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布古特碑

院子路中央立着一块石碑，这就是大家向往已久的著名的粟特文布古特碑。

碑高195厘米，宽72厘米，厚19厘米。碑放置在赑屃之上，赑屃尖首，束腰，通体没有周旋花纹，不知是否原来固有，从碑的比例关系来看，赑屃似乎有点小，但敖其尔强调并非后配，高约50厘米。

布古特碑，花岗岩质地，缺失一小半，碑额与碑身连为一体。碑额雕刻一侧面动物的形象，长嘴吐舌，口露二尖齿，长鼻圆目，前两爪先后着地，只是后半截缺失，不知全形。整体碑的造型，大体上有汉式碑的面貌，但用动物肖像作碑额，稍熟悉突厥历史的人，很容易将它与突厥传说联系起来。

传说突厥先世居住在西海的右岸，后被相邻部落所灭，只留下一个十岁的男孩，并被斩了脚，一匹母狼收留了肢体不全的小孩，后来又成了小孩的妻子，小孩终为敌兵所杀。母狼为躲避敌人的追杀，逃到了今天的新疆绿洲吐鲁番。在山洞中，母狼生下十子，父亲就是母狼救活的男孩。母狼的十子娶了高昌女为妻，其中一个儿子就是阿史那。阿史那显然比其他兄弟能干，成了新的部落首领。后来，阿史那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来到了阿尔泰，成为柔然的臣民，并以锻铁著名，称号“突厥”。

突厥是母狼后裔的传说，获得突厥汗国广泛的认同，其中证据之一就是布古特碑额上狼的造型，更有人觉得狼腹部的二腿，就是一人的形象，可惜并无从证实。

碑额上的所谓狼的图形，大概是龙形碑额的变形。大约从北朝开始流行龙首碑额。一般情况下，碑首双龙，两尾交织缠绕，正背有四龙，龙身鳞片雕刻繁复，但严格对称，非高级工匠不可完成。

布古特碑，碑额形制简陋，或为当地工匠仿唐碑式雕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起有沟通天地的作用，是由多种动物符号混合而成。草原工匠并无此类知识，观其头像他们熟悉的动物狼，据此仿照雕凿而成。其本意当模仿唐碑形式。

类似的推测，在此后获得某种程度的证实。某年，我随一考察团赴吉尔吉斯，在布拉那古城遗址博物馆中见一唐代碑额，碑身不存。红砂岩质，额首亦有两动物两尾蜿蜒相交，低头突舌，前爪着地有力。大约与布古特碑碑额形象近似。吉尔吉斯民族构成复杂，早期操突厥语的人和一些畏吾儿人混合，后来，其成分中包含有蒙古诸部。唐代受突厥汗国影响很大，尽管这里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吉尔吉斯亦为草原民族，工匠大概有类似的观察，碑额年代应在唐朝。构图相一致的碑额，除去繁缛的细部，留下简洁清晰的动物轮廓，风格上的共性显示出游牧人趋同的造型，给布古特碑一有力的佐证。

布古特碑是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1956年发现的，发掘后布古特碑被运到后杭爱省博物馆收藏，是当时蒙古国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

布古特碑三面有铭文，从左侧面开始，有5行，正面19行，右侧面也有5行，共29行。当年发现后，学者们并不能确定上面是何种文字，最初发表时称其为回鹘文。后来，苏联著名突厥碑铭专家克利亚什托尔内访问后杭爱省博物馆时，见到了这通石碑，并拍摄了清晰的照片，在背面发现刻得很浅的约20行梵文。经过与粟特语专家的共同研究，确定碑文是用早期斜体粟特文刻成，属突厥第一汗国的官方文字。

突厥人使用粟特文来记载自身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突厥汗国兴起之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很多识文断字的中亚粟特人，穿梭游荡在汗国之中，有时会是成部落的。粟特追逐利益的特性，配合上柔软的身段，很快与新兴的突厥人打成一片，成为突厥人重要的信任对象，尤其是叙述、记载历史与现实——在这些突厥人并不擅长的领域里，粟特人更是如鱼得水，推销了他们原有的文字粟特文。

根据粟特文专家的解读，布古特碑文中出现“兔年”这个用来表示时间年份的词汇，成为人们推算碑文年代的依据之一。现在大体一致的认识，都觉得石碑制作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末期的最后二十五年比较合理。

碑文内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留下了一些突厥可汗的突厥语拼写。在汉文史料中，突厥可汗采用汉字来拼写人名，受汉字音节的影响有的会省略，准确程度上无疑会大打折扣。借助粟特语这个拼音文字，我们知道了突厥四位可汗的名称，布民、木杆、斯帕尔（汉文作它钵）、尼瓦尔（汉文作尔伏）可汗。

当然，对粟特语研究而言，布古特碑还包含着许多以前人们并不知晓的粟特语词汇，一些前所未见的语法形式，这也是引起学者兴趣的重要原因。近年，日本学者吉田丰将布古特碑一些残片，重新缀合，使布古特碑的研究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悉，中国也有青年学者开始学习这种古老的语言，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会在粟特语领域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蒙蒙小雨中，队员们围着布古特碑测量、拍照，也勾起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