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比较
孟子虽然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在当时命运不济，他学有所成之后，也像他所崇拜的孔子一样去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那一套仁义道德。他游说齐宣王，他希望比较强大的齐国能接受自己的治国理论。
齐宣王是个很难缠的主儿，和孟子交谈不少，上至“汤放桀，武王伐纣”，下至伐燕之策，该问的都问了，但就是不采纳。《梁惠王章句上》中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不妨分析一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有臣，有托其妻子于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土，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段很美妙的文字。如果译成白话，就是这样一段对白：孟子对齐宣王说，您的臣子中有个人把妻室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而自己到楚国游学了。等他回来时，假如看到妻室儿女在受冻挨饿，那么，你如何对待他那个朋友呢？宣王说，和他断交。
孟子问，假若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好下属，那么，该怎么办呢？宣王说，撤掉他的职务。
孟子又问，一个国家假如没有治理好，那么，该怎么办呢？宣王无法回答，只好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
这里，孟子的咄咄逼人令人下不来台，齐宣王的心胸也让人一目了然。因此，以孟子之直率，以宣王之心胸，孟子在齐国游说碰钉子就是预料之中的结局了。
齐国行不通，孟子又来拜见梁惠王。此时的梁惠王正是“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梁惠王正内外交困，他继任后，“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就是说，他当了国君后，三次打了败仗，与齐之战，太子申当了俘虏，得力大将庞涓也战死了；与秦交手，损失了公子卬，割让了河西之地，被迫迁都大梁，弄得国库空虚，实在愧对祖宗和国人。因此，他才“卑礼”“厚币”招贤纳士当自己的高参，以图东山再起，成就霸业。“卑礼”，就是高礼节；“厚币”，就如同今天的高待遇，这种在政治上、待遇上都舍得投入的做法，当然就是为了吸引人才。孟子此时到来，可以说机遇不错，如果孟子能像纵横家那样来一番纵横捭阖，一定会把梁惠王拿下。可是孟子改变不了自己直率的性格，一上来就话不投机，结果当然就“梁惠王不果所言”了。可以看下面一段：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国，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
这段孟子初见梁惠王的对话，很耐人寻味，梁惠王渴望得到高参点化的心情跃然纸上，张口就道：“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有利于我的国家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讲利？有仁义也就行了，如果大王说有利我的国家，大夫说有利我的封地，士和百姓说有利于自身，这样上上下下交相追逐私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孟子的回答并不是梁惠王所想听的，所以“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就是说梁惠王反而认为孟子的见解不切实情，远离实际。
有的学者对梁惠王对孟子的称呼也提出怀疑，一个“叟”字，说好了是“老先生”，说白了就是“老头子”，这对孟子来说是一个很残酷的称谓。但此说不一定成立，孟子游说惠王时已经垂垂老矣，惠王叫一声叟也可以理解。但孟子的确对梁惠王印象不佳，不然也不会有“不仁哉梁惠王也！”的说法（《尽心章句下》）。
梁惠王不信孟子之说，孟子又去了邹、鲁、滕等国，尽管他得到了各国的招待，能获一口赏饭，但没有一个国君肯采纳他的王道仁政。鲁平公甚至只听一个叫臧仓的小吏说了几句孟子的坏话，就打消了去见孟子的念头。滕文公算是个认真听孟子说教的国君，但他除了在发送他的父王滕定公时守了五个月的陵寝外，其他方面也没有实施什么。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后，也感到“所如者不合”，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与孟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邹衍。邹衍不是主动上门游说各国，而是被再三邀请才肯大驾光临。他在各国得到的礼遇显然是孟子无法比拟的。请看司马迁的记叙：
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席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邹衍在齐国受到尊重。到梁，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做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席位上向他学习，还为他修建了碣石宫，亲自拜他为老师。司马迁为此发出感慨：“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是说邹衍周游列国受到如此礼尊，这与孔子陈、蔡断粮面有菜色，孟子在齐、梁遭到困厄，岂能是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