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描述
1
多么温暖的冬天啊，尽管外面的雪没有化的迹象，屋里却是阳光充沛。大块的阳光从玻璃窗进来，落在书橱上，落在地板上，落在姐姐的轮椅轱辘上。我在靠近窗户的地方看书，只为尽可能多地置身于阳光中。当该翻页的时候，我抬起了眼睛，回到了现实，我注意到了屋里的一切。
一切都那么安逸，在整体的整洁和局部的情趣中，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母亲照常做着一切，为我们洗漱完后，热上牛奶，把被子叠整齐，并将床单铺平整，她不允许床上有一点皱纹。她还会将桌子和所有摆设擦一遍，把不脏的地墩一遍，把茶杯刷一遍，把昨天我们换下的衣服洗好、晾晒，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为我翻书，为姐姐调整姿势和操作电脑，为我们及时更换热水袋里的热水。
只有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母亲是快乐的。她会边干活边唱歌，她会将我好看的杂志立起来，她会将掉落的绢花顶在电脑屏幕上。母亲陪我们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度过了无数个同疾病争夺我们的不眠之夜，坚持了千万个疲惫不堪的时刻。母亲别无他求，这样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这是太多苦难才能酿出的知足。
这么多年了，母亲仿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让人注意不到她，然而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她都在。
我这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倒也有一些独特的经历，其中一个就是我始终都有人陪伴。我曾在一首诗《一个人》中透露过对独处的向往，我把这个当成一种遗憾，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我离开母亲独自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四十分钟。我们在课堂听课，姐姐要去厕所，母亲便先推她回宿舍了，我留下继续听课。我竟然注意力不能完全集中了。我开始想，如果下课时母亲来不了会怎么样呢？一下课教室会瞬间吵闹起来，我的声音很小，要想跟谁说话可能听不到，不过他们肯定会发现我滞留在这里，同学X和同学Z一定会问我走不走，我可以让她们把我推出教室，那就干脆把我送回宿舍，可是那个台阶如果没有母亲，可以顺利通过吗？我这样想太多余了，因为肯定是好几个同学一起送我的。我干吗为这点小事费神，真是幼稚。但我还是无法集中精力。还差几分钟就下课了，母亲怎么这么慢，她不会找不到教室了吧？毕竟在她看来教室都很相像。我的思维继续涣散，如果突然发生地震，大家慌乱地往外跑，会有人救我吗？教室里的那一只苍蝇，正在课桌和讲台间玩耍，如果它落在我的身上不肯走怎么办，那多尴尬。
我看着教室窗外，没有风的树停止了晃动，阳光仿佛也停止了移动。我发现，我只是一个静物，一个有思维、有感官的静物。是母亲推动着我的时间，与其说我在世界中移动，不如说世界在我的面前移动，是母亲搬动着一切，我的世界便活了。
就在下课前一分钟，母亲来了。她气喘吁吁地从后门进来，轻手轻脚地又坐在了我身边。我的心瞬间落地了。
这一点我多么接近一个婴儿。或许从某些方面说，我的心理成熟度已超越了同龄人，但在安全感方面，我依然需要从母亲那儿获取。就像一个学龄前的婴儿一样。
都说给孩子喂奶的母亲是最美的，这份美丽中一定有母亲的安详和幸福。从这个角度说，在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我的母亲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没有离开，更没有实质的否定和背叛。
很多时候，我看着母亲照顾我们，专注于每个细节，像一个小女孩在包两个布娃娃。我的眼睛便偷偷湿润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有她们三个在一起“玩”，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世界原本是这样美好和简单。
母亲为我们穿衣服，系鞋带，把衣领抻平，整理头发，天冷了就披上披肩，盖上毛毯，灌上热水袋，温度低了不管用，温度高了又怕烫着，所以要反复调整位置，不断地掀开毛毯再盖上。脚歪了要随时摆正，裤腿也不能拧着。坐得时间长了，母亲就给我们活动活动，她动作很快，看上去很幽默，我们便都笑了。
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母亲心头，除此之外，在母亲的生活中我再也找不到别的大事了。
或许我什么都不算了解，但是不能说我不了解母亲，因为母亲是相对于孩子而存在的，而我始终都是一个孩子，每时每刻的第一角色都是一个人的孩子。
从我这里看，我看见了那么多的，那么深的，那么柔软的，那么坚硬的，那么细微的，那么宽广的母亲。
然而，我想写一写她却感到了巨大的难度。因为她离我太近了，近得我看不清她的轮廓，近得我分不清哪里是她哪里是我。我从母亲的体内，来到了母亲的体外，但我仍然在母亲的其中。
2
当初，命运刚刚显露出冷酷的面目时，父母是如何辗转于医院，如何听医生的解释，如何抱着孩子、背着包袱上火车的，如何因为没有粮票了，而向食堂里要了一碗面汤喂我们。实际上，这些我在场的经历，我却都是没有记忆的。
只有两周岁的我，并不知道正在经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天快黑了，我们还不能回家。每经过一辆公共汽车，我都盼望父亲出现，不停地说：“是俺爹来了！”我每天傍晚都哭闹着要去等车，盼望着某一辆车门打开，父亲突然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另外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地下室的房间里，我对那个陌生的每天哭泣的男孩（病友）很好奇，我至今记得他袜子上的花纹好看极了。更不知道为什么那长长的针每天要扎我，我每次都会用家乡最粗鲁的语言，也是我学会的第一句脏话骂医生。医生听不懂，以为我在叫她阿姨，还夸我懂事、坚强。
关于那段经历，我大部分是通过母亲片段的回忆感受的，我知道，有一些母亲说出来了，还有很多母亲是无法说出的，只能留在她的内心深处。
母亲每次回忆，都会提到姥姥的死。
为了不耽误父亲上班和种地，母亲和我十五岁的表姐带着我们在北京治疗。上午打针，姐姐打八针，我打六针，在全身的关节处打药水。下午气功，候诊的时间要比治疗的时间长很多。每天经历过这些后，母亲便带着我们去医院对面的小山坡上坐着，看天上的云，看路上的车。那是一个小土山，山坡上有许多小枣树，结着满树又红又小的枣，弯弯的树枝随风晃动着，一阵阵传来秋天的消息。母亲在这里的一个月，或许已忘记了季节。而此刻她是否有些想家了。然而回家不是容易做出的决定，虽然治疗周期已接近尾声，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现在回家就是放弃。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母亲独自被风吹着。
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天父亲来了。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这样突然的重逢，让人欣喜却又不安。父亲说姥姥病得重，让我们回去，车票都买好了。父亲刻意平静的态度，简练的语言，让母亲感到事情的严重。她顾不得多想，匆匆收拾行囊，抱着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当火车快到县城火车站的时候，父亲从他的腰间扯出一条白布，那是给母亲的孝，他说姥姥没了。听到这个噩耗，表姐哇的一声哭了！悲痛的气氛瞬间蔓延了整个车厢。母亲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失声痛哭。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我们离家的时候姥姥还好好的。
下了火车，母亲便直接带着我们和行李回娘家奔丧了。有时候，从一个悲痛中迅速脱离出来的方法是走入另一个悲痛。姥姥的去世，让母亲暂时放下了给我们看病的失望。在姥姥的丧事上，她哭得最凶，这止不住的泪水中，有失去母亲的悲痛，有对母亲的愧疚，更有对命运不公、对内心委屈的宣泄。母亲压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姥姥是肺心病，常年咳嗽、哮喘，那次病情突然加重，去医院三天就走了。
母亲每次说到这里，都会说：“你姥姥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就盼着你们能好。你姨说，你姥姥临走的时候已经糊涂了，清楚一阵就说，谁知道小乔家的孩子好了吗？人走了，眼睛还瞪着。”
那一次去北京，就是姥姥从舅舅屋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北京某某干休所可以治疗我们的病，便满怀希望地告诉母亲，让我们再去看看。妗子还让表姐跟我们一块去，帮母亲带孩子。我们才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母亲临走之前回娘家和姥姥告别，姥姥把母亲送到了村口。姥姥穿着黑色的斜襟褂子，绑着裤腿，她的个头像母亲一样，或许因为年龄大了，更矮了一些。她反复叮嘱母亲：“能看好就看，看不好就回来，别让孩子们受罪，这就是你的命，你就认命，别疯了傻了的，让人家笑话。”
姥姥的这段话，在母亲心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日子中，多少找不到精神支柱的时候，这些话就是母亲苦难岁月的中流砥柱。
母亲每次回忆到这里都会说：“谁知道这竟是最后一面了。”泪水便在眼中转圈，有时候流下来，有时候流不下来。
她说：“两个老人我都没伺候，我这个闺女白养了。”每到这时，这愧疚还会让母亲联想起我的姥爷。“你姥爷临走那一个月你正在医院呢，一死一活的，我哪走得开，只匆匆地看了一眼。那时候他就什么也咽不下去了，你妗子给他冲半碗茶汤，喂一小勺就吃不进去了，你妗子就倒进泔水桶里，刷了碗。”
母亲每次都要讲这个过程的细节，或许当她看到这个程序仅仅是程序的时候，每一个画面便像钉子一样，刺痛并深入了她的内心。
母亲和女儿这两个先赋角色，在我的母亲这里却成了冲突，命运让她不可调和地选择一种疼痛，选择也是必然的，因为母亲的角色超越了一切角色，疼痛却也是深远的，因为它在生命的最深处。
对爹娘的愧疚，仿佛是母亲内心没有愈合的伤，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慢慢结痂，反而随着她的苍老而日渐扩大、加深。
或许就是因为这愧疚，母亲的兄弟姐妹中唯有母亲叨念姥姥最多。尤其是这些年，母亲总是时常说起姥姥的一些事，语气中充满了心痛。说姥姥一辈子受苦，纺棉花、织布到深夜。说姥姥死了一个女儿，便开始抽烟了。说姥姥经常挨姥爷的打，去世的时候脑袋上的包还没有落。说姥姥一辈子不会骂人，说姥姥对谁都是实心实意的，不知道藏奸。
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才两周岁，姥姥在我印象中留下的只是一个模糊的黑色的身影。
小时候母亲说，我也只是听听，但多年过去后，仿佛等到我经历了该经历的，等到我足够成熟了，才真正听见母亲的诉说。
在母亲的讲述中，我仿佛很熟悉姥姥的生活，跟随母亲的情感，我感受到了过去的事。褪色的往事在今天又鲜活了。有时候真感觉生命是一个圆，在远离的同时，是另一种接近。
姥姥的很多话还在我们家流传着。“哄死人不偿命”，是说对别人好没有极限，更没有错。“抓起灰来比土热”，意思是一家人总比外人强。这些家常的人生哲理，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母亲。
如果问母亲的精神依靠是谁，那无疑是姥姥。尽管她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但她仍然活在母亲的心中和生活里，陪伴着孤独的母亲。
3
十三年前，一个近五十岁的记者采访我们，他问母亲：当初知道孩子的情况了，你有过怎样的思想斗争？
母亲说：没经过什么斗争。
他更直白地说：就没有想过放弃？
母亲说：没有。
他很不满意地说：不可能。
他觉得母亲装腔作势，不够坦诚。而母亲也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无论做事还是聊天，我的父母都喜欢迁就别人。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个关注我们家的记者，可是我的母亲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应该有什么思想斗争。
母亲出汗了，她悄悄走过来问我，这该怎么说啊？
我说：他爱信不信，你实话实说就行了。
当时，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幼稚的我真想中断这样的采访，我又何必让母亲遭受这样的质问？
不过，他的提问让我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疑惑，一个母亲，难道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孩子吗？没有考虑过放弃是不真实的吗？难道考虑放弃才更真实、更容易让别人理解？
多年过去后，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残酷说出一个合理的逻辑，找到一千个理由，而一个人要想为自己的善良说出什么逻辑，找到什么理由，是困难的。
如果可以，那其中应该包括两种可能，一个是那并非真正的善良，而是一种生存技巧。还有一种就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后来推理的定义。因为真正的善良，不在任何一个逻辑之内，不需要任何理由。母亲又哪来的思想斗争呢？
我们居住在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位，这里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母亲把孩子视为自己一部分的自私的情感，另一种是善良的人被需要她的弱者唤出的无私的大爱。因此，我们可以幸福地存活。
母亲这个称谓是高尚的，因为无论谁，当她成为一个母亲后，一定会将她最多的爱给予她的孩子。但面对一个残疾孩子，这份爱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不仅关系到单纯的亲子情感，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境界层面，价值认识，人格和良知。
在复杂的人性面前，我的母亲做着最简单的事。
然而，我的母亲又哪能只有纯粹的简单呢？
母亲有一个梦，做了上百遍了。很多早晨，她都带着昨夜那个梦的惶恐和不安醒来，仿佛还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她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还不肯睡醒的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有时候嗯一声。每次母亲都讲得非常认真，而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不听我也知道她在讲什么。
梦中，母亲抱着我们，背着包袱，从娘家回来，天快黑了，还下着雨，路很难走，母亲找不到道儿了，往哪里走啊？母亲不知道问谁。地上的水不知有多深，不敢下脚，只有一条容一个人过的泥路在水的中间，母亲说，这还掉下去了哩！她硬往前走，因为没有别的路了。那路特别地软，根本站不住，包袱掉下去了，孩子也掉下去了，又是泥，又是水，越陷越深，可是我们软得像面条一样，怎么扯也上不来。母亲就一边喊叫一边扯。母亲这个时候会说梦话，很多时候天已经有些亮了，母亲带着哭声的喊叫，一句也听不清，但那急切和无助却从梦中溢了出来。我会叫她两声，她嗯一声，我们继续睡。我以为这样就打断了母亲的痛苦，但只是让她的梦不连贯了。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家中，每当这时，她总会着重描述当时的场景，那棵枣树还在呢，院中晾晒着好多祖父的衣裳，祖母在烧火做饭，祖父在扫院子，可是谁也不搭理她。父亲在屋里算账（那是他多年来做会计常见的场景），也不搭理她。母亲跟祖父祖母说好话，跟父亲理论，母亲就这样又哭醒了，一整天也不会逃脱这焦灼的心情。
这样的梦，我小时候她就做，现在还做，发愁的时候她做，不发愁的时候也做。这样的噩梦伴随了母亲三十多年。
小时候听母亲讲梦，只觉得可笑，梦还当真。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便开始暗暗拿母亲当实例来分析，才发现，母亲的梦怎么能是无稽之谈呢？那是母亲和真实的生活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当然不是和外在的生活有什么直接联系，我的父亲、祖父祖母远不是那样无情的面孔，而是母亲以及她创造的生活内在的揭示。
用多年的时间，像缠一团线一样，慢慢地，通过母亲这个一再重复的梦，我隐约看见母亲的内心深处有这样几个词，拯救、惶恐、冷漠、无助，而母亲每天所做的事，又何尝不是在这些词的推动下，变化着模样的，讨好和斗争呢。
母亲的心是纯粹的，就像一只小船，只承载着我们，然而它却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路搏击。小船内是柔软的光明的，而小船外却是无边无际的狂风暴雨，天昏地暗。
母亲用巨大的恐惧，保护了微小的幸福。
4
正是因为母亲的孤独，她成了一个极其要强的人。家里的事她总是冲在前头，无论好和坏，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很多人都说，你们可以找找上头，一个农村家庭有两个这样的孩子，政府不会不管。但母亲却从来没有向政府申请过什么救助，找过什么政策，她说自己生的自己养活。
我去大学听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同意了Z帮我拍卖诗集，也就是接受了捐款。虽然母亲支持我所有的决定，但在一次疲惫中她发牢骚说：有钱就念没钱就不念，干吗要人家的，丢人现眼！母亲的话就像一个秤砣，瞬间扔进了我的心里，砸得生疼。
或许母亲的要强有些过激，但对于她的人生，却是必然的。大多数人的要强来源于理性，而母亲的要强来源于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早已超过了理性的认识。有很多东西靠理性是无法做到的。
母亲不但这样要求自己，还同样要求我们。
小时候给我留下严厉印象的，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哭。无论是看病还是打防疫针，母亲都会严厉警告我们不许哭。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何如此重视我们的表现。
肌电图、针灸、打针、输液，受罪是小，恐惧却是一个孩子难以吃得消的。但母亲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许哭，你就说没事，不疼。虽然我很多时候做不到说那么坦然的话，但基本可以忍耐着不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因为按母亲的要求做，很多医生护士都夸我勇敢。
记得我六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灯光昏暗，我在蚊帐里躺着，痰呼噜声很大，大人们说我在发烧。医生便出现了。打青霉素针需要做皮试，这是比打针还要疼的，那次又碰巧把我的胳膊拉到我的面前，让我眼睁睁地看着，那针头扎进我的肌肤，再向上一挑，疼痛瞬间钻入心脏，或许是因为我看着，医生也有些紧张了，这一挑，便穿了，所以要再进行一次，可怕的是又穿了，要进行第三次时，我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了，开始号啕大哭、喊叫，并奋力做着身体的反抗。在我的挣扎中，第三次皮试终于成功了。但我却不肯接受打针了。我能看出母亲已经很生气了，因为她脸上的笑容已变得焦急僵硬，而我顾不了那么多，继续喊叫。医生没有陪着我耗下去的耐心，便说先吃点药吧。母亲送走了医生，回来便开始了对我严厉的训斥，母亲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只记得母亲的态度让我感到恐慌，只记得我感觉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母亲后来哭了，哭得很无助。这样的情景告诉我母亲遇到了困难，母亲的困难基本都是我无法解决的，而这次是因为我，我是可以解决母亲这个困难的。我的态度便转变了。
母亲再去请医生之前，严厉地对我说：不许哭了。我没有说话，但从此以后，再没有因为打针输液这些皮肉之苦而流过泪。
不仅这一条，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母亲不许我们在外面要嘴、耍赖，说话要懂礼貌，识大体。母亲不许我们违抗她让我们洗头洗脸的命令，她每天把我们收拾得像过儿童节的小朋友一样。
我的头发光滑黑亮，又特别多，母亲每天都变着花样为我梳辫子。母亲的衣服虽然一件可以穿好多年，但她舍得给我们买衣服，虽然不昂贵，但必须整洁干净，鞋是鞋，袜是袜。不仅是我们身上，我们的周围母亲也不肯放松。母亲说：你们是花，周围的环境就好比绿叶。
从母亲的回忆和姨她们的话语中，我得知母亲从小就是一个爱干净和追求情趣的人，母亲做闺女时就爱在家里扫院子、擦桌子，以至于没有心思学会针线活儿。母亲经常说以前生活水平低，没有干净的条件，现在多好。谁谁谁邋遢了一辈子，不像过的。在母亲的心中，干净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人尊严的体现。所以母亲对我们这方面怎么能要求不高呢？
母亲总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赞我们，爱学习，学得快，既懂事又聪明。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虚荣。母亲从来不说照顾我们的辛苦，当别人说体谅她的话时，母亲总会把我们说得什么事都没有，仿佛她每天都非常清闲。那时候我总会觉得母亲很虚伪。
实际上，母亲每个昼夜都被照顾我们的事务占据，没有空闲。这些事虽然细小，但很重大，什么时候该喝水了，什么时候该加衣服了，什么时候该吃药了，在母亲心中，这关系着我们的安危。冬天，把我们的脚放在专门做的棉兜里，掀门帘也要防止寒风进来。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别的大人舍不得给孩子买的课外书，所以很多小朋友都羡慕我们。记得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后来还跟我母亲讲，谁谁回到家后说我是后娘，宁宁她娘才是亲的呢。两个母亲都笑了。
有时候我想，很多残疾人小时候都受到小朋友的排挤，而我却没有这样的体验。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孩子们很善良，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幸运，但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那就是母亲给我们全身打上了一份高贵的光芒。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母亲所做的一切就是弥补我们命运的缺失。仿佛我抵达生活的路有很多鸿沟，母亲用她的岁月、汗水、疼痛、希望去填充，让我们可以到达普通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中的不同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让我们躲避了很多风雨，拥有了那么多幸福和快乐。
也正是母亲高标准的要求，让我意识到，我必须比别人更优秀，更懂事，更坚强，而这份必须同样也带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必须。
母亲就这样，把坚强给予我的同时，顺便也把自卑给了我；把乐观给予我的同时，顺便也把悲观给了我；把阳光给予我的同时，顺便也把阴影给了我。不，或许母亲早已看见，我生命中的自卑和悲观是早晚要被唤醒的，那就让制约它们的力量来唤醒吧。这样，当敌人来临时，我站起来就是一个战士。所以，虽我失败过，但从未丢失过那份尊严。
我隐约看见，母亲内心深处有一份恐慌，所以她多年穿着威武的盔甲，母亲内心深处有一片悲伤，所以她始终都把笑容挂在脸上。在母亲的心里，有一个悲惨世界，她要逃离，要离那里远一些，再远一些。母亲每天都带着我们走在这条逃离的路上。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她的跋涉，母亲太多的心血、纠结和信念，融在了其中。
我就在母亲这年复一年的跋涉中慢慢长大。这样的日子我每天获得的是安逸，而母亲每天却要走过她的千山万水。
5
在过去很多年里，母亲的数落我是很难吃得消的。现在回头望去，或许那些伤痛被我当时的脆弱夸大了，但我并不笑话曾经的自己，我更多的是感谢自己，能够在无声的呐喊中，无形的流血中走过来。
很小的时候，只觉得母亲数落的时候是阴天的，只要母亲雨过天晴，我的天也就立刻恢复了晴朗。但我十二岁以后就不一样了，仿佛我的内心本就有一缸满满的悲伤和愤怒，而母亲却偏要往里扔石子。所以很多时候，母亲的数落会引发我激烈反抗，以至于引发我和母亲的战争。
母亲数落的内容，大多数我都忘了，可能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因为潜意识的躲避和拒绝，所以忘了。少部分典型的还记得，但我不想重复了，一是那些话仍然会刺痛人心，二是单独听到，怕日后曲解了母亲，因为母亲远不是那样狠的人。
我太熟悉那样的时刻了，母亲在为我们倒水、倒药、洗衣服时，常常伴随着洪水一样的话，那些话都是对当时的我刺激性极强的语言，却要听着，反复听，没完没了地听。我想逃跑，却不能，我想堵上耳朵，也不能。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命运的强暴，赤裸的灵魂在无助地受辱。
然而引起母亲爆发的并非我的错，而恰恰是我无法改变又无法接受的，命运给予我的那部分。这让当时的我感到无辜，更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疼痛。
在沉默不下去的时候，我会选择回击，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冲动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母亲在我的话语中惊醒，而有所改变。反而是被我激发新的高潮，加大语言的力度。那个时候，我又怎么能明白，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在孩子的反抗中认识到错误呢，怎么可能在与孩子的争吵中放下威严呢。更何况，和母亲斗争的那个人，并非我。
声泪俱下地喊叫，没多大会儿我就没劲了，所以我又转向无声的反抗。我一顿不吃饭，母亲就气势大减，两顿不吃饭，母亲就彻底败下阵来，一轮战争就宣告结束了。遗憾的是，母亲并不能把战争的原因归结到正确的地方，而被定义为我又耍脾气了。所以这样的战争还会出现。
我曾多次想象过离家出走。
在月光明亮的夜晚，我睁开了眼睛，看着衣橱泛着光亮，被子上牡丹花蕊都能看得极为清楚。我想象着，就在这样的夜晚，我轻轻地穿衣下床，我紧张得不敢喘气。我背上书包，装上我所有心爱的物品，还要尽可能地多装一些馒头、饼干。把我的压岁钱放在贴身的兜里。开门的时候不能出一点动静，母亲睡觉是非常轻的。院中一定安静极了，但也一定更加明亮。我一个人走了出去。在天亮之前我能走到哪里呢？我要从307国道上一直向西，最好能过了县城，不，我不能顺着大路，应该拐向田间小路，这样才更安全。我憧憬着家人醒来后的急切，我为将独自面对未知而兴奋。
在这样的想象中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依然是原来的生活，现实依然没有丝毫改变。而那个醒着的梦，只会让我更加悲伤。
那时候，我不仅被母亲的话语而伤害，更为母亲不能体谅我的痛苦而难过。
我一直试图改变这样的困境。我向父亲寻求支援，向他说了我的感受，我不想证明母亲是错的，只想表达她不经意间说的话，给我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只是希望能够听到理解。但是我听到的却是极其温和的教育：“你跟你娘一样着干吗，又不是别人，她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父亲的话让我彻底绝望了，因为他说得太正确了，这个终日为我操劳，视我超越了自己生命的母亲，我除了感恩，还能去纠缠这些“小事”吗？我发现我不能再向谁寻求理解了，因为那只能让别人觉得我自私和幼稚。
我因此更加孤独了。
有一天，在又一场战争的后半段，应该是快吃晚饭的时候吧，我在旧房的西屋里，从窗口望去，柿子树已经非常暗了。我的轮椅刚好挨着案板，案板上躺着一把菜刀，我突然看见了它，我想到了自杀。因为那是唯一逃避痛苦的方法，接着我想到，这是给母亲最有力的报复，这个想法瞬间对我有了巨大的吸引力。我忍不住付诸行动。我将手慢慢地挪过去，那时我的胳膊已经不能直接到达那个范围了，但借助案板慢慢爬动，还是可以到达的。当我的手触到了菜刀，我变得小心翼翼，我像大人那样试刀够不够快，横着摸刀刃，感觉到了它的硬度，我知道只要我改变方向，就不一样了，我轻轻地试了一下，没有挨住，我决定大胆一些，稍微向前了一些，瞬间，我的汗毛竖了起来。我感觉到了一种锋利，一种无形的力量，瞬间找到了我的缝隙，侵入了我的内部。我把手收回来。我看着自己的手指头上出现了一道红痕，并且这道红痕慢慢变宽，血量还不够滴落，但它是那么扎眼！
我仿佛看见，我体内的瀑布已经倾泻，我体内的火焰已经燃烧。这红色的血痕是那么的醒目，看着它，我突然感觉，我已经自杀过了，我仿佛已经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英勇就义，我已经成了一个英雄。
我仿佛看到了这悲痛的边缘，看到了它的边缘，就不再觉得它那么无边无际了，不再觉得它那么庞大了。这让我和现实的处境拉开了一些距离，仿佛可以到达这个处境之外了。我因为母亲的数落而最痛苦的日子也就宣告结束了。
随着岁月的更迭，我已离母亲的数落越来越远了，不是它离开了我，而是我跋涉着离开了它。
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我走了十几年，回头望去，看见曾经的那个孩子，用纯净而伤悲的目光望着夕阳的余晖，她窄小又柔弱的心灵承受着第一次悲痛，那悲痛是那么真切和巨大，她并不知道，与后来的日子相比，那悲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在这条路上跋涉时，我发现，母亲也在一点点远离她的数落。
她不再那么暴躁了，面对生活，母亲平静了许多，仿佛有很多话已经说够了，有很多东西已经懂得了，有很多东西已经不在乎了，有很多东西已经放下了。或许这是岁月带给母亲的成长。
当那段日子过去后，母亲已经淡忘了她说了什么，因为那对于她仍然是被动的，就像哭的时候，谁又记得流过多少眼泪。
我突然发现，我那段痛苦的日子，正是母亲挣扎的阶段，而且母亲那个阶段远比我开始得早。她说的每一句狠毒的话，都是她的伤口在痉挛、在流血。每一句话，都是她黑夜与光明的斗争，是她脆弱与坚强的较量，是她消极与不甘的纠缠。只是母亲释放了出来，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是她唯一的跋涉之路。这样的声音，无一不准确地抵达我内心深处的创面，让本就疼痛的地方更加疼痛。我曾经诧异，为什么母亲总能准确地击中我的痛处，却原来，我和母亲拥有一个共同的伤口。
所以，我又怎么能说那是母亲给予我的折磨呢，那是命运给予我们的炼狱般的修行。
我看见，母亲跋涉的那条路，远比我的这条更加漫长和坎坷。没有人知道，她那一段段路是如何走过来的，我同样无法体会。而现在，只是看见，只是远远地看见了。瞬间，对母亲的心痛溢满了我的胸膛。
感谢局限，让我没有在无知的年纪成功出走或自杀，让我有机会去理解我所经受的一切。尤其是我的母亲。
6
孤独的母亲独自面对属于她的灾难，即使是我，也无法分担，就像我的灾难母亲无法分担一样。不一样的是，在这灾难中母亲想的是我，而我想的却是我自己。
那是一个最寒冷的日子，天就要黑了。我刚刚输完液，母亲把我抱上轮椅，给我先拌了碗疙瘩，我却无法吃了。我感觉到生命的危机在我体内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来临。越来越憋气，气管中的浓稠痰更加多了，仿佛无数的石头和淤泥堵在那里，气流通过，发出艰难的呼噜声，每一次呼吸变得无比吃力。心跳加速，濒死感瞬间淹没了我。输液五天后，我的肺炎加重了。
母亲也看出来了，焦急让她呼吸急促。父亲和姐姐也紧张了起来。一个抉择堵住了我的路，要么等死，要么全力挣脱，去赢得那微弱的生机。我选择了后者。我说娘打120，去省二院（虽然县医院更近，但没有气管切开的技术，危急时刻是不能进行抢救的）。母亲匆匆打了电话。她其他的已经听不进去了，只听着我的决断，她知道那是对我最有利的，因为我是自私的。
我被抬上担架时，天就黑透了，这次出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很可能就是永别了，所以我郑重地说：姐姐，我走了。姐姐被母亲安置在床上，这个夜晚她该怎样度过，但母亲却必须丢下她了。
在救护车上，母亲的情绪极度紧张，要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她要下车透气。我看见她的嘴那么白，那么干，她痛苦地恳求车上的人们，大家都劝她忍耐一下，而我却沉默地看着母亲。她哭着说：你不管娘了。那声音让我的内心至今疼痛，让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无助的声音。
我知道，母亲快被我逼疯了，接下来的不测，她不知如何承受，接下来的选择，她不知怎么面对，可是她无路可退。我的每一声求救，都使母亲痛彻心扉。这样的危急关头，母亲经历得太多了。
我四岁时，肺炎合并肠炎，在医生想要放弃的时候，母亲跪下来祈求医生救我；我十二岁时，急性肺炎，十多天母亲白天夜晚都不肯躺下，守着我看着我，我好了，她的屁股坐出了血印；我十九岁时，发烧半个月，那是非典时期，母亲不敢把我送医院，怕被隔离，就去很多药店求情，购买一些退烧药；我二十六岁时，痰出不来，母亲就整夜整夜给我拍背助力，冬天只穿着一个秋衣，却连感冒也顾不上。而且除了我还有姐姐，所以这一次次磨难就都成了双倍的。
然而，母亲并没有百炼成钢，反而没有当初的果敢和淡定了。当一个人的心已伤痕累累，便再也禁不起折腾了。就像生命一样，是一条弧线，这是时间的作为，也是自然规律的无情。
母亲真的老了。
急救室的灯光很亮，人声杂乱。我看不见大厅的整体格局，只看见很多人在我身边走动着。我的右边是一对夫妻愉快地聊天，我看不见他们，只觉得他们的声音特别烦人，我的左边是一个痛苦呻吟的妇女，她穿着破旧，头发蓬松，她身边的男人同样穿着破旧，头发蓬松，男人面无表情，不为她的痛苦而动容。这些，母亲后来反复地回忆。
不断地有医生护士过来询问、记录、测血压、输液、抽血，黑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一管管从我燥热的体内抽出来。濒死感迫使我催促父母，快去告诉医生，我要切开气管，我甚至觉得已经来不及了。父亲焦急地奔走着找医生、办手续。我向路过的护士反映情况，护士便开始给我吸痰。她迅速地将吸管插入我的喉咙并迅速拔出，第一次一无所获，第二次便是一管的血，母亲慌了。痰没有出来，我却开始吐血。这时，呼吸科和耳鼻喉科的大夫拿着手术包裹来了，几个穿白衣服的人和两大包用白布包着的手术用具，瞬间把我带到了生死的边缘。医生说，这毕竟是一个手术，你们自己决定，而且切开之后就不能说话了，她的身体状况是否还能恢复自主呼吸是无法保障的。医生的话让我感到了另一种恐慌。就在我感觉被逼上绝路的时候，接近我喉咙的一口痰出来了！我的气管瞬间通了风，好像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进入了我的身体。母亲说咱怎么着啊。我说先等等吧。
因为我真的无法衡量出不能说话，不能脱离呼吸机和现在憋死，哪一个更可怕。
护士说我们可能需要在急救室待多天，因为呼吸科床位非常紧张。可这里没有系统的治疗，没有安静的环境，费用还不能报销，父母便开始联络谁能帮我们住进病房。
急救室后半夜非常冷，人流不息的门口敞开着，腊月的寒风一阵阵吹着这里的人们。母亲还穿着没有来得及换的拖鞋。我将近六十岁的父母，坐没地方坐，站没地方站，奔走、求人，又不知道求谁，时刻注意着我的状况，又被下一分钟的不测恐吓着。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却不放在心上，我想的是，我真的要死了，我怎么样才能救自己。那一夜是漫长的煎熬。
幸运的是，在表哥的联系下，第二天早晨我就住进了呼吸科病房。
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天，我被疾病折磨着身体，更被死亡的恐惧折磨着心灵，这恐惧甚至让我失去了理智，我不得不说，我真的是一个少见的怕死鬼。
翻身弄不好了、我说话他们没有听清了，我都要冲父母吼。我看见她在看着旁边那个病床上的老头儿吃饭出神儿，大病初愈的那个老人把凉拌芹菜咀嚼出清脆的响声。我便又开始吼，你光看着人家干吗？你傻啊！母亲缓过神来：你这孩子，我光看着你行了吧。其实我知道那是母亲暂时的逃避，她在对平静生活的向往中休息一下。
母亲总在我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说，我回去看看你姐姐行不？而我总是不允许。有时候，我们还会因此争吵，母亲便急哭了。我也开始哭，娘你走了就见不着我了。从争吵变成了央求，母亲的心便被撕裂了。其实，我也在担心着姐姐，把她交给弟弟这么多天了，真的像她在电话中说的那样没事吗？弟弟的老板是否会允许他老往家跑？也同样在咳嗽中的姐姐病情有没有加重？可是我想再坚持两天，等我脱离了危险，再让母亲回去看姐姐。那天晚上11点了，二伯打来电话，他说小宁在家输了三天液了，她不让告诉你们。
这个消息让我们惊慌。母亲压抑着情绪，郑重地对我说，我回去看看行不？我说嗯。那时正好二姨和表哥也在，深夜12点表哥开车把母亲送回了家。
又经过一番周折，姐姐也住了进来，幸运的是和我住进了一个病房。
当弟弟把姐姐推进来时，我感到重生一样的幸福，在病房中，我们又团圆了。
姐姐是真菌肺炎，需要按疗程治疗，也就是说，春节前我可以出院，而姐姐却要留下继续治疗。
父亲留下，母亲陪我回家。这对母亲又是一次生离死别，不同的只是住院的换成了大女儿。
我在电梯口等母亲出来，电梯上来下去，下去又上来，母亲才从病房中出来，边走还边叮嘱姐姐。突然，我看见蹒跚着过来的母亲，是那么憔悴，像生了一场大病。
回家的车启动了，我看着这个华灯璀璨的城市，看着慢慢远去的急诊大楼，看着姐姐所在的窗口，我抑制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我感觉对不起所有的家人，尤其是母亲。
死亡的恐惧刚刚放过了我，内疚和自责又淹没了我。
多年来，母亲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在波涛汹涌的洪流中，我紧紧抓着不放，却没有想过，这根稻草是否禁得起，没有想过，她和拦腰折断只有一线之差，但为了救我，她坚持着。
母亲多么的孤独啊，在我上救护车的时候，没有人对母亲说，你别去了，再把你急出个好歹。在我被吸痰器吸出血的时候，没有人拍着她的肩膀安抚她，告诉她这只是喉咙黏膜出血了。在漫长的病房中，没有人能替她照顾我，没有人能让她放心。更没有人替她承担我生死的责任，也没有人替她做出抉择。然而这一切，就连她为之付出的我，也自私地将她忽略了。
这是母亲人生的缺失。
在医院里，六十多岁的老人身边最容易看到一个和她长得很像的年轻人，搀扶着她，给她安慰，给她解释，给她跑腿，给她挡事。三十而立的儿女们不再忍心也不再需要母亲去承担什么。母亲这个角色便转化了一种存在形式。然而我的母亲，却无法完成这种转化。无论她有没有能力，都仍然要为我们支撑起生命的天空。
岁月让母亲老了，却没有让她的孩子长大成人。这个命运的结构或许就是母亲的终极悲哀。
当有人问我的母亲，你老了怎么办啊？母亲的回答总是：我不会老，我不能老。这是母亲的决心，也是母亲欺骗自己的谎言。因为越过了这个谎言就是绝路，有这个谎言相伴，母亲就可以度过走到绝路之前的所有日子。
我不能弥补母亲人生的缺失，唯一能做的或许只有，在危险来临时，微笑着对母亲说：娘，我没事。
7
经常听到遇到难事的人在母亲面前说：我得向你学习，你心真大，真乐观。
只有我知道，母亲的心很小，如果谁说一句让她伤心和生气的话，她都会翻翻好多天，并引发很多人生感慨。然而，老天却将山一样的灾难压在了她的这颗心上，但就因为她的善良，她承受了，一天一天地在崩溃的边缘，一天一天地坚持着，那疲惫我看见了，但只有她独自面对。或许这就是人们在她身上看到的“心大”。
母亲爱说爱笑，还很擅长鼓励别人，然而，这不是装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看的。她需要现实中有一个坚强的形象，这是外骨骼。或许这就是人们在她身上看到的“乐观”。
如果这个“乐观”的人，突然自杀了，人们一定想不通。
但实际上，这很正常，就像一个炸弹，可以沉默多年，也可以瞬间毁灭。这两种状态就真实地存在母亲身上。
母亲和我们谈论死是常事，这是无路可走时必然会看到的一条路。
母亲希望我们活着，又希望我们死在她前面。
母亲说：过不了了，咱们三个就吃安眠药，娘把你们生下来，娘还把你们带走。母亲仿佛找到了好办法地说：咱们穿好躺好，一起走了，那我可就心静了。
母亲一边说一边给我们倒感冒冲剂，落日的余晖透过玻璃杯发着光。或许傍晚会让母亲有一些恐慌，所以她经常在这个时候，一边忙碌一边说着。
姐姐说：不用安眠药，那还要攒，心得安（普萘洛尔）更方便。
母亲说：只要你们别怪娘就行。
我说：到时候再说。
我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她们说我不知道事儿。其实我是存在侥幸心理，总觉得还有别的路可走。我的确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很多时候我是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我告诉父亲，如果我病重的时候失去意识，你就告诉大夫，我愿意接受一切形式的抢救。但是，那是父母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的选择，有父母在，世界上就有我的位置，如果没有父母给我这个位置了，我自己也没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我还会这样选择吗？当我活着就是勉强活在别人的怜悯和厌恶的交叉地带，每天忍受身体和心灵的痛苦时，我还会贪生怕死吗？
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个打算会让母亲减轻一些心理压力，仿佛就不再怕什么了，不必想着应该托付给谁，如何哄人，不必想没有她了我们的惨状。就像一个战士，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便可以从容面对现在的日子了。
从这个角度说，这个计划并非消极的，因为它起到了建设性作用。
但另一个问题又会袭来，那就是我们死后的去向。母爱是不会在她的孩子生命结束后戛然而止的。
母亲不知该如何安置我们。我们这里的风俗是闺女不让入祖坟。如果谁家的闺女死了，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先安于荒地，等找好了死婆家，再入人家的坟。那是母亲难以接受的。母亲无法接受我们先被扔入荒野，更无法接受那愚昧的打发，在她看来那是对我们的一种亵渎。
母亲会冷不丁地说：大人疼了一辈子，死了还不定扔哪里去呢。
面带愁容的母亲，会扔下手里的活发一会儿愁。
姐姐说：把遗体捐献了多好。
姐姐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然而，母亲却始终不赞成。我不知道一向开通的母亲为什么这件事想不通。
我说：把骨灰撒了吧，田间、路边哪儿都可以。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样既省事又少牵挂，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样既干净又自由。如果灵魂真的和骨灰同在，那就可以随风飘荡了。
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母亲，帮助她们想办法。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些，如果和人间的缘分尽了，自然有下一个去处。
这个方案得到了母亲的认同，仿佛这个方法配得上我们。但是母亲又立刻担心我们会成为孤魂野鬼，便说：我也撒了，咱们三个就又可以在一块了。
我说：好。
我只是想让这个问题尽快了结。
但是父亲很认真地说：那就弄个排位放在我坟里，就当我是光棍。父亲无法接受。母亲这样的选择仿佛是对他的抛弃和一生的否定。
我们都看出父亲的委屈，我觉得父亲这么认真很好笑，我就开玩笑地说：我们四个都撒了吧。
而父亲却一本正经地说：不。
父亲的严肃让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父亲的生死观和我毕竟不同，一向先进开明的父亲，让我们触碰到了他人生观框架的边缘。这和鬼神无关，和别人的看法无关，这是他内心的一种归属，一种认同，无论是传统思维还是性格原因，让他认可了那一种回归的方式。
每每这时，还会引起父亲和母亲的一些争吵。然后都是以母亲的“恍然大悟”结束：不想了，过一天就乐一天。
或许这是母亲身上特有的能力吧。
母亲会很快投入到家务中，全心地烧茄子、炸土豆，把厨房擦得锃亮，母亲会唱歌，歌声就像一条河，把她无尽的惆怅带向远方，让她的悲痛尽情地流淌。每次听到母亲唱歌，我就知道她又经过了一次挣扎，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母亲终归逃不过前方的那场劫难，如果我们先离开，我难以想象母亲如何面对，如何送我们走，如何和我们告别，如何与没有我们的时光相处。如果我们走在母亲后面，她又怎能闭上眼。
8
对于母亲来说，我们对她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一般孩子对母亲的意义。
我们对于母亲是一条路，这条路太难走了。我看见，走在这条路上的母亲从未停止过脚步。她的个头那么矮，却要翻越一座座高山；她的身手那么笨拙，却要跳跃一道道鸿沟；她那么怕水，却要蹚过一条条河流；她那么恐惧黑，却要走过一段段夜路。然而，这条路没有尽头。
我们对于母亲又是一个巨大的行囊，这个行囊是她所有的财富，她多少年中，抱不动了就背着，背不动了就扛着，扛不动了就拖着，拖不动了就守着。她把这个行囊放在身上，压得直不起腰来，却也让她感觉无比富有。
我们对于母亲还是一个生活的坐标，以我们为中心画出的一个圆，就是她日子的范围，母亲所有的岁月和生命，都以这个坐标为角度，在这个圆中布局。
对于我来说，母亲对我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一般母亲对孩子的意义。
母亲对于我们不仅是养育和教育，她已分解在了我的生命中。母亲对于我无处不在，当我在路上，她就在我的身后，当我在安睡，她就在我的身旁；当我高兴，她就在我的轻松中；当我沉重，她就在我的阴影里；当我喊娘，她就在下一秒的答应中。
时间让一切都在改变，而母爱却像太阳一样，叫人难以仰望它的周期，而变化的只有四季。母亲老了，对我们的爱也改变着容颜。
再抱我们上轮椅时，要把脚踏板用绳子先绑起来，因为腿脚不利索了，要防止绊倒。再为我们洗衣服时，要狠狠心挑一些放在洗衣机里，不能再嫌洗不干净了，因为真的已力不从心了。这些细微的变化，却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母爱。就像冬天的柿子树，当树叶都落光了，枝条变得干枯，才让我看见，那依然悬挂在树上的柿子是那么红，红得让人痛彻心扉。
多少年了，我经历着母亲慢慢地衰老，那衰老无声地藏进了母亲的皱纹里、目光里，但我听见了它们的呐喊超越了生活的嘈杂。我用母亲的衰老，看着这个世界，我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被社会结构边缘化的，如何被迫出尘，如何从强者变成了弱者，如何感受到了一个邻居家的孩子，突然两鬓斑白，如何体验那生命的夕阳中，说不出的壮丽和凄凉。有时候，我仿佛用我自己经历了我的前半生，用母亲品尝了我的后半生，我已经知道了整个人生的滋味。
然而，母亲又何尝不是在用我看世界呢。一只潮虫在我们看电视时爬了进来，父亲要踩死，母亲却不让，她用卫生纸把虫子捏起来，从窗户扔出去。她说：“要是你俩出去玩了，被人踩死了，家里还急死了呢。”
我带给母亲的并非只有磨难，至少还有这弥足珍贵的，与时间抗衡三十年的陪伴，母亲慢慢地衰老，至少有我看着。母亲有放不下的牵挂和期待，有用不完的悲悯和坚强，有改变不了的惆怅和知足，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母亲的最大幸福呢。
我一直愧疚，无法回报这份恩情，后来我发现，不用肢体，我也可以在寒风中为母亲披上一件温暖的外套。
我的母亲是普通的，只是命运把她从常规生活中剥离了出来，给了她不一样的实验液和培养皿，让她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母亲心。
也正因为命运如此的安排，让我们成了不一样的母女。
如果说，人生是一次战役，是和一个又一个的磨难斗争，那么，我们和母亲就是一个战线的战友，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信念，我们无比默契，我们相互鼓励，团结和无私是不可超越的战斗力！
如果说，人生是一次旅行，是在一段又一段的路上体验，那么，我们和母亲就是一起出发的旅友，因为我们同在，每一处风景，都是有声音的，每一个时间，都是有色彩的。伤痛和风雨也将成为最美的记忆。
一个人和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有了他身边几个重要的人，他和世界才有了关系，也正是这几个人，让他相信并看到了世界的美好。
感谢上帝，让我有了一次生命之旅，更感谢母亲，与我一路同行，让平淡的生活也有意义，让漆黑的夜晚也不恐惧，让无论生与死都注定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2018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