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住院
替我看病的是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医生，她量了血压，90—100mmHg，压差只有10，这使送我来的人都大吃一惊。女大夫果断一挥手，办公室马上变成病房，办公桌对面的一张三人沙发，经拉平之后就是病床。罗新他们临走时告诉我，下午四五点之后会来接我。女大夫诊断是食物中毒，挂上点滴，我便昏睡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女大夫推醒我，大概是问要不要吃午饭之类，我吃力地摆摆手。
又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我开始有些清醒。可能是女大夫的吩咐，办公室门被加锁，只要有人出去，就听见转拧钥匙锁门的声音；进门时要重复同样的动作。即使一分钟、两分钟，门被打开又锁住。当头晕目眩，乞求医治时，声音明显会被耳朵过滤掉。略感康复后，声音变得相当刺耳。周围人看着你不断好转，进门探视者，频率加大。或许他们的医院，从来也没有收治过一个外国病人。人们伴着门锁声，进来，几句交头接耳后，咣，门被关住，又是一阵转锁声。整个下午，重复不断。刚开始偶尔会睁眼一望，摘去眼镜后，只能模糊看见几个身影，要是不出声，竟分不出男女。
罗新他们称，四五点钟来接我，结果7点已过，仍不见踪影。话说回来，即使现在出院，我仍无法行动。摸出电话，连一格电都快没有了，我赶紧写了条短信：“你在哪里？”发出后，未见回音。几十分钟后，重发，又重发。电话电量不足，发不出。就是这条没头没脑的短信，让罗新他们着实担心。
原来，他们今天考察的是杭爱山的主峰，就是史籍中著名的於都斤山。虽然从地图上看只有几十公里，但要绕道而行，光单程就有180公里，要翻过几座高山，回到乌里雅苏台时，已经11点多了。隐约间，听见楼下有人叫门，虽听不清，很可能是罗新他们。过了很久，这是我的感觉，也许并不久，又是一阵拧锁声，拥进罗新他们一队人。医生向他们介绍，说我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不过身体仍然虚弱，仍需挂点滴。
罗新他们离开不久，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雨点打在玻璃窗上，但声音很小，完全不像打在帐篷上会有如擂鼓般的巨响，睡在房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没有挂窗帘的窗户，很早就射进一片白光。睡了一夜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房间。窗户有两层，墙厚足有一米五，蒙古冬天，最冷可达零下四十几摄氏度，没有这样厚的墙，可能被冻透。双层玻璃窗之间，有一束塑料花。窗台很宽，一边摆着一个马头琴，用玻璃罩罩着；靠床的一侧是个玻璃小件，内有一牧羊人在放一群羊，外面几个汉字：“好人一生平安。”大概是中国专门替蒙古制造的摆件。
西壁中央是一幅油画，一中年男子的半身像，估摸是医院或科室的创建人。画像两侧各有四幅照片，下面有蒙文介绍，能看懂的只是一些1933、1967之类的阿拉伯数字年份，大概是这些人的服务年代。
地板是木质，被漆成黄色，进门有一个小的卫生间，地下铺瓷砖，墙面像中国七八十年代一样，用漆涂一周裙边。
医务人员的穿着用颜色来区分，医生穿白色，女护士着紫红色，男护士则一袭天蓝色，质地很好，是毛料。护士技术很好，我虽多年未挂针，但每年都要去体检，抽血时由于体胖，有时会扎几次。但在扎布汗医院，两天挂针，每次都是一针见血，屡试不爽，从无更改。
我示意女大夫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写了两行字：
前者是姓名，后者是电话号码。我曾问过钢巴， Z.Tseren是藏文“长寿”的意思，Dwlam是蒙文中的“女人”一词，策伦德勤玛就是长寿的女人。后来我请李肖兄从吐鲁番买一件礼物，拜托敖其尔、钢巴他们返回时，特地途经扎布汗省立医院，带给策伦德勤玛大夫，以感谢她的关照。很可惜，回国那天遭遇混乱，忙乱间我竟没有顾得上看一眼这件礼品，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
11点许，罗新他们来了，昨夜睡得太晚，今天早上队员们普遍起得很晚，吃过早餐后就赶到医院。罗新说，他们要去看一处突厥时代的遗迹，这个地点好像是临时增加的，距离不远。吃过午饭后，来接我出院。
13点过后，策伦大夫特地从家里带来一饭盒东西，请我吃。打开一看，形状像饺子，但比饺子大。吃一口，馅是羊肉，都是小指头大的肉丁，肥的居多。尽管我号称以肉为生，这时却咽不下这蒙古包子，强忍着吃完一个。心里觉得挺对不住策伦大夫，人家大老远拿来，我竟一个都吃不下，简直有点不识抬举。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有什么都不要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