、并嫌忌女人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者已经采用了一种讽刺的形式来戏仿父权制形式和准则。类型是动态的，“是一种文化代码，意义一直在变化”[14]。她认为女性主义侦探小说暴露了性和性别压迫，使罪行变成集体的和社会的。政治凝视被放置于重要位置，以揭示其性、性别和种族范式。萨利·穆特总结认为女性主义类型的高峰期是在撒切尔和里根的时代，即强调个人的时代。到了1990年代，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与女性主义出版社一起走向了衰落。
1995年凯瑟琳·格里高利·克莱因编写了《女作家，女侦探与女读者》(Women Times Three:Writers，Detectives，Readers)。她承认侦探小说这一类型是可变的，是作家和读者的对话。这11篇文章主要运用读者反应阅读的视角对作品进行分析。其中里阿娜·巴贝那(Liahna Babener)的《芭芭拉·威尔逊小说中的意识形态解析》(“Uncloseting Ideology in the Novels of BarbaraW ilson”)对女性侦探小说进行了多个层面的综合分析，她认为侦探小说支持保守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者挪用这一类型的尝试大多数是不成功的，因为她们没有摆脱这些父权制意识形态。然而，威尔逊的帕姆·尼尔森(Pam Neilsen)系列确实成功地打破了这种叙述程序，因为它通过采用扰乱性的元素、拖延结局、多种声音的叙述和对话体等手段，摧毁了侦探小说一致的标准，并用一种积极的、反抗性的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社区取而代之。因此，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重重困难，但威尔逊证明了破坏这一类型的词汇系统和创作女性主义的侦探小说的可能性。
格伦伍德·艾恩斯(Glenwood Irons)编写的《女性侦探小说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 in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包含了这一类型历史上关于性别问题的文章，包括阿米莉亚·巴特沃斯(Amelia Butterworth)以及莎拉·派瑞斯基等人的作品。关于女性主义对侦探小说挪用的问题，在本书各篇文章的写作者中存在着分歧，一些认为侦探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模式，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侦探已经失去了女性所特有的“不同”特质，并已成为男性中心现状的一员。凯瑟琳·格里高利·克莱因的《人身保护权:女性主义与侦探小说》(“Habeas Corpus:Feminism and Detective Fiction”)赞同里阿娜·巴贝那的看法，即芭芭拉·威尔逊能够毁坏女性特质和类型规则，来建立一种真正的女性主义类型。
1997年，彼得·梅森特(Peter Messent)的《犯罪过程:当代美国犯罪小说》(Criminal Proceedings: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me Novel)包含了三篇关于女性主义问题的文章。赛宾·范纳克(Sabine Vanacker)的《华沙斯基、琴赛·密荷恩和凯·斯卡佩塔:创造女性主义侦探角色》(“V．I．Warsawski，Kinsey M ilhone and Kay Scarpetta: Creating a Fem inist Detective Hero”)认为一个女强人主角使一个文本成为女性主义文本，因此派翠西亚·康沃尔(Patricia Cornwall)的小说能够纳入女性主义文本，尽管它强化了善和恶。宝琳娜·帕默的《女同性恋惊险小说:逾越性的调查》(“The Lesbian Thriller: Transgressive Investigations”)重复了早先1991年文章的主题，对威尔逊、温斯(W ings)和舒尔曼(Schulman)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并总结了关于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惊险小说在通俗文化领域里的争论。克里斯托弗·盖尔(Christopher Gair)的《对边缘人群的管理:芭芭拉·威尔逊的〈无聊的下午〉及〈寻爱之路〉中的问题》(“Policing the Margins:Barbara W ilson's Gaudi Afternoon and Troubles in Transylvania”)继续讨论威尔逊，并提出一个问题，即威尔逊与女性主义者身份的分离，以及她所具有的后现代的感知力是否对她写作一部类型侦探小说起到了阻碍的作用。犯罪行为的缺乏、流动性、主人公多变的身份以及没有中心的视角，这些特点虽然破坏了身份和父系结构的观点，但同时也“使犯罪小说类型延伸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最后走向内部崩溃”[15]。
普莉西拉·沃尔顿(Priscilla L．Walton)和玛丽娜·琼斯(Marina Jones)的优秀著作《侦探力量:女性重写“冷硬派”传统》(Detective Agency:Women Rew riting the Hard-Boiled Tradition)把这种女性主义批评延续到世纪末，对当时主流的和“冷硬派”传统做了深入的分析。她们同时还详细探讨了作品产量和作品受欢迎程度等问题。由于她们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因此反对这一类型本身是保守的观点，认为它是读者主导的、具有颠覆的潜能。她们认为女性主义者重新协商了“类型合同”，并认为女性主义侦探小说确实符合类型规则。和许多把“冷硬派”侦探小说看做对女性主义挪用最不利的女性主义评论家相反，她们认为女性主义“冷硬派”通过反对范式并揭示它们之间的矛盾来重写这种话语。“冷硬派”侦探小说的女性主义叙述者能够重塑主观性、质问政治凝视的内涵，以此来构建一种特别适用于对抗种族和民族结构的话语。主角的边缘化允许她在穿越性和性别界限的同时，对法律和犯罪进行质问。她们总结认为，“冷硬派”次类型成功地使广大读者能够去探索现存的性别结构和规则的界限。
提到女性主义对侦探小说这一类型的挪用，一些早期的女性主义作家原型经常被引用。阿曼达·克罗斯(Amanda Cross)的凯特·范斯勒(Kate Fansler)系列(开始于1964年的《最后的分析》，In the Last Analysis)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小说所涉及的都是比较纯粹的学术性谋杀案件。直到1981年克罗斯的《在终身职位死亡》(Death in a Tenured Position)才把女性主义问题摆在显要位置。1972年詹姆斯的《不适合女性的工作》(An Unsuitable Job for a Woman)(女主人公是柯荻丽亚·葛雷)备受女性主义评论家的争议，后来的葛雷系列小说渐渐淡化了侦探职业。
女性主义者对这一类型的重写真正开始于1970年代晚期。玛西亚·缪勒(Marcia Muller)的《埃德温的哑铃鞋》(Edwin of the Iron Shoes，1977)是莎伦·麦康(Sharon McCone)系列的第一部小说，它常被认为是第一本女性主义侦探书籍，虽然詹尼斯·劳(Janice Law)的安娜·彼得(Anna Peter)系列在一年前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大收益》(The Big Payoff)。比尔(M．F．Beal)也于1977年在《天使在跳舞》(Angel Dance)中创作了双性恋的女奇卡诺侦探凯特·古尔拉(Kate Guerrara)。
1980年代早期，美国三位主流女性主义私人侦探小说家出版了其畅销作品:丽莎·科迪(Liza Cody)的安娜·李(Anna Lee)系列，包括《上当者》(Dupe，1980);苏·格拉夫顿(Sue Grafton)的琴赛·密荷恩(Kinsey M ilhone)系列，包括《A不在现场》(A Is for Alibi，1982);以及莎拉·派瑞斯基的华沙斯基(Warshawski)系列，包括《索命赔偿》(Indemnity Onl y，1982)。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女性警察侦探，如苏珊·邓洛普(Susan Dunlop)的《报应》(Karma，1981)、瓦莱丽·麦娜(Valerie M iner)的表现阶级觉醒作品《同胞姐妹》(Blood Sisters，1981)及维基·麦肯诺(Vicki M cConnell)的作品《波特先生的信》(Mrs Porter's Letters)中的女同性恋侦探尼拉·韦德(Nyla Wade)。
19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侦探小说开始扩展。玛西亚·缪勒(Macia Muller)塑造了侦探伊莲娜·奥利弗莱兹(Elena Oliverez)［《死亡之树》(Tree of Death)，1983］，吉莉安·斯洛沃(Gillian Slovo)创作了具有激进意识的凯特·拜尔(Kate Baier)系列［《病态的征兆》(Morbid Symptoms)，1984］。一些产生重要影响的女同性恋侦探形象也第一次出现。凯瑟琳·福雷斯特(Katherine V．Forrest)创作了女同性恋警察凯特·德拉菲尔德(Kate Delafield)［《业余城市》(Amateur City)，1984，芭芭拉·威尔逊创作了帕姆·尼尔森(Pam Nilsen)系列［《集体谋杀》(Murder in the Collective)，1984］，莎拉·德雷尔(Sarah Dreher)创作了《瘾君子麦克塔维什》(Stoner McTavish，1985)。莎拉·舒尔曼的后现代女同性恋侦探小说《索菲·霍洛维兹的故事》(The Sophie Horowitz Story)于1984年发表。
1980年代晚期女同性恋侦探系列继续盛行，例如玛丽·温斯的作品《她来得太晚》(She Came Too Late，1987)中的爱玛·维克多(Emma Victor)，瓦尔·麦克德米(Val McDermid)的林赛·戈登(Linsay Gordon)系列［《谋杀报告》(Report for Murder)，1987］和玛丽昂·福斯特(Marion Forster)的《君主在飞》(The Monarchs are Flying，1987)。琳达·巴尼斯(Linda Barnes)是美国女侦探小说的第四大畅销作者，她于1987年开始创作卡洛塔·卡莱尔(Carlotta Carlyle)系列中的《傻瓜的麻烦》(A Trouble of Fools)(她从1982年开始创作了一个成功的男侦探系列)。卡伦·卡捷斯基(Karen Kijewski)的凯特·科罗拉多(Kate Colorado)系列开始于1989年的《卡特沃克》(Katwalk)。
1990年代早期瓦尔·麦克德米创作了更主流的凯特·布兰妮根(Kate Brannigan)系列，包括《山穷水尽》(Dead Beat，1992)。莎拉·杜南(Sarah Dunant)开始创作汉纳·沃尔夫(Hannah Wolfe)系列，包括《胎记》(Birth Marks，1991)。德博拉·鲍威尔(Deborah Powell)创作了喜欢说俏皮话的女同性恋侦探霍利斯·卡彭特(Hollis Carpenter)［《河口城市的秘密》(Bayou City Secrets)，1992］。芭芭拉·威尔逊创作了广受欢迎的《无聊的下午》(Gaudi Afternoon，1990)，并因此获得了“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奖”和“女同性恋兰巴达文学奖”。
英国主流犯罪小说奖项似乎比较青睐女性主义小说。1980年，科迪(Cody)的《上当者》(Dupe)获得“约翰·克雷西纪念奖”。1988年派瑞斯基的《中毒性休克》(Toxic Shock)赢得“银匕首奖”(the Silver Dagger，在最佳犯罪小说中排名第二)。1992年科迪的《巴克特·纳特》(Bucket Nut)获得“银匕首奖”。1993年获得银匕首奖的是杜南的《怀特兰兹》(Fatlands)。1995年瓦尔·麦克德米的《唱歌的美人鱼》(The Mermaid Singing)获得“金匕首奖”(the Gold Dagger)。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奖项没有颁给任何公开的女性主义犯罪小说。
从1980年代中期到晚期，女性主义侦探小说成为了一种广受关注的出版现象。本书只列举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者。1988年《当女性写作谋杀题材》(Silk Stalkings:When Women Write of Murder)[16]为读者列举了女性创作的将近600个系列侦探。1998年的《更多女性创作的谋杀题材》(Silk Stalkings:More Women Write of Murder)[17]又介绍了自1976年以来的187个侦探。虽然这些侦探并不都是女性主义者创作的，但这表明了一种出版现象。正如沃尔顿和琼斯在《侦探力量:女性重写“冷硬派”传统》中所指明的那样，主流神秘小说正在兴起，詹姆斯、迪克·弗朗西斯(Dick Francis)和埃尔·摩莱昂纳多创造了突破性的销量。班坦出版社(Bantam)的资深编辑凯特·米赛阿克(Kate M iciak)指出，女作者的书籍销量曾经不到25 000本，但到1989年她们的销量已经翻了一番，有些甚至翻了两番。1980年代期间，女性主义出版社渡口(Crossing)出版社、水中仙女出版社、潘多拉出版社、海豹出版社(Seal)、西芭出版社(Sheba)、斯宾斯特斯·因克出版社(Spinsters Ink)和女性出版社都有侦探系列的小说出版。
1980年代期间，比较成功的小说趋向于更主流化，而且常常更接近“冷硬派”，而更具女性主义的和实验性的作品常常表现的是业余侦探，由一些小的女性主义出版社出版。萨利·穆特在《书中的谋杀》中认为，这一类型在199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出版社的衰落开始衰落，但沃尔顿和琼斯反对这种说法。她们认为这一类型在1990年代一直在发展中，并由于更加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生活方式的主角的出现而被注入了新的活力[18]。她们指出，更多激进主义作家在没有改变自己小说的政治观点的情况下进入了主流出版社。女同性恋作家如凯瑟琳·福雷斯特、玛丽·温斯、莱德曼(J．M．Redman)、菲莉斯·奈特(Phyllis Knight)和桑德拉·斯科佩通(Sandra Scoppettone)到1990年都已经进入了主流出版社。此外还有非裔美国女侦探，比如瓦莱丽·威尔逊(Valerie W ilson)塑造的卫斯理·塔玛拉·海尔(WesleyTamara Hayle)和埃莉诺·泰勒·布兰德(Eleanor Taylor Bland)的马丁·麦卡利斯特(Marti MacAlister);美国本土侦探，比如珍·黑格斯(Jean Hagers)的莫利·比尔坡(Molly Bearpaw)和达纳·斯泰比诺(Dana Stabenow)的凯特·舒盖克(Kate Shugak);华裔美国侦探，比如莱斯利·格拉斯(Leslie Glass)的阿普里尔·乌尔(AprilWoo)、罗赞(S．J．Rozan)的莉迪亚·琴(Lydia Chin)和艾琳·林-钱德勒(Irene Lin-Chandler)的霍莉·珍·何(Holly Jean Ho)。
女性主义侦探类型继续在主流中盛行，虽然一些作家为了商业成功而减弱了女性主义的叙述，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必然要经历这种转变，她们在保持原貌的同时继续获得了很好的销量。女性主义侦探小说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流行是类型挪用的重点元素，那么女性主义侦探小说被证明获得了巨大和持久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