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病人
自从母亲患上气管炎哮喘，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求医、输液、检查、住院。这些日子，焦虑和恐惧总是伴随着我们。因为面对这个病，除了名称，其他的我们一无所知，所以感觉自己的命交在了不知道是谁的手里。
生病让无论谁瞬间回到了生命最原始的状态，仿佛一只羚羊独自走在旷野中。
两天前，我和母亲再次去医院。
我们先去找了母亲前些日子住院的主治医师S，想再看看，因为母亲的症状仍然明显，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加重。
打过招呼之后，我们在一旁等候，这位S医生正在跟一群年轻的医生分析病人的病历。颅内高压、蛋白尿、手术伤口感染，我断续听到了这些词语。这位女医生继续说：这些问题没有弄明白你如何用药？涉及其他学科的我们不懂，但可以申请会诊啊！可以说这位大夫的态度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她接下来说：这个病人我们要积极救治，原因有三。前两个我没记住，因为过于专业，但最后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病人家属没有想放弃的意思，治疗态度积极，所以我们得给人家想办法。
我觉得这个逻辑好像有些问题，对病人的治疗态度，要取决于病人家属对这个病人的救治愿望？一个人的生命重要程度，要取决于别人对他的重视程度？
她的话突然让我想起了作为一个病人的感受。
虽然这次我是陪母亲，但更多的时候是母亲陪我，我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病人，多年来疾病可以说与我同在，唯一的区别是病活跃还是疲惫。所以我深知一个病人的无助。
多少次，在我生病焦急的关头，都是父母亲迫切的求治态度起到了很大作用。记得我四岁时，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炎和肠炎，再加上我本身就是一个不会走的孩子，医生便懈怠了，甚至劝我的父母放弃救治。我的母亲便给医生跪下了，恳求他救救我，随后父母又带着礼物去了医生的家里，后来我才得到了积极有效的治疗，才活了过来。前两年，我又一次面临生命危险，浓痰出不来，时刻准备切开气管，就在这时，母亲再一次给医生跪下了。虽然焦虑的情绪让母亲的行为有些过激，但此后我明显感到医生对我治疗态度的改变。
从小我就知道，我的生命只在父母这里值钱。与其说是医学技术让我活到现在，不如说是父母的爱让我活到了现在。
身为病人我庆幸，有爱我重视我的亲人，但还有很多病人没有那么幸运。我不止一次听父亲的一位医生朋友用灰色的语调说：你看着儿女们不嫌麻烦，愿意出钱，你就给他看，要不，你开了价格高的药，他们还不一定给得了你。一个老人是否能得到生命的尊重，竟全部系在了儿女是否孝顺的问题上。这个医生无疑是偏激程度较大的，但这又何尝不代表一种观念的倾向。
在一条新闻中我也曾看到，一个人因为车祸需要尽快手术，手术却迟迟不能进行，因为没有人在手术前为他签字。这个人意识是清醒的，难道他不能为自己负责吗？这样的障碍让人感觉可笑又无奈，这样的障碍是什么造成的呢？
我突然觉得，生命高于一切，这句话是多么的空，生命的尊严，是多么的轻。
从实际说，一个人生病，会有不同程度的行为限制，也就是说，他的能力迅速降低，低到了要依赖别人才能生存或被拯救。如果没有家人对病人的照顾，对医生的配合，治疗是困难的。但对生命救治的意义和初衷能因此而改变吗？一个病人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应该考虑病情的特点，个人的体质，甚至为了病人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经济状况，但不应该把是否有人重视他作为考虑条件。
将这个条件加入救治逻辑，我看见背后是人群中高智商的生物法则，我看见了自保和消极，我看见了生命的无助和悲哀。
S大夫面前的人少了许多。只剩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和医生探讨方案。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的母亲肠癌转移到了肺部，医生给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穿刺，将肿瘤破坏掉，另一个是化疗。两者也可以一起用。前者费用需要一万五，后者需要两万多。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经过几秒钟的考虑，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不知道这种选择背后有多少决定它的理由，我又仿佛知道这种选择背后所有决定它的理由。我仿佛看见他的母亲，一位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和我见过的所有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一样。他的母亲还在生活中，不知道有人已经为她的生命做出了选择。但是我确定，她的生命只对她本人是最重要的。
我想到了一位多年前去世的亲戚。他五十多岁时，被查出了肝癌晚期，但直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一切由他的儿子替他做主。他的儿子当然是怕他知道了有心理负担。但是也正因此，他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知情权和自救权，以及对人生最后时间的安排权。人生最后的告别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他却被剥夺了。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主观意识，那和生死有关的决定无疑将落在他至亲的人身上，但是如果不是，那便是一种越权了。一个主观意识清醒的人，有权利为他自己采取什么样的治疗做出选择，更有权利知道他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甚至还剩多少时间，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不应该错过。而他如何面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都知道生命高于一切的真理，但这份高贵由谁来捍卫呢？在现实中，纯粹的生命意义多么微不足道，微小得被忽略不计。
终于轮到了我们。但是，S大夫对母亲症状的归因让我感觉不太正确，离开S大夫这里后，我们便来到了呼吸门诊，找到了C大夫。
C大夫是三年前我住院时的主治医师，对他的医术我是有所了解的。他话不多，但会听，可以迅速在南腔北调的主诉中捕捉到有效信息，并加以分析判断，给出方案。他给人的感觉踏实、用心，从而让人感觉可信。
在围着他的人的缝隙间，他抬头看到了我：刘厦过来了！您好，我陪我妈过来。我们便接着等。
我看见，所有来看病的人都有一种不一样的表情，这种表情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说卑躬屈膝有些过了，说和颜悦色又不够，我想到了海桑那几句诗：我对医生微笑／对着护士微笑／对所有的人点头／恨自己和他们攀不上亲戚。
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很特别，病人找医生看病，用求这个字或许更贴切。因为在需求与给予之间存在很大的悬殊。对于病人来说，性命攸关的大事要交给某一个不太熟悉的人，需要这个人负责的态度和相应的能力，才能够得救，否则很可能在一些细节的不足之处得到损害，所以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托付。而对于医生来说，拥挤的病人是他的工作对象，一个人得再严重的病也只是一个病人。更多是技术上的认识。
在这种关系下，医生的态度也有一些特别，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人和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好像不必遵守，当然还有个别过分者。记得几年前，我在北京某医院看到，领取检查结果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好像有什么不明白多问了几句，窗口内穿白大褂的烦了，便将老人的检查结果扔到了地上，并说：下一个。老人慢慢地捡起检查结果，离开了。我作为排队中的一员，愤怒让我的脸发烫。
病人会特别在意医生的态度，听到医生难听的话，很容易受到心理伤害，但不会回击。所以，作为病人，很多时候感觉自己不是人。
还好C大夫并不是这样的医生。
我最后一次见C大夫是三年前，但后来我经常在电话和微信里请教他，他关注了我的公众号，近期我又被他拉进了他的医患群，这样他时常会看到我的消息和文章，我也经常看到他和大家交流。所以感觉见到他，要比三年前更熟悉了。
“我以为你这次来是给我带新书呢。”
“呵呵，行，到时候我专程给您送过来。”
……
“我也想学心理学，就是没时间。”
“那挺好，病人或多或少都有焦虑情绪，就像我妈，又受罪，又好不了。”
“你说得不对，只要用对药，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
“真的啊！这下我妈看到希望了！您看，您学心理学比我有用。”
C大夫好像也看出了母亲的焦虑，便安慰她说：“没关系，我给你看。”
母亲说：“那太好了！”
我看到阳光落在了母亲的脸上。
经过C大夫的仔细诊断，母亲拍了CT，拿了药。
在回家的路上，火红的落日轮廓清晰，红光中，渐渐远去的楼群沉静了下来。
经过一天在医院里辗转，身为病人，我感觉到了疲惫。我看见，在人群中，无论是谁，都会在某一刻成为一个病人。从精神层面说，生病是对人的一种污辱。它让人迅速知道自己的卑微，让人的要求迅速降到最低。在疾病面前，我们仅仅是一个生物体。
一个人生病了，会变得无助和脆弱，无助得像个孩子，脆弱得像个老人。因为当人成为一个病人时，便成了弱者。身居弱者的位置上，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身居弱者的位置上，你会看到熟悉的事物陌生的地方，你会到达人群没去过的地方。弱者看到的上帝的模样，看到的人间的景色，不是特殊的，而是生命真正的底色。
无论我有多少个角色，我都是一个病人，你也是。
201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