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成就武帝大业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历了“文景之治”的汉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雄才大略的刘彻希望有更大的作为，因此需要一面比黄老之学更合适的旗帜。为了“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武帝搞了“举贤良文学之士”，听取这些知识分子的安国治邦良策。这个时候，在景帝时已经是博士的董仲舒脱颖而出，他对刘彻的三问三答成了史之绝唱，被称为“天人三策”。之所以称为策，是因为当时提出问题都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贤良们回答的意见就叫对策。
“天人三策”究竟谈了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刘彻是问如何行五帝三王之道。刘彻的疑问是：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刘彻这段话充满了对天命的困惑，他认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多少君王都想效法先王的做法以期对治世有所辅助，但都没有得到先王的真谛。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达到“三光（日、月、星辰）全，寒暑平”这样的盛世目标呢？文中表达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迫切心情。
董仲舒的对答主要阐述了天道之理。他认为，天道即国道、人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上天必先以自然灾害来“谴告”之，如果统治者不加改正，上天就又以怪异之事来警示，再不改正，那么亡败之事就劫数难逃了。
从这种现象来看，天道是充满仁爱的，是要维护人君而制止其乱的，如果不是倒行逆施的亡道之世，上天是会扶持并庇佑人君的。上天在欲使谁人为帝王时，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有了天命所至，天降祥瑞，天下之人就会如同归顺父母一样归顺于王者脚下，这是顺应天道的好处。如果逆天行道，就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叛，妖孽丛生，灾异由此而现。
关于皇帝所问的性命之情，他认为“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三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这都取决于陶冶，不能尽美。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这是因为“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的道理。
在讲了以上这番天命道理之后，董仲舒开始联系实际说事了。他认为天道之大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而天是任德不任刑的。王者顺应天意从事，就该任德教而不任刑罚，因为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
由此，他建议皇帝不能废先王德教之官，不能独任执法之吏治民，这是阴阳天道所要求的。
而要兴德教，人君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作为人君，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得到端正，邪气自然无立足之所，因此就会阴阳调，风雨时，群生和，万民殖，五谷丰，草木茂，四海归附，祥瑞皆至，这就是实现了真正的王道。
在实行了王道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以教化为最大要务，设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这样做就会刑律虽轻但百姓不犯，人们明德知礼，社会上盛行好的民风习俗。
这里的大学，是指国办的高层次的学术机构；而庠序则是地方所办的乡学，这种办学方式是西周时期就有的，后来被废弃了。董仲舒的观点十分鲜明，多办庠序，就会少些犯罪，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否则就会“教化废而奸邪并出”，这是他对教化为治国大务观点的进一步说明。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董仲舒还列举了秦朝欲灭先王之道禁文学、灭诗书，结果仅历时十四年便“国破亡矣”的反面教训，提出了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作为王者，只有修饬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才能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
第二个问题，刘彻的疑问有三：为什么同样的君王，有劳有逸、有宽有严，但结果却能天下大治？为什么说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而我们要学习的周室却朱干玉戚，用八佾之礼？为什么同样的刑罚，成康用之，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而秦用之却死者甚重，刑者相望？
刘彻对自己是应该像周文王那样“至于日昃不暇食”，还是像虞舜那样当甩手掌柜的，来个“垂拱无为”，他很疑惑，所以请董仲舒不要有所忌讳，要“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献良策。
董仲舒在这第二问的回答中充满了辨证的色彩，其治国的思想在第一答的基础上更加具体。
他对答说，虞舜是尧久经考验的五个贤臣之一，尧将王位禅让给他，他以禹为相，又延续了尧的治国之道，自然就比较超脱，用现在的话说是接了个好班，没有矛盾积累，没有棘手问题，虞舜自然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文王之时，因为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天下去殷而从周，而此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可以说文王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天下礼纲需正，百废待举，所以文王才日昃而不暇食也。日昃不暇食是时间过了饭时还没有时间吃饭之意。这两件事情说明，帝王之条贯同，而劳逸上的差别是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造成的。
对第二个疑问，董仲舒是这样回答的：
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这就是说，常玉和良玉是不同的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琢、不文、不学是不可以的，良玉不琢和非文无以辅德都是正确的，所不同的是针对的对象有差异罢了。制度文采玄黄之饰，其目的不是奢侈，而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这是立制之初所必须做的事情，和孔子所说的“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是一致的，并不是奢而不俭。
对于此策问中的第三个疑问，董仲舒的解释很干脆：成康（西周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囹圄空虚四十余载，是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的结果，不是刑罚所产生的效果。
至于秦朝，因为“师申商（申不害、商鞅）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这样，必然就出现百官虚报浮夸，表里不一，“造伪饰诈，趣利无耻”的假话和形式主义问题。加之滥用酷吏、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散亡、群盗并起。因此，才有刑者甚众，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
在解开了皇帝的疑问之后，董仲舒又建议：希望皇帝能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然后通过考试来选拔英俊之材，来贯彻皇帝的治国方略。
在这里，董仲舒有两个观点令人深思：一是若想求贤，必先养士。的确，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培养就想获得大批人才，就如同“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二是郡守、县令在教化中角色非常重要，这些地方官是“民之师帅”，师帅不贤，则皇上的德政就得不到贯彻，皇恩就不能泽被百姓，如果这些官员再“暴虐百姓，与奸为市”，那么皇上的一本好经就被念走了样。为此，他提出要列侯、郡守等荐贤举能，并视举荐情况给予赏罚，做到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以此“使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第三个问题，刘彻主要是问天人感应的问题。刘彻虽贵为天子，但对自己是否能代表天、如何来代表天还是无所遵循的，所以他此次策问是三问中的关键。
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董仲舒的回答相当精彩，这是他天人三策中的点睛之笔。他就刘彻的三个疑问分别做了阐述。
一是关于“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的疑问；
二是关于“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的疑问；
三是关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疑问。
关于前者，他认为：天是万物之祖，圣人法天而立道，博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天人之征，乃古今之道，春夏秋冬都与现实中的事务相对应。他又提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所以王者对上应谨承天意，以顺天命；对下应明教化民，以成仁性；应该制定法度礼仪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人的情欲，这三点抓住了，就抓住了根本。
董仲舒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宝贵的观点：人受命于天，所以是万物之灵。他引用了孔子“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以人为本的思想达到了无所附加的高度。
对第二个疑问，他阐述了一个“渐变”的理论。就是说凡事都有一个由小致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因此，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尧舜行天之道，尽孝之礼，所以是浸明浸昌之道。
浸是渐渐之意，浸明浸昌就是国家渐渐地往清明昌盛方向发展。而桀纣积恶在身，暴逆不道，所以恶日显，国日乱，这便是浸微浸灭之道。
董仲舒认为，上天让无道之君灭亡也不是一日而亡，也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倒行逆施的政权还能存在的原因。
第三个疑问董仲舒的观点非常明确，道既然是真理，就没有变来变去的道理，朝代的更替只是形式的变化，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就是说不能动摇天道。
他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认为尧舜禹三圣相受而守一道，这是继治世者其道同的道理，而周替暴纣，则崇尚夏、殷忠敬之礼，这是继乱世者其道变的道理。
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是说治国之策不能改革，而是说治理国家的原则不能违反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天命。
天命，在董仲舒的文章里所包含的是自然、宇宙，而大自然本身在运行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万物和谐的形态，这种形态背后所隐藏的道理与人类社会的道理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天的公平：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是很公平的，长了尖利牙齿的动物，就不让你长犄角；给了你翅膀的就让你少生两条腿，所以说大与小要相互兼顾而存在，因为所有生灵都是相互依存的。
进而，他根据这个道理又提出了“食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的观点。末，在这里指工商业。就是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有了国家的俸禄，就不能再染指其他牟利的工商业。
这种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想想看，同样开酒店，官员家的和百姓家的肯定会存在不平等竞争，所以自古有官不与民争利的说法。其实，这种思想的背后就是一种天道平衡的世界观，当官的总要给民留个谋食的空间，否则你又生利齿又长犄角，还会有别人的活路吗？
在该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独尊儒术之说，这一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从而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使儒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学。他是这样建议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始出处。当然，武帝对百家的罢黜，不是像秦始皇那样搞焚书坑儒，也没有迫害知识分子，因为董仲舒在对策中曾列举了秦“重禁文学，不得携书”的愚民政策，所以他不会重蹈暴秦覆辙。他所建议的是在官学中确立儒学的权威指导地位，从而避免指导思想上的混乱。汉武帝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与他在指导思想上的大一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方面，董仲舒可以说是功不可没。