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扎布汗省博物馆

16点40分，考察队抵达蒙古国历史名城乌里雅苏台（Uliastay）。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乌里雅苏台实际上是整个蒙古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当时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只是个宗教圣地，乌里雅苏台将军府统领蒙古军务。

我们首先来到扎布汗省博物馆。博物馆内掌管展厅钥匙的工作人员不在，执事者派人去家里找。大家趁这个空当，先熟悉一下博物馆周围环境。

博物馆坐落在市区中心路口的西南角，对面就是警察局，有的队员好奇地溜达进去。路口北面与博物馆相隔一条马路，有一排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十七幅照片，都是扎布汗省出生的名人，其中以威风凛凛的将军居多，有十二位。钢巴说最有名的是大将道尔基，做过多年国防部长。民主化以后，多党角逐总统大位，前两任民选总统都是扎布汗省籍，其中一人也叫敖其尔。

橱窗前面雕塑，双手托着金色的索永布图案，按照蒙古人的解释，顶端是火焰，接下来有圆形的太阳和半月的月亮，意思是民众可以像太阳、月亮那样生生不息。三角形和长方形中央加着太极阴阳图，前者表示要有智慧，并且忠于职守，后者的阴阳图形则是追求和谐的象征。这个图案被用在蒙古的国旗上。

橱窗顶端中央竖着蓝色的国徽，蒙古的国徽是圆形，边有一周花纹，顶上嵌有三色的宝石，中央蓝色的天空飞腾着一匹骏马，马背中间是索永布图案。下面花瓣簇拥着法轮，底部为一莲花座。蒙古国的国徽修改过好几次，以前像一枚勋章一样，周边金光四射，红旗为背景，五星、麦穗装点中央，亦有一人骑马。橱窗右侧竖有一幅巨型彩照，一群扎布汗省将军身着蓝色军礼服，胸前佩挂着勋章，阔步前行。

博物馆门前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石碑，石碑上半段有几行金色蒙文，翻译成汉语是“为纪念受政治迫害者所建立的碑”。20世纪30年代，极左政策影响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进行了政治上的大清洗，将大批无辜者投进监狱，重者惨遭枪杀。民主化以后，这些政治殉难者被昭雪，一块小小石碑则代表极权时代的结束，受害者得到民众的怀念。

草丛里还有一口铁钟，铁钟悬纽已坏，看来很有些年头，很可能是清末民初的东西，因有铁栅栏围着，未便近距离观察。

将近过了三十多分钟，博物馆工作人员终于姗姗而至。

博物馆是座二层小楼，一楼很小，门厅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赤鹿头标本。大家顺着小门鱼贯进入展厅。展厅空间不大，左侧一排连柜中陈列着自然动物标本。模拟土拨鼠的生活情景，有的在外直立张望，有的半截身子爬出洞外。赤鹿、梅花鹿在树林中行走，雄鹰展翅飞翔腾空而起。狼的身体较瘦，与小崽在一起。仰天长啸的可能是雪豹。大角岩羊和其他不知名的羊只标本，分别置于山岩、草原等不同背景下。个头较小的龟缩在草丛中的，可能是野马，野马体形比家马小很多。

右侧展柜里展出的是文物，数量不太多，有一些青铜时代的马衔、铜锛、铜箭头等，几乎没有大件的物品。

看过几个蒙古博物馆之后，大体上可以知道地方博物馆的总体思路。将自然动物、植物、矿藏与历史文物、民俗文物混合陈列，其实是受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模式的影响，那时苏联地方上流行的所谓“地志博物馆”，是将自然标本和人工物品看作一个整体，展现给广大观众。中国的地方博物馆，在这种潮流影响下，纷纷成立地志博物馆，以期成为某一地区过去一切实物的百科全书。后来觉得这种宏愿难以实现，又将自然部分剥离出去。蒙古人虽号称民主化了，但在文化上却并无过多的独立性，基本上仍旧沿袭苏联引导下的模式，虽不至于通过这一点得到一个庞大的结论，或许由于经济窘迫的缘故，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

上楼的楼梯很窄，似仅容一人通过，两人上下，彼此要相让。

二楼展厅中展品，以蒙古近现代民众文物为主。过去木轮勒勒车，建蒙古包的乌尼杆、栅栏，室内的木箱、木柜，都集中在一起。盛奶用的铜桶、东布壶、煮奶的铁锅制作精良。展厅中蒙古人的用具很全，大到捣酸奶用的皮囊，小到制奶品的木模具、木勺，色彩艳丽的蒙古袍，一应俱全。展柜侧面挂有一件扬奶用的漏勺，勺柄端雕有数个孔头，勺由横竖三排圆孔构成，扬奶时乳液顺圆孔流出，加速均匀，设计精巧。喇嘛教文物占有很大比重，刺绣唐卡有好多幅，还有喇嘛做法事用的法器等，不一而足。

有两幅图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

一幅是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绘制的蒙古驿站图，底图是康熙年间的，博物馆墙上挂的是1960年重绘的。图中从北京开始，经过张家口，一路直达库伦（乌兰巴托），另一路则到乌里雅苏台，再由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阿尔泰等地。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在两年以后，建立了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两座城。也就是说，清朝在此之前就有非常完善的驿站系统，通往蒙古各地，各类信息通过发达的驿站，直接送到北京，朝廷的指示随即下达，畅通无阻。蒙古地区13、14世纪发达的驿站系统，西方旅行家有过详细的记载，加宾尼说：大汗的使者无论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管这个地方在何处，途经地区官吏都要毫不耽误地供给他们马匹和粮食。同样的道理，任何地方的使者，只要觐见大汗，地方上也需同样提供马匹、车辆、食物。使者们只换马匹，不换人员，累倒的马匹在驿站中更替，有时一天之中两三次换马。他们手中持有一面象征一切权力的牌子，视使命的轻重，牌子分为金、银、铜。清朝使者也继承了这种特权，一位旅行者亲眼看见清廷使者，因为没有大的住房，而鞭笞一位比他级别高的蒙古官员，蒙古人只有挨鞭之后赔笑脸的情景。

俄国旅行家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考察时，在前往乌里雅苏台途中，住在塔楚驿站，驿站章京安排他入住一个最大、最干净也是最考究的蒙古包。不料，晚上驿站接到通知，清廷领催，明日将至。打前站的士兵，当晚赶到这里。听说最好的毡包已被占用，士兵大发脾气。经驿站人员的款待和解释，说清朝领催明天中午才到，而俄国人早晨离开，因此毡包完全可以腾出来，士兵才作罢。第二天大清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夜大概领催没有睡好，早晨7点就驱马至驿站。章京跪迎，请他进另一毡包歇息，士兵解释说最好的蒙古包被俄国人占用。这下那领催便雷霆大发，一面用最粗野的话辱骂，扬鞭劈头盖脸向章京抽来，打骂持续半小时之久。章京是位戴深蓝色帽顶的有功之人，而那位清朝官员则不过是位普通的拔什库（满语领催）。遭受鞭笞的章京，则往领催的毡包中又搬地毯，又搬缎垫，但对于气冲斗牛的领催来说却无济于事。据另一位为波氏送行的章京估计，又要破财了，没有银钱根本打发不了这名领催。

驿站图下有十余幅图画，表现清朝官员压迫蒙古人的种种酷刑。有的披木枷，手戴铁锁；有的被压倒在地脱裤行刑；有的手足都被弓腰铐入木锁之中；有的足蹬木靴，双手上吊；有的抱木受刑；有的五花大绑在木板上，甚至活埋、砍头，仔细看过之后，令人心惊胆战，清廷酷吏面目狰狞。许多都以喇嘛教的寺院阴影作为依托，暗示着这些酷刑都有着宗教背景。平柜中陈列着一些刑具，手铐、脚镣等。借中国辛亥革命之机，谋求独立的蒙古，急急忙忙地要摆脱中国。抹杀清朝统治的印迹，成为年轻革命阵营的当务之急。

另外一张绘制在白布上的乌里雅苏台城区图，引来考察队员们的围观讨论。这幅绘制于1923年的地图已经发黄，上面蒙着厚厚的灰尘。地图的底图显然表现的是清代乌里雅苏台城区的情况，标明地点的注记用的是蒙文。乌里雅苏台城区大体呈正方形，建筑物主要修建在城区，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汉人所谓的买卖城集中于此，乌里雅苏台都统衙署则坐落在城东其吉斯特河岸边。城区周围驻扎着几千名清朝士兵，军队营房在地图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蒙古人并不住在永久建筑里。考察队中的张帆、党宝海都是造诣很深的蒙古专家，宝海尤擅蒙古驿站研究，找机会请教一下。说来这次考察活动，本是大家相互交流的好机会，我白天却忙于野外考察，晚上整理笔记，竟抽不出时间向各位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