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并非无杀心
笔者认为，少正卯还是被孔子所杀，理由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
一是荀子和司马迁没有杜撰的理由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出现的大儒，他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这说明他与孟子还不是隔世之人。荀子治学严谨，能积各家之大成，这是他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人们从他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他对孔子的仰慕不亚于孟子，对儒学的许多观点肯定有加，比如他主张“隆礼”和“重法”，而“隆礼”，就是从儒家的思想衍变而来。“重法”虽然来自法家，但因为有了“隆礼”的思想，他的“重法”就多了一些中庸的味道。
荀子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好像对孔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是一种批判。但是，这是对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审视的结果，因为孔孟所说的“命”和“天”也不是什么唯心的东西，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已，这不能成为荀子反孔的证据。那么荀子为什么要杜撰一个孔子杀大夫的故事呢？而且还说得头头是道，要知道，荀子没有杜撰此事的主观动机，所以说荀子杜撰孔子杀少正卯是不可信的。
司马迁对历史的忠诚也是后人有口皆碑的，他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武帝建元、元丰时期的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谙熟历史，尤其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各个流派及其学说主张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曾经论述阴阳、儒、墨等“六家之要旨”。
父亲这种治学之家风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二十岁时，就开始在西北、中原、江南一带漫游。尤其对他十分钦佩的孔子，他在齐鲁两地做过专门的研讨，他对“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这样的深入人心的影响感到惊叹不已。于是，这位史学家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来评价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说孔子“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所以，司马迁在孔子故居前，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久久不愿离去。这对于崇尚黄老之学的司马迁是多么不易的事啊，说明他完全被孔子这位哲人征服了。在这样一种心境下，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是不会凭空杜撰什么的，尤其是诛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大事。
二是《孔子家语》所言应引起重视
《孔子家语》一书尽管学术界对其作者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人判定它是三国王肃所作之伪书，但《孔子家语》所选择的史料还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在，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孔子家语》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王肃在今本《孔子家语》说，该书得自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孟，这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那么，既然《孔子家语》是孔氏家学的产物，那么，孔子的后人就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祖宗负责，他们不会无中生有杜撰出一个孔子杀大夫的事情来让后人指点孔子。家语中，该事被列为“始诛”一章，“始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孔子开杀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孔子的后人哪里敢有半点的马虎。
三是孔子完全有杀少正卯的理由
孔子杀少正卯，申明了五条理由。现在看来，这似乎都是些无法定罪的事情，但在当时，情形就不一样了。少正卯如果是一介草民，那么孔子的屠刀就过于残暴了，因为草民办个私塾，讲讲邹衍那样的一些天外之事，于国于民都没有大的影响，但少正卯不行，少正卯是鲁之大夫，是官员，少正是官名，即亚卿，用现在的官职比较，就相当于一个管理事物部门的副部长。少正卯既是官员，又是“鲁之闻人”，说明他的社会影响力非同一般。这就出现问题了，既然是国家官员，就该为国家服务，诸子百家虽然学说各异，但在谋求强国富民加强统治方面都是一致的。
而少正卯却不是这样，他的问题：一是心达而险。这里的“达”并非通达的意思，郑玄注：“达，谓其形微大也。”朱熹集传：“达，放恣也。”可见，“达”在这里可以通“大”，是心思放恣的含义。心达而险，就是包藏祸心、心怀叵测。这里，孔子主要是强调思想方面的原因。一个人，什么坏事都敢想，这是一件非常危害社会的事，这种与国家二心的干部留之何益？
二是行辟而坚。辟，就不是正路；坚，是顽固坚持，不肯悔改，一个官员一贯走邪路而且立场毫不动摇，他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试想，哪一个政权能允许这样的官吏存在？
三是言伪而辩。明明是满嘴假话，却一肚子理由，这是很能惑众的，把假话说得像真的一样，对于一个官吏来说，是最恶劣的政治品德，有了这套伎俩，就能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四是记丑而博。这里的丑，专指怪异之事。学识全都是搜集来的一些丑恶的东西，这种所谓博学就是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其实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对社会不能客观地审视，只知道拿着放大镜找疤痕，找社会的阴暗面进而大肆宣传，揭疤亮丑，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有害的，因为他破坏了秩序，煽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酿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五是顺非而泽。非，当然是邪恶的事情，“顺非”，就是顺从邪恶之事；泽，是文饰、掩饰的意思，顺从邪恶之事已经是官员的失职、渎职了，不但不改正，而且还帮助制造邪恶的人进行掩饰，这性质就变了，就由帮凶变成了主谋。就如同塔利班政权一样，明明知道恐怖分子拉登在干一些反人类的邪恶之事，他们不但提供财政和武器方面的帮助，而且还在美军剿灭这些恐怖分子时帮助藏匿，这样的“顺非而泽”、倒行逆施的政权怎么能不被消灭？
所以，孔子这五条理由一说，少正卯就难逃一死。
孔子所列的五条死罪其实并不是孔子本人的发明创造，其中至少有四条是《礼记》中做了明确规定的。《礼记·王制》中明文写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杀。”孔子作为极毕生之力倡导《周礼》的人，依《礼》而司法，是情理之中的，如果不杀少正卯，孔子就是一个言行不能一致的司寇，其人格倒是令人怀疑了。
四是孔子在杀少正卯之前已经有杀人之举
鲁定公十年（前500）的春天，鲁国和齐国和解。到了夏天，齐国大夫黎鉏对景公说：“鲁国启用了孔丘，势必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使者告诉鲁国，说要与鲁定公举行友好会晤，约定会晤的地点在夹谷。鲁定公毫无戒备地准备前往，孔子说：“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诸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因此请求你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定公说：“好的。”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去。
定公和齐侯会晤时，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向前请示说：“请开始演奏四方各族的舞乐。”齐景公说：“好的。”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有的头带羽冠，身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盾等武器也跟着上台了，喧闹着一拥而上。这多少有点项庄舞剑的意味。
孔子见状急忙跑过来说：“我们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会晤，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请命令管事的官员叫他们下去！”管事的官员下令叫撤下，但乐队却不肯退，左右看看晏婴与齐景公的眼色。景公心里惭愧，摆摆手叫乐队退下了。
过了一会儿，管事的官员又来说要演奏宫中的乐曲。接着就有“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又上前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就这样，一批表演的歌舞杂技艺人和侏儒成了刀下之鬼，按当时的法律被腰斩，手足异处。
这是有据可考的一段史事。如果没有孔子依天子和诸侯的法律办事，这些可怜的“优倡侏儒”哪里会遭到手足异处的厄运。齐景公对此“知义不若，归而大恐”，他对群臣说：“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由这件事情看开去，孔子诛少正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