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影视作品评析示例

附录一 影视作品评析示例

1选择中见真情

——影片《图雅的婚事》中的审美情感分析

第57届柏林电影节上,中国导演王安全导演的《图雅的婚事》一举夺得了最佳影片金熊奖,并同时获得柏林电影节独立精神奖。这是继1994年谢飞的《香魂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之后,中国第三次获金熊大奖。

影片讲述了蒙古族妇女图雅迫于生存的压力,无奈之下与残疾的丈夫巴特尔离婚,但她改嫁的唯一要求却是新丈夫与自己一起养活巴特尔。一个个求婚者的到来演绎出了一幕幕动人的故事。影片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围绕图雅的婚事做出了自己的婚姻选择,而主人公图雅本人则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嫁夫养夫”的选择。图雅的这种选择,其原因一方面是迫于现实处境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于她内心炙热的情感,而这一情感因素成为影片的主线。人物的内在情感主要是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而图雅细腻真实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更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共鸣。

在多少还充斥着原始野性的蒙古大草原上,草原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水资源严重缺乏,能冻死人的暴风雪时有发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是唯一的主题。图雅的丈夫巴特尔因打井导致下肢瘫痪,家庭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图雅身上,她自己因长期的腰椎劳损导致腰椎严重错位,并面临着与丈夫同样残疾的命运。如果她倒下了,不仅自己没法生活,也无法养活丈夫和一双儿女。这种情况下,图雅必须做出选择,选择一个能活下去的方式。市场经济在带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些人会不经意间在道德和责任以及情感问题上有所迷失,不清楚自己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选择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唯物质主义”。图雅和巴特尔的这种纯粹的想法只是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的一种无奈的应对。因此,在这种应对过程中既没有表现他们像现代都市生活中某些人的种种狡诈和不怀好意,也与都市男女纷繁复杂的诸如婚外恋、三角恋等问题丝毫无关。

影片描述了图雅一家每个成员的动人的丰富情感,展现了图雅拥有令人羡慕的和谐美满的家庭情形。

首先,图雅拥有比一般的妇女更丰富的情感。作为母亲,她是慈爱的、伟大的。儿子独自在寒冷的暴风雪中放羊,图雅一把搂住儿子,心疼地说:“羊不要了,妈妈带你回家。”这令人感动的一幕,是母亲与孩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传递。对于女儿,图雅也是疼爱有加,在把羊卖掉之前,还想着“留一只小的给宝娆玩”,这虽然是个细节,却是对女儿的无限关爱的体现。作为妻子,图雅是贤惠的、忠贞的。面对残疾的丈夫,图雅没有丝毫的嫌弃,而是甘愿揽下生活的重担,力所能及地照顾着整个家。无私的奉献表达了对丈夫由衷的挚爱。

其次,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巴特尔,虽然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里却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他爱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妻子、儿子、女儿。他摇着让女儿开心的小玩具;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大老远的路就是要告诉图雅儿子可能遇到的危险;他慈爱地给女儿喂饭,希望女儿快快长大能帮妈妈干活。尽管他不能身体力行解决家里繁重的劳动,可他却在向家里的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所能表达内心的关心和疼爱。

再次,儿子扎亚仅仅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却因为特殊的家庭生长环境而较早地承担起生活的担子,俨然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他已经在心里把自己定位为母亲的保护者、妹妹的爱护者。为看守羊群,他可以不怕狼,不怕寒冷的暴风雪;诱人的烤全羊摆在面前,他夹肉给妹妹吃,而这正与宝力尔的朋友尽情享受的吃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代家庭中,十来岁的孩子正是爹疼娘宠的宝贝,是家里的小皇帝,而扎亚所表现出来的懂事和成熟让图雅心酸、心疼。小女儿宝娆虽没有言语,但安静和纯真的笑容中却透出乖巧可爱。

这种和谐圆满的家庭关系是无可挑剔的,充满了天伦之乐。图雅对丈夫、儿子及女儿的深沉而永恒的情感使得她无法割舍这种用温情紧密联系着的家庭关系。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图雅不可失去的感情依托,一家人永远相守的思想是图雅在做出任何选择时潜意识里的情感准则。

图雅一家与桑格、巴特尔姐姐、宝力尔以及其他牧民的和睦关系代表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单纯的、和谐的、没有冲突的。他们不与人为敌,真诚地相互帮助,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美丽真情,也为图雅的选择提供了整体的善的背景。

不管来自于他们与自然的冲突多么激烈,来自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压力是如何强大,现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世俗的,需要解决衣食住行。然而,美好浪漫的理想对于图雅来说也只是一种世俗的浪漫:一家四口身体健康,衣食住行不用发愁,孩子将来能上大学。这些看似世俗的想法就是图雅的理想。可现实却是残酷的,即便是这样的理想,也让人奢求不得。在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中,图雅必须做出无奈的离婚选择。然而图雅没有选择合情合理的离开,而是选择了承担。这与影片中桑格的妻子萨日娜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影片中,萨日娜是个缺席的角色,只出现在人物之间的谈话中。这样一种象征符号代表着自私、唯利是图、缺乏起码的责任心和道德意识,她热衷于追求个人物质享受,一次又一次地跟有钱的男人跑,骗了桑格变卖家产买来的卡车,也骗了桑格的心。图雅代表着善良、崇高,她潜意识里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她选择了嫁夫却是为了养夫,为了一大家子的生存。因为缺水,图雅需要每天来回六十里取水,巴特尔一句“找一个男人,帮你驮水”朴实真诚地反映了离婚的目的就是找个男人打水,就是为了生存。图雅的想法很单纯,在生存的逼迫下,她的选择就是再嫁个丈夫,和她共同撑起这个家。就图雅和萨日娜的行为来说,目的都是为了生存或更好地生存,不同的是在选择生存方式时彰显出了她俩对立的价值观。在她们心里或许都没有意识到所谓的价值观问题,但在行为上却暴露无遗。图雅的存在与萨日娜的缺席形成一种张力,也形成一种感情上的强烈冲击,同时暗示了萨日娜抛弃了生活,也将最终被生活抛弃。

影片中巴特尔的姐姐虽然只露面两次,但她的选择所折射出的内在精神正是对图雅的映衬。在一个人辛苦养活六个孩子的巨大生活压力下,她只能靠酒精麻醉自己。然而面对图雅的不幸,她毅然决定担负起养活巴特尔的重任。这一方面是对巴特尔姐姐善良内心的表露;另一方面更衬托了图雅在可以甩掉“包袱”的情况下做出断然承担责任的坚定决心。巴特尔身体残疾,在完全靠体力抗争自然的蒙古大草原上,身体残疾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的作用的消失。可在图雅看来,巴特尔永远是她内心的依靠,也许是自我责任感的驱使,也许是与巴特尔亘古不变的爱情,也许兼而有之,她不会抛弃巴特尔,即使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也要守着巴特尔不离不弃。她要嫁的人首先是愿意接受巴特尔的人,自己的情感可以置之不顾。她要养活巴特尔,已经是她再嫁的根本出发点,哪怕自己的生活也即将无力掌控,她也要守着巴特尔一生一世。面对任何一个求婚者,图雅都坚守着养活巴特尔的唯一要求。尽管有钱的宝力尔已将巴特尔安排在条件优越的福利院,给了他比较舒适的生活,但图雅还是坚持要把巴特尔带在身边,就算失去了过豪华生活的机会也毫不在乎。这是图雅做出任何选择的道德底线和情感着眼点。

影片中图雅所作的选择在传统伦理中是悲哀的,正是这种无奈的悲哀凸现了人物所具有的巨大的人性美和情感美。图雅的选择没有基于任何物质利益的诱惑,也没有基于情感道德的偏离,而是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和睦的状态下,迫于生存不得不选择离婚。从巴特尔提出离婚,到走进法院,图雅始终是平静的心态,没有离婚的悲哀,没有再嫁的喜悦。图雅的情感着眼点已经固定在养活巴特尔的基础上,因而,无论是离婚还是再嫁,对图雅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尽管图雅离婚再嫁,却嫁出了女性的尊严,嫁出了女性的人格魅力。或许有人觉得桑格是冤枉的,但桑格最终与前妻离婚迎娶图雅也正是在对两个女人的比较中受到图雅人格美的感染和情感美的打动,此时,所谓的“面子”也在人格和情感的光辉下黯然失色。影片通过人物与环境大幅画面的对比展现了环境与人的力量的悬殊,使观众联想到即便是有着太多疑问的“嫁夫养夫”的选择也只为了生存的目的,而且是在生存这一永恒主题下一个情感道德合理化的感人之举。

人的情感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影片中图雅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脱离正常人的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着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和无法逾越的情感障碍。图雅内心细腻的情感也在影片中得到了细致的描述。

影片没有为体现人物的完美而使其处处温声细语,尽显女性的温柔和体贴。面对生活的压力,图雅也有抱怨。桑格为留住图雅而在她家附近打井,图雅责怪巴特尔没有阻止桑格,愤怒地说:“要是他和你一样在井里砸坏了,你还想让我养活几个?”她无意之中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话,表明她对现状也有不满,这种生活也让她苦恼,她没有能力也不愿再有其他任何重担压在肩上。图雅深深体会到生活的不易,这种责怪完全在情理之中,既符合蒙古草原上的人性格豪爽的特点,又体现出饱经沧桑的图雅内心对生活感到疲惫。也正是因为这样,图雅在“嫁夫养夫”的选择中流露的真情才真切动人。当然,作为一个女人,图雅同样有着女性特有的对美的追求。众人求婚离开的当晚,她躺在炕上拿着镜子端详自己,六个求婚者都没有成功,她担心没人看上她是不是因为自己老了。这样一个场景让人暖心地一笑,尽管面临生存的巨大压力,她其实依然在内心里有着对美的追求,而追求美正是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的象征,反映了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图雅面对自然的毫不屈服。

影片中三个细节预示着图雅与桑格之间酝酿出了质朴的爱情,一是桑格正要点炮打井的时候,图雅毫不多想地下井去证实桑格求婚的话是否属实;二是图雅满心欢喜地去送羊奶茶,却得知桑格又去找他老婆了,图雅由希望变成失望,孤独地走在长长的路上;三是心灰意冷的图雅打算另嫁他人时,桑格正好回来,相遇之时图雅用鞭子一直抽打,尽情发泄心中的失落和引发的醋意。在图雅与桑格产生爱情的那一刻开始,图雅与巴特尔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为一种亲情了。然而图雅的情感归属并非就此安定下来。原以为只要跟一个愿意养活巴特尔的人结婚,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当她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时,却又让她面临了新的难题。婚礼当时,巴特尔与桑格打了起来,图雅有着无力回天的深深的无奈,终于流下了酸楚苦涩的泪水。尽管蒙古草原上让人折服的豪迈已经大大降低了人与人关系之中的复杂和微妙,但人性中特有的矛盾却让巴特尔和桑格之间有着必然的冲突,面对前夫和新婚丈夫的矛盾,图雅完全不知所措,情感的天平不知该如何平衡。就在图雅无力再处理现实中的难题而一个人躲起来痛哭时,影片落下了帷幕,谁也不知道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图雅内心理不清的复杂情感也在无尽的泪水中绵延,生活还在继续,情感的纠葛和矛盾也将继续。

图雅是美的、善良的,她既让人赞叹又让人爱。可另一方面,也让人哀叹她没有超越自身固有的对既定生活状态的依恋之情。尽管她与自然抗争、与自我内心抗争,展现了恶劣生存状态下的乐观积极以及情感上对巴特尔的眷恋和不舍,但她却没有与命运抗争。她甘于现状,思想闭塞,不能走出去,也不能去主动寻找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所有的努力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的调整。无论是改嫁前还是改嫁后,她都一样要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不是没有人给过她提示,宝力尔做石油生意过上了好日子,桑格也表示不想再做牧民,而对于这一切,图雅充耳不闻。图雅读过初中,有一定的文化,却依然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在水源干涸、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她所想到的就是再找个男人继续放牧,没能跳出自身封闭的意识,开创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或许在赞扬人性、讴歌情感的同时也暗示了人要自己解放自己,敢于打破现状。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生存的压力下做出艰难的选择,选择中透露炽热的情感,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无畏、对感情的执著,让人为之动容。

2真心英雄

——电影《集结号》人物形象评析

《集结号》从2007年12月20号在全国上映以来,便成为2008年电影界的话题,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视人员,对它的关注已达到一种空前的高度,凡是看了这部电影的人似乎都想说点什么,有一种想要倾诉的欲望。的确,《集结号》与以往的贺岁片截然不同,不寻求欢乐和放松,也没有节日的喜庆和祝福气氛,摈弃了贺岁片固有的娱乐性和消遣性,而是以商业战争片的形式出现在众人面前,同时也与我们熟知的战争片划了界线,不再是敌人溃不成军,不再是好人总能以一敌百,只是力图还原战争的真实,英雄不再成为“神”,而仅仅是血肉之躯。有观众说,这部影片是哭着看完的,与以往冯式电影以博取笑声为目的不同,其中多了悲伤和感动,但其实人物的对话却常常带着几分诙谐的意味,让人发笑却不能停止泪水,只能说在《集结号》中笑和哭同样沉重。

导演冯小刚曾表示,这部影片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在漫长的岁月中不被人理解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然而,当我们耐心地品味这部电影,便觉得这委屈的背后隐含着多么悲壮的沉痛。集结号声是故事的凝结点,虽然它代表撤退的声音,但是大家都盼望它早点吹响,也因为集结号使这场战争显得更加揪心与哀伤。连长谷子地是贯穿整个故事的角色,也是呈现残酷战争现实和有血有肉英雄形象的灵魂人物。但是在他周围,有着一群棱角分明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个个都是真正的英雄。

(1)悲情谷子地

“蒋军一六八师的弟兄们,中原野战军独二师,一三九团三营九连连长谷子地,代表全连问候各位,你们已经给围死了,腻腻歪歪打下去谁都落不着好,我们给各位备了两样好吃的,一样是子弹一样是饺子,想打我们奉陪到底,觉得打够了,把枪举起来换双筷子,九连陪着弟兄们一块坐下来,吃饺子!”

谷子地是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连长,也可以说是位优秀的军人,英勇无畏、指挥有力、爱兵如子、个性鲜明,在影片的开头就清楚地听到他幽默却振振有辞对敌人下的最后通牒。但是他却有着明显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性格,这里所说的儿女情长并非指爱情,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感性。他太在意与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士兄弟,太不想无情的子弹夺去他们的生命,以至于在与蒋军一六八师的战斗中,因为指导员的牺牲刺激他决定私自处置俘虏,犯了军事错误被记大过关禁闭。但是似乎他不觉得这是一种错,出乎意料的镇定,像是在处罚他人一样无所谓,反而透过这样的表现,更能让观众体会到他内心的苦闷。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上战场吧。

他坚守上级的命令,不听到集结号声决不撤退,因此在他被炮声轰得耳鸣,多个人说听到了号声,却坚持说自己没听见,所以死也不会离开阵地,导致他看着自己九连的四十七个弟兄,在敌人强大火力的炮轰下一个一个英勇牺牲,自己却莫名其妙地“死”了又活过来。面对不能释怀的内疚,他如同行尸走肉般,发誓要找到已死去的战友。怎能被人们就这样遗忘?死守着的战士们的躯体,怎能就这样不见?战士们的生命,怎能就这样白白失去?生活安逸的后人,怎能有理由不悲痛弟兄们的牺牲?怎能有理由不怀念弟兄们的勇敢?……种种这些悲痛和不公平,使谷子地怒吼煤矿工人,无情责骂他们用战士的钢盔接尿。当他知道集结号根本没吹过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在团长刘泽水的墓前,失声痛哭:“我一直等你的号,我的弟兄一直在等你的号,一个一个到死都在等着你的号……咱九连四十七个弟兄,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了失踪了呢?你现在躺在这,谁能给他们证明这事?”

此时,谷子地生命的意义已经与这四十七个弟兄脱不了关系,为了给他们一个答案而活而挣扎而执著,所以他会被煤矿工人认为是疯子;会和县政府工作人员翻脸吵架;会一个人住在煤矿里没日没夜地挖;会决定留在弟兄们牺牲的地方永远守着他们。战争无情,情义无价,谷子地是众多战士的代表,把战友兄弟情凝聚到极致,是中国军人战友情结的一个缩影。他为给被当成失踪的全连人讨回公道开始寻找,直到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但其实,就如冯小刚所说,最后他寻找的就是他自己。

(2)英雄王金存

其实《集结号》里所有的战士都可以称之为英雄,为什么偏偏只说“英雄王金存”?因为他在整部影片中是个最特别的人物,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个文化教员,因为缺乏作战经验,而在一营冲锋时尿了裤子,和犯了军事错误的谷子地一起关禁闭。与谷子地和其他战士比起来,王金存的确显得胆小和懦弱了很多,他生来缺少一股男子汉应有的冲劲和胆识。然而在谷子地把他带上战场并指定他为九连的代理指导员之后,他的转变也成为整部影片的一个亮点。刚开始他连受伤的战友都不敢看,躲起来还浑身发抖,到最后已经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在牺牲前一刻他镇定地问谷子地:“连长,我有没有给你丢人?”谷子地肯定也欣慰地说了声:“没有!”

(3)九连的铁血弟兄

排长焦大鹏、狙击手姜茂才和三排副老刺猬等几个人物形象,个个果敢、一腔热血。虽然他们早早牺牲,但给观众的冲击力不亚于谷子地,正是他们血肉模糊时还坚强地与敌人奋战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使得《集结号》感人,让人们流下心疼更心酸的泪水,这是《集结号》成功的一笔。

焦大鹏,最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从不含糊,总是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对于战争和生命,他表面上似乎看得比较简单,牺牲之前曾经对代理指导员王金存说过:“咱俩要是能活下来,你得帮我给家里写封信,要是死了就算了,我省事你也省事了。”看似说笑话般无所谓,却侧面体现了战争的无情和人性的洒脱与光辉,叫人不能不爱这样可爱的战士。他在遭遇伏击后,乘着最后一口气对连长撒谎说听到了集结号,只是希望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仅剩的七个人不能都死在敌人的炮弹下,证明了他们对集结号是如此的期盼。

姜茂才,枪法很准的狙击手,质朴、实在,面对战友的牺牲伤心欲绝,但是他擦干眼泪,依然勇敢地冲锋陷阵,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坦克之下。

老刺猬,同样英勇的士兵,当连长谷子地问他集结号有没有吹响的时候,为了不让仅剩的弟兄们白白牺牲,对连长说了善意的谎言,说自己听到了。与其他坚持说没听到的战友形成对比,至此故事的矛盾升华,更抓住了观众的心。

实质上,九连的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与敌人的力量悬殊,却没有一个想过逃跑,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又一个被炸得面目全非,仍然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抵抗,一直到死都在等着拯救自己的集结号吹响。这些可爱的人保持了军人的气节,留给观众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4)忍辱负重刘泽水

他是原一三九团的团长,与老战友谷子地虽是上下级却关系甚好。也正是他下令给谷子地,让九连守住旧窑场,相约吹响集结号就撤军,但是他明白集结号绝不会响起,他复杂的眼神也预示着这场战争的残忍和自己的忍辱负重。因此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九连,对不起谷子地,而自己也在解放后朝鲜战争中同样被“割肉”牺牲。

无可奈何,当我们赖以生存的家乡战火纷飞,这些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们,就必须得作出无情的牺牲,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固然要被所有人误解,也不得不做出选择。为了“大家”的和平,就不得不舍得“小家”的安危,正所谓“有舍才有得”!

总之,作为贺岁片,《集结号》的气氛似乎过于凝重,战斗场面充满寒冷、无情的味道,加上镜头的急速晃动和灰暗的场景,不免给观众增加一种紧张担忧的感觉,“英雄受委屈”的故事也总是惹人掉眼泪。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对国人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战争曾经是那样残酷;提醒我们这些英勇的战士是怎样捍卫了我们现在的和平;提醒我们应该永远缅怀他们,永远感谢他们,更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和平与美好。所以《集结号》里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一种标志,代表一种强韧。另外,《集结号》改变了战争片的一贯风格,人物有血有肉,会害怕,会退缩,逐个残忍地死去,都增强了战争片的真实感,固然某些情节也有可加强的地方,但是在感染力方面,《集结号》可以算是一种成功。

3渐行渐远的边疆神话

——评影片《老无所依》

这部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影片奖的《老无所依》,媒体是将它定位为冒险/犯罪/剧情/惊悚类型进行宣传的,而看完后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位为西部片,只是它已经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西部片了,但影片中那西部典型的荒凉广袤的空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国西部,而是与墨西哥相接的更南地区。片中也没有神话般的牛仔,甚至没有出现一批像样的西部的马——纵横驰骋、自由洒脱、载着英雄的马。我分析的依据除了影片中一些变了形的视觉形象之外,最主要的是影片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1)变形的西部符号

变了形,即不同以往,然而本质还是西部符号。枪,已经不是旧式的了,纵使样子是旧式的猎枪,火力却一点不弱,何况还出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杀人于无形的气枪。那佩枪姿势也变了,别在臀部上方的裤子上,还有干脆提在手里,反正外形也够隐蔽。影片中还是出现了马,两名警员调查现场时,如散步一样跨在马上。虽然背景也是广袤的草地,但马却没有驰骋。出现最多的马,或者说更典型的西部片中的马,只是一个意象,存在于老警长贝尔的话语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马,甚至梦中也骑着马。威胁小镇居民生命的坏蛋、执法的警察、宽边牛仔帽、激烈的追杀和枪战、孤零零的小镇……这些符号在影片里都有。但是追杀、枪战只是依附于主题的一个表面化的现代边境的呈现。环境不再单一地局限于一个小镇,背景变得复杂起来,边境贩毒、劫款、躲藏、追杀,甚至温柔勇敢的女主人公也变成了冷漠、为利而纵容犯罪的一分子。

一些典型的西部片中的符号,在这里一切都不同了。为什么?我想根源是发展到今天,在如今这个文明与荒蛮并存的时代,不同社会区域的冲突异化了。西部价值观和社会风貌遭遇了解体。正邪势力都在,但是冲突根源已经被势力巨大的物质利益所独占,两种势力之间的灰色地带的人也俨然为了金钱惹上麻烦,并为了金钱搭上性命。所以这是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今天,社会不同层面的新的更严峻的冲突。

影片主角是与影片名称相联系的,应该是李·琼斯扮演的老警长贝尔。因为影片真正要探讨的是当代的西部精神,而被扭曲或正渐行渐远的是西部的豪情与壮志、纯真与信仰。

(2)失落的西部精神

说西部精神失落,是因为西部的个性自由、洒脱豪放的精神在片中从未令人感到振奋。马儿不驰骋,警察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年轻的,不懂西部精神;老的,只在身后张望过去属于父辈的热血沸腾与壮志豪情。那渐行渐远的西部精神,就如主人公一样已经老去,就如老一辈的离奇故事一样,只像个神话。

而坏蛋却仿佛在神奇地掌握了信息与把持了新型武器后变得神通广大。他既不张扬,也不洒脱,却让人恐惧。在静无声息中杀人使他显得更为残忍,那恐怖具有现代社会的病态特征——暴力、精神扭曲与偏执变态。在传统西部影片中正邪双方只有直接公开的对决,而这部影片中,直至结束坏蛋也没有被抓住,倒是老警长几次提到要退休了,只是联系其他警察处理一些杀人的事,他只能站在一边,像一个需要被解救的可怜人。其根源则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失去了激情、没有英雄的时代——No Country for Old Men。时代并没有孤立他,他也并非顽固地不肯与时俱进,而是时代的空气里已经没有了他的精神赖以依靠的成分。尽管这些成分曾在祖父、父亲的时代离他不远。

影片中贾维尔-巴登扮演的杀手,除了丧心病狂、极端偏执外,也保留了一定的对昔日神话的向往情怀。在与贝尔最近距离的时候他选择了躲开,或许他不知道来抓他的是这样一位老头,但剧情在这里为这位冷血杀手如此安排想必是有原因的。他没必要躲开,甚至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恐惧,或许剧本这样做是向昔日的西部豪情致敬。还有一处,杀手开车后从后车镜看到两个玩闹的少年,他甚至专门调了一下镜子,多看了一会儿,也因此出了车祸。而少年们赶来帮他时他甚至没有责怪他们,而是高价买了衬衫独自走了。他为何此时心胸如此博大了?我想,从少年的行为,他看到了自己往昔怀有的或者是向往过的纯真,他曾为此情怀迷恋,而再来分析他毫不犹豫杀掉的人,他们或是阻挠他达到目的的,或是为钱卖命的,而一些看似无辜的人,说不到三句话就表现出了对他人的好奇与揣度。人们自己的问题也是使他如此残忍的重要原因。

(3)回归与逃避

片中老警察多次提到自己还是回去骑马,想必说的是在荒原上纵横驰骋吧。他要借着这西部神话的标志之一将自己回归到激情时代,这是在现世对西部神话最后一点追求还是逃避?在搞不清楚万般世相后渴望退休、渴望骑马?逃避而不做一个英雄,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不需要英雄了,特别是像他这样的老人。他自我陶醉于一个假想的情景,这是不是面对社会的无奈?

老警察曾为家中三代是警长而骄傲过,到后来,抓到杀死十四岁女孩的毫无悔改之意的罪犯,让他不理解的是年轻人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究竟怎么了?“不明白是什么导致这样。”他已经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了,但是这一切的原因并非是他老了,保守了,而是新一代的异化的精神与心灵。他因为对社会的责任心而思考与社会的隔阂,又作为一个老人承受着隔阂带来的孤独。

影片最后,他向朋友说起自己的梦,梦里是父亲,这梦属于过去,也属于最深处的心灵。父亲给他的钱不知弄到哪去了,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是对物质社会的一定的否定与拒绝。梦中的他比父亲老,显示出他在现在社会生存的无力。父亲持火把则可以看做是向纯真时代的回归。也许,纯真与力量属于神话,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人们的梦中。

4闪亮青春与美丽人生

——评电视剧《大学女孩》

青春是美丽的,它与激情并存,它与浪漫同在。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7集电视连续剧《大学女孩》(黄新心编剧、苗月导演),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处理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叙事方法等方面都体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青春美丽和风采。

(1)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电视剧的题材十分广泛,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异域风情或名著改编等等,都有观众喜爱。但是观众最关心的还是当代的人和事,特别喜爱看能从普通的人和事中折射出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以及当前的社会心态、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等之类的电视剧。《大学女孩》这部电视剧在题材上以小见大,在贴近社会生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剧情叙述了某师范大学的四位女大学生,以家教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在与社会上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的交往中,加深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使自己的心灵与人格受到了真正的撞击和磨炼。由此昭示了当代青年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该电视剧能直面当代社会现实,表现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空间和情感状态,追求人物的真善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赞赏。编导的创作态度是极为认真而严肃的。在整个剧情中没有展示任何刺激性的场面,摒除了游戏性等浮泛的表现手法,以当代社会和文化作为背景,把当今的复杂社会心理和人物心态纳入表现的视野之中,赋予正在成长的大学生以博大的情怀和无限的希冀。《大学女孩》的出现,为当代青年谱写了一曲呼唤心灵美的赞歌。

(2)人物塑造的审美性

塑造人物形象是电视剧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物形象是否生动关系到整个电视剧的成败。《大学女孩》的编导在人物塑造上下了很大工夫。首先对一群女大学生形象的内核明确定位:既有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又有美好的幻想和希望,并且还有高雅的气质和独立的思考能力。因此,剧中的女主人公如李娟、刘丽莎、丁香、夏春秋等,都有自立、自尊、自强的信念和勇气,她们在与老师、同学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与打击,都能以严肃的姿态和不屈的精神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从而树立了自己的美好形象。

剧中主要以家教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作为主人公切入和接触社会的窗口。在进行家教这种既严肃又艰辛的活动过程中,主人公不但要经受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考验,而且要在与社会的交往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借此培养自己观察社会、了解社会、适应并改造社会的本领,从而使自己浅薄而苍白的人生变得富有青春的光彩和美丽。所以,让主人公头上罩上一道真、善、美的光环,更突出了主人公“善”的光芒。家教对她们来说,不仅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寻找一次同社会对话的机会。

在电视剧中,以主要情节和场面展现主人公各自为家教所作的极大努力,并以此表现她们的纯洁动机和高尚心灵,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例如,李娟的家教学生吴小娜,已是初中二年级学生,学习成绩很差,她的父母尽管都已下岗,靠在外打零工挣钱维持生活,但是他们为了女儿的成长,不惜高价请了家庭教师辅导女儿,可见父母对吴小娜的期望之高。可是,吴小娜却不懂事,不但学习不努力,而且还是一位盲目的追星者,为了要听流行音乐,竟向父母谎称要买收录机学外语。李娟面对这种种复杂的现象,显得老成持重。她为了让吴小娜正确认识自己,不但对吴小娜进行反复劝导和耐心教育,而且以实际行动给予吴小娜以无私的帮助。李娟一方面为吴小娜补功课,使她的学习成绩有了提高;另一方面又自己花钱给吴小娜买了一台收录机,并同吴小娜共同欣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使这位中学生深为感动,并在精神和情操上也得到了良好的陶冶。李娟家教的动机是纯洁的,她说家教使她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因此,她很理解吴小娜父母的处境与苦衷和对女儿寄予的无限希望。最后,李娟把家教所得的费用全都留下,分文不取,正体现了走向成熟的当代大学生的理想情怀。

再如夏春秋,她的家教学生是位年近古稀的老奶奶。这位性格古怪、心灵孤独、情感忧伤并待人近于刻薄的老人,要夏春秋反复朗读旧报纸上的一篇小说,借此来排除自己的郁闷。夏春秋针对这种局面,克制着自己的不满和烦躁情绪,以孙女般的温柔和体贴表示对肖奶奶的宽慰和亲近。最终,夏春秋联合同学们一道为肖奶奶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郊游生日庆祝会,把人间真情推向了极致。

还有,刘丽莎对经常逃学、贪玩游戏机的学生陶周的教育更是胜过学生本人的家长。她为了让陶周改掉不良习惯,以居高临下和技高一筹的方式使陶周乖乖地听话,自己竟特意去学踢足球和学打游戏机。通过多次的反复“较量”,最终还是让陶周服了她,从此陶周对学习也有了信心和兴趣。刘丽莎的一番苦心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代大学生人格和智慧的双重魅力。

其次,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编导借人物各自的活动场所和行为方式的演变轨迹,比较生动、完整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剧中四位女大学生在不乏世俗又超越世俗的四年大学生活中,在这短暂而闪亮的人生之旅中,各自都有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体验,这样则从更深层次体现了人物内在个性的诗意美。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主人公丁香。这位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她身上比另外几位同学有着更多的中国传统美德的特质。她求上进、爱学习、思念父母、关心同学等,这一系列特征都在她的轻言细语中显出沉着与老练。尽管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爱又可亲,但是过分的自尊又略显固执和褊狭。她与马兰的母亲通过不断的交流,从对方对自己的敌视到成为自己的朋友,对马总经理给自己病重的母亲寄去1000元钱的特别关心也能谨慎地对待和果断地处理。当丁香知道了寄钱的真相后,不仅严厉批评了找马总的同学,而且亲自给马总写了一张借条,表示大学毕业后到马总单位工作,按数偿还。这完全体现了丁香既有传统女性自重、自爱、内慧外秀的一面,又不乏现代知识女性应有的机敏和理智。

(3)艺术手法的多样性

观看电视剧《大学女孩》,使人觉得不仅是一次心灵的陶冶和净化,而且还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其中,在叙事结构与节奏以及画面的色调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

首先,编导把纪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使整个剧情的叙述过程呈现出生活化、戏剧性的韵味。人物和事件不作任何夸张或变形,整个剧情自然流畅,各集之间以主题歌的形式贯穿起来,富有节奏感。剧中以四个女孩的不同视点来构建剧情的内容,从而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四个女大学生各自不同的行动轨迹有条不紊。一是通过李娟的视角,反映当今下岗职工家庭的生存状况和情感空间;二是借夏春秋的视角反映了青年人所处的人生位置和情感渴望;三是用刘丽莎的视角展示了富有家庭对孩子教育方法的空缺,以及面对孩子成长的无助,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种种弊病;四是以丁香的视角展现了当今中国投身于事业的中年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茫然失措或者情感的无所寄托的无奈局面。各部分内容和各线索之间交相辉映,相互推进,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较好地达到了观众所期望的获取更多的社会信息的目的。

其次,讲究形式美。如在用光上,整个剧情都倾向于暖调的橘红色,以此来体现欢快、明丽的情调和氛围。室内用光则讲究明暗的对比,以此衬托出人物的不同情绪。如夏春秋第一次踏进肖奶奶的家门时,室内光线较暗,既表明肖奶奶是位青光眼患者,视力较弱,又暗示肖奶奶此刻心绪不佳。剧中还大量运用纵深镜头完整地表述人物的复杂心态。如陶周最后同他的家教老师刘丽莎告别时,他跟在刘丽莎的后面,两人相隔有一段距离,一起走过一条狭长的走廊,这一景深镜头就把两人所存在的空间状态完整地展示出来,体现了人物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惜别之情。

电视连续剧《大学女孩》不仅在题材上以新的视角、新的开掘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注意展现人物的性格美,在叙事结构上也很讲究自然变化与完整和谐的结合。尽管有些方面如画面构图和人物造型过于讲究艺术的形式感和太注重人物性格的理想色彩,但是,在许多方面却显示了不同凡响的创新魅力。

5“传历史之神”

——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的清官形象

由刘和平编剧、张黎导演的46集历史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以“传历史之神”(刘和平语)的创作理念[1],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历史上手工业作坊十分发达、市井文化空前繁荣、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等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因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贪墨横行更使明朝的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剧以“倒严”为主要线索,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从朝廷到各级官府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从官场到商场波谲云诡的尔虞我诈,忠勇的官兵和忠义的百姓风起云涌的抗倭之战,国与家的命运的休戚与共,敌友关系的错综变化,大情大我和小情小我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折射出历史精神的伟大理想和人生命运的严酷现实。一批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如海瑞、嘉靖、严嵩、严世藩、徐阶、高拱、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李时珍等,从历史如烟的迷雾中有血有肉地向大家清晰地走来。[2]

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播出后再次引起人们对“海瑞”等清官形象的关注。应该说清官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官僚体制导致百姓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之中,因而清官一直是劳动人民期待和渴望的对象。众所周知,早已有《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这样的清官戏,那么《大明王朝》中塑造的这个“海瑞”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剧中的海瑞形象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突破。其中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编剧艺术性地把海瑞置身于官场的汪洋大海中,既让其经历险滩暗礁,又让其抗击狂风暴雨,再让其逆流而动,让芸芸众生的为官之心、为官之态、为官之状与之交锋、碰撞,而独显海瑞超越众生、超越体制之上足以撼天动地的刚烈风骨。在官场文化流行的今天,重提和再现海瑞精神为利益熙攘的世俗树立了一座高标准的道德榜样。

这一交锋的平台便是“改稻为桑”的虚拟国策。国策落实到海瑞任职的浙江淳安、建德等县,于是海瑞开始了一个地方官员与当地官僚乃至整个皇权的挑战和斗争。尽管片名直指“嘉靖与海瑞”,但通看全剧,嘉靖与海瑞直接冲突的戏并不多。作为该剧主人公的海瑞到第6集才出场。开始是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当了几年知县,14集之后又有几集没出场,一直到第35集,才奉调进京任户部主事(朝廷小官,相当于六品)。在第41集海瑞上疏皇帝之后,这才与皇帝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可见海瑞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他从最基层的官做起;海瑞的斗争是彻底决绝的,他的矛头直指权力的顶峰。从基层到权力顶峰,海瑞与众多官僚斗智斗勇,一如既往的正气凛然,一步一步地直逼皇权的弊端。这种层递式推进在整体框架上就比先前的《海瑞上疏》、《海瑞罢官》等历史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以便于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更充分地塑造人物。

(1)特立独行的道德先锋

片名的设置初看有些令人费解,细想是别有一番深意。“嘉靖与海瑞”,正是支撑整个封建体制的两端:一方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方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刘和平语),缺失了任何一方,这个体制构架都将摇摇欲坠。没有大权独揽的皇帝,众官就如一盘散沙,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则众官贪墨,无法无天,国将不国。在这两者之间,是维系官场运转的百态丛生的官员们,他们如一片片绿叶烘托着海瑞的独特性格。

奸臣一类有严嵩父子,贪官一类有郑必昌、何茂才等人,其恶行自不用详述。朝廷清流一派有老成持重、圆滑老练者如徐阶、高拱等,作为朝廷重臣,他们完全有职责有机会劝谏皇帝,却一个个做了缩头乌龟,面对皇帝的乖谬言行是噤若寒蝉;自称“媳妇”难以做人,既要让婆婆满意,又要安抚下面的人。读了海瑞骂皇帝的奏疏,却觉得“匪夷所思”。其中,有深谋远虑者如裕王、张居正等,虽不满严党的贪污横行,但一切思虑谋划只为平衡朝廷权势。有揣摸皇上圣意、见风使舵者如赵贞吉;还有“识大体、顾大局、肯实心用事”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在平衡上下级关系时,又能自保做人准则。清廉为官的人物还有知府高翰文、王用汲等,意志稍显薄弱,差点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而海瑞面对各级官员,从质疑高翰文提出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到审理浙江贪墨案,再到上疏嘉靖帝,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真正做到了如他所言:无党、无派、无私。海瑞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其实原因很简单:无欲则刚——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直言死谏。

反观近年官场文化的流行,文学所开辟的道路紧跟现实,其中对于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的关注,被官场权力运作中的倾轧角斗所淹没了,本应成为表现“人”的媒介的“权力”,却成就了文学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决定论,并进而成为官场文本的中心题旨所在。很多官场文本中,都充斥着似乎言之不尽而“意味无穷”的“官场伦理”,作者往往醉心于对它的直观揭示而迷失了道德方向。这种伦理是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的官场行为准则。[3]电视剧创作如果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同样也会步入迷途。电视剧叙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讲故事,它还应该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并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4],这正是电视剧叙事的伦理意义之所在。编剧刘和平认为:以“心的真实”进行创作。其中的含义除了深入挖掘历史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辉,还隐含着创作者自觉承担起重塑道德榜样的那份真诚而强烈的责任感。

(2)“入世”精神的楷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李时珍这个历史上与海瑞并非同一时代的人物,被编剧巧妙地搬进剧中。因海母为续海家香火一事迤逦道出了李时珍与海瑞的交往与友谊。剧中展示,李时珍拒绝“太医”的尊称,他是海瑞唯一敬重的人,海瑞敬重他深谙医道之精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海瑞把李时珍的医道用在官道上,他也想医治嘉靖时期的病根:王权独治和众官贪墨。《治安疏》就是他开出的“医国”的药方。作为艺术人物,李时珍的价值在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善其身的“出世”精神,以李时珍的“出世”精神衬托海瑞的“入世”精神,使海瑞锦上添花,如金黄的剑穗,随剑身而舞动,不但为海瑞增加了炫目的光环,而且让海瑞时刻感受到责任、动力和剑锋所指的方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进行选择的苦恼。道、儒两家历来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海瑞自从踏入官场的第一天,就从未犹豫,从未想过为自己寻求一条退路,他的积极“入世”之道,是一条据理力争、直颜抗上、为民请命的为官之途。他的“入世”之目的,在于通过《治安疏》规范君王的政治道德和政治行为以实现利国利民。

儒家伦理以“修齐治平”为核心,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己,而是为了安人,为了成物,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换言之,人格完善,人性提升,最终应当体现为社会价值的实现。海瑞为了天下的国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不顾家人的安危,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儒家伦理精神。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伦理始终追求社会政治抱负的实现,追求民族、国家、社会价值的实现,其中政治道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结合,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反映了社会发展有序和谐的客观要求。然而,政治伦理化,要求封建统治阶级遵守一定的政治道德法则和社会伦理规范,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充其量只能是为政治的神圣化作论证,或对统治阶级产生程度不同的制约。从这个角度说,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儒家伦理的社会本位主义具有理想性,同时具有空想性,在客观社会效果上还会具有一定的欺骗性。[5]因而海瑞的作为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人们可以说它不具有现实意义,人们却不能否认这种理想的文化意义。正因为如此,海瑞这朵精神与生命之花才显得更加绚丽。

(3)法治的“神剑”

海瑞是数百年来民间广为传颂的清官典范,敢于挑战皇权、斥责皇帝,不惧牢狱和死亡的威胁,虽地位卑微,却敢于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出震古烁今的挑战。[6]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多次出现海瑞凭借大明律法据理抗争的场面。每当凶犯被放纵、正义被蔑视、事实被歪曲、忠良被陷害,而海瑞势单力薄无法与邪恶势力抗衡的时候,他就会端出大明律法,以法抗恶。即使在已经做了户部尚书的赵贞吉奉皇帝之命来审问他的时候,他仍旧提出依大明律法赵贞吉应该回避,没有资格来审他。尽管海瑞心里明白这些律法对当权者来说不过是应景的粉饰,而且多数是用来约束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海瑞陈述的律法响彻浑浊的官场,令人眼前一亮,犹如黑暗中的一线曙光。电视剧中反复出现的这些场面,使得该剧和海瑞形象与传统清官戏相比更具有了现代的法治意识。

传统清官戏中的清官一般有两个特点:忠君、爱民。当君和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清官们会略施小计以兼顾两方。我们仅以《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十四出关于包公的戏来看,除已遗失的两出《包待制》外,其余十二出戏几乎全是戡平冤案、为民伸张正义之作。其中著名的有《包待制陈州籴米》、《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在《陈州籴米》中,刘衙内之子刘时中和女婿杨金吾大肆贪污、残害百姓,贫农张撇古与他论理时,竟被其用御赐的紫金锤打死。御赐即皇帝所赐,贪官用皇帝所赐的权力行凶作恶的寓意在此已表现得相当明白。但清官包公却同样用皇帝御赐的势剑金牌惩处了刘时中与杨金吾。当刘衙内向皇帝讨得“赦书”赶到并说明“只赦活的,不赦死的”,包公已叫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了刘时中。本来皇帝的原意是只“赦”打死张撇古的刘时中,而对已经冤死的张撇古就“不赦”了,但包公却巧妙地利用这条“赦令”指称不明的含糊性,解释为只“赦”活着的小撇古而“不赦”已死的刘时中。既没有违背皇帝的旨意,维护了皇帝的面子,又惩罚了为非作歹的贪官,维护了百姓的利益。此剧被许多论者誉为“在现在所有元明杂剧中都是第一流的好作品”、“包公坚毅地为民除害”的好戏,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包公的所谓“坚毅”、“为民除害”,只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皇帝与百姓之间玩点小花样而已,不要说纠正皇帝的乖谬措施,就是借皇帝给予的权力时也得小心翼翼,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另一出名剧《智斩鲁斋郎》亦属同样情况,包公要为民除害,斩除罪大恶极的鲁斋郎,但他却不敢据实奏本,只能耍一个小花招:把“鲁斋郎”三个字改为“鱼齐即”,等皇帝准奏后再把“鱼齐即”加上几笔又还原成“鲁斋郎”。在今天的观众看来,实在是形同儿戏,使得包公的形象不仅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小家子气,性格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因为这与包公贞介耿直、光明正大的性格已经有了不小的距离。但是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压力之下,不仅作者只能如此去写,剧中的人物也只能如此去做。可见封建社会的清官在维护人民的利益时其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能在维护皇权的既定前提下来维护正义和人民的某些局部利益。[7]即便是有法可依,他们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运用国家法律能够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曾写道:“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海瑞被剧中人称为“大明朝的一把神剑”和“国之利器”,不但是因为他有向贪官污吏开战的胆量,而且他被当作了一个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当然,海瑞所生存的客观环境是人治的历史环境,无论他怎样进行力争和反抗,只要在皇权天命高于一切的君主官僚政体下,他和其他清官一样,终究逃脱不掉忠而被弃的悲剧命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隐晦了这一结局,而让海瑞在皇帝的赦免中永生为一座价值珍贵的丰碑。

【注释】

[1]参见:《〈大明王朝〉是传历史之神》,见http://tieba.baidu.com/f?kz=163948128.

[2]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52671.htm.

[3]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4]参见刘明银:《海瑞:一件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电视》,2007年第5期,第34页。

[5]参见朱汉民:《传统文化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6]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52671.htm.

[7]参见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