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 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孝”与“忠”历来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当代社会，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会里的中国人对待传统的“忠”与“孝”的态度则发生了变化。影片《喜宴》首先对传统的“忠”与“孝”进行了一番生动的展现：高伟同为了“孝”而按照父母的意愿结婚；餐馆老板为了表现对上级的“忠”而倾心为“少爷”举办婚宴。尽管受到现代文化影响的伟同极不情愿铺张浪费，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餐馆老板面前基本上“节节败退”，餐馆老板的一套完整的传统理念逻辑的“攻势”，使伟同不仅溃败而且迅速投降。正如餐馆老板对伟同所说：“我不是给你办，我是给师长办……你要说个不字的话就是不孝。”传统“忠”的理念的干预，打碎了伟同建筑起来的并不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观，因为他的根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只要有他的传统家族的影响存在，他就无法彻底摆脱这种根源对他的控制。因而，最终伟同还是认同了他对父母、对家族的“孝”。
在这里，“孝”与“忠”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里一般被认作不可调和的两股力量在这部影片稍显荒诞的情节中交错衍生，并得到了完美的调和。在这里，“孝”也好，“忠”也罢，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即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伟同的父母不远万里来到异乡为此，伟同绞尽脑汁乔装瞒骗为此，亲朋好友参加婚宴也是为此，一个东方文化的核心符号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完全东方化的认同。
尽管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对传统的“忠”和“孝”基本认同，但是，在家庭观念上的理解，则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影片的主角高伟同年幼时在东方接受传统教育，大学及以后则在西方构筑的文化世界里，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受中西文化双重影响的人，在他的身上既有西方人的浪漫随意，又有东方人的严谨忍耐。明显的是，影片中伟同很认同西方特定的生活观念，如果没有传统家庭这边的影响，他也许会很快乐地继续选择与赛门的二人同性世界。“同性恋的人能够在各方面合得来凑合在一起生活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跟赛门都很珍惜对方”，伟同如此对母亲说。可见伟同对自己现在的感情选择、对自己当前的生活状况是非常肯定的。但是，他深知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不会被中国传统所接受的，抛开恋爱取向不管，关键的一点就是男人与男人不能生育，而没有后代的结果肯定是父母无法接受的。
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家庭”的观念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21]。没有子女，家庭便不完整，没有子女的家庭在国人眼里是算不上真正的“家庭”的。这个概念在西方远不如东方表现得那么强烈。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这些差异性特征在“家庭”这个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上表现得很典型。
影片中的父亲形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这个父亲是个承载守旧与开明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曾经在军中担任师长，即使到老也保持一种军人气质。他虽然心脏不好，但每天坚持锻炼，然后喝橙汁吃药，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威威与伟同在婚礼当晚假戏真做导致怀孕后，赛门与伟同这段时间沉重的心理负担终于突破极限，他们当着伟同父母的面大声用英语争吵起来。想不到的是，伟同的父亲竟然懂英语，当然也就明白了事件的真相。但父亲始终保持沉默。当后来伟同不堪压力向母亲坦白时，一家人都担心父亲的身体而一致对父亲隐瞒事实，岂不知父亲早已知道事情真相。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情节。父亲年轻时曾经逃婚从军，他本身也曾经是一个反传统的人。然而他终没有选择背叛传统，而是中规中矩地继承了家业，可能是其内心的成长而使他改变，也可能是大环境的潜移默化使然。然而，到儿子这一代，条件的转化导致文化传承的断裂，这由不得父亲了，这时的父亲内心是悲哀而又矛盾的。然而父亲对儿子的举动最终还是妥协了，他在赛门生日的时候对赛门说出了他的苦衷：“如果我不让他们骗我的话，我怎么抱得了孙子。”赛门听不懂高父的最后这句感叹，说了一句：“I don't understand.”高父也意味深长地回了他一句：“I don't understand.”一语双关，原因很明显，父亲用心良苦地隐瞒了全家人，其缘由还是落在“家庭”这个概念上，如果没有后代来传承，家即不成“家”，一切皆无意义。于是他默默地接受儿子同性恋的事实，然后自己忍受着痛苦，也看着儿子痛苦地把戏演完。因为他相信只要他能抱上孙子，一切都值得。在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传宗接代）的感召下，个人幸福是无关紧要的；与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孝”（无后即不孝）相比，骗婚行为的不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高尚的、抽象意义的“性”的统筹下，具体的、甚至与传统价值背离的“性”（同性恋）都是无伤大雅的。在这里，“家庭”成为了道德选择的终极标尺，一切合理与不合理都围绕这个主题而定夺。
最后，“性”的取向问题是本片绕不开的话题。
首先，影片的由头是同性恋。正如李安自己所认为的，《喜宴》讨不讨观众喜欢，都和同性恋议题脱不了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个儿子是同性恋是件天大的事，但在海外，尤其是纽约，公开同性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这就给影片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冲突，从而让影片故事的自然发展有了源头。导演李安说自己成长在一个很保守的士大夫家庭，个性也不是很叛逆，所以最能牵动其心的还是“伦理”。因而，他选择“同性恋”这个突破点来阐释自己对不能尽孝，以及传统与现实间的种种矛盾的看法。李安自身的海外求学经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文化冲击，对自身从前所受的伦理教育产生了不信任感。因此，李安用《喜宴》的同性恋题材来做认同上的模拟，影片主角伟同既想拥有自我（做自己），又想尽孝道（为人子），身陷两难境地，这也是李安自己所受文化冲击后的心情反映。[22]
另一个“性”的话题出自李安在影片中客串时说的唯一一句话：“那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性压抑！”这个话题又回到了影片的高潮部分——婚礼宴会上，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的婚宴，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喜庆气氛和各种搞怪的娱乐手段，场面的火爆让中国人尽兴，让外国人侧目。一个参加宴席的外国人忍不住感叹：“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柔顺沉默的数学天才。”这时，后面的一个宾客（李安饰）解释道：“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对这句话，后来李安说明是为了“解释中国人喜宴的直接露骨”[23]。
五千年的性压抑，可能只有喜宴是最好的释放场所了。在喜庆气氛的掩护下，文化的冲突得到了融合和宣泄，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然而，这些行为的目的绝不在于营造喜庆，而是使性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为可以被谈论的东西，可以被娱乐的东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分享的东西。西方人和东方人同桌痛饮，共同欢闹，共同观看东方式的笑话与节目。性作为繁衍种族的必要手段，是文化的一块基石，但是性活动本身却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准则相冲突：一方面它作为实际行为被视为低级的、君子所不齿的，因而是避讳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性的功能化导致对其道德化定义成为一张虚伪的画皮。而在婚宴这个特定的场所，一切宣泄都可以找到道德的支撑点，性的道德功能、性的本质功能得到了完美的官方式的承认。
此外，影片的结局令人回味。
《喜宴》看似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威威最终没有去堕胎而是选择留下孩子，这无疑给了绝望的父母一个重新获得希望的机会。而赛门很痛快地答应担当这个孩子的养父，伟同与赛门的关系得以维持。一家人重新恢复平静，母亲给花草浇水，父亲在椅子上睡觉，伟同忙于工作，赛门重新开始照顾伟同，威威则继续画画。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在分别时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各怀想法的，分开时每个人也都是各自流泪的。个体间的情感需要种种的隐瞒和欺骗来维系，而每个人在行骗和受骗的虚假中竟获得了真实的情感体验。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悲哀，但也可能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精妙所在。李安作了直白的表述：“中国人讲厚道，就是装糊涂，各取所需，当然没法完全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各退一步。这种中庸之道为多数人奉行，原来古典教养下的人在生活里就是如此行事，只要过得去，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24]
在影片的最后一幕，父亲在回国航班的登机出口处接受安检员检查时，双手向上大力上扬的动作让观众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人们更愿意把这看做是代表传统的父亲向现行的异国思想的某种妥协，如果无力改变又对自身有所益处，那就接受吧！温情与冷酷，原来是一直在文化冲突中相互转化的，中西伦理思想的矛盾点于是在这些冲突中被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